张志扬
请允许我先做两点声明：
一、我的发言整个是针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取清理立场，一直清理到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因而我把它看做是我今生缘的“思想遭遇”；然后尽量用事实陈述句描述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是唯一一个从阴影之谷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二、但这丝毫不能得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持此判断者，对“阴影之谷”之切身性尚无意识。我的发言还根本没有触及中国问题。因此，任何引申的对比，不管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我只能看做是他人解释的权利。
下面是我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1.我要首先提出一个“前提命题”——
“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是手拉着手向世界宣战的。”
这无论在时间空间上，或事实上，或思想本质上，都是如此。
用不着去翻阅历史。仅从我们自身的经验中就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单纯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从一开始就与“救亡”不离不弃。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被西方殖民乃至亡国灭种的灾难与恐惧中接受西方启蒙思想的。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个最起码最基本的事实，不管你做何种解释。我不得不补充一句：比起“否认”来，更可怕的是——“遗忘”。而且这段历史遗忘之快只能用“强迫遗忘”来解释，大概是后续的“文革”历史伤害了秉承权力的“权力意志”自身，尤其伤害了能记忆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与“自由情怀”，以至伤害到这种程度，昔日的“侵略殖民者”可以被反证为“民主偶像”而失去其本质判断。
前提到此为止。也就是说，我并不想在这里论证这个前提，谈论启蒙思想下的殖民事实或殖民事实上的启蒙思想。
我只想静静地面对西方启蒙理性，追踪它的根源。我想弄清楚：
（1）一个自诩大白于天下的启蒙真理为什么自始至终隐蔽地支撑着冷酷的殖民事实？尽管形态有所改变，甚至有日趋“温和”之势，如直接的“军事殖民”，到“经济殖民”，到“文化殖民”，直到“新罗马帝国梦想”，等等。别误解了，“温和”趋势不是更迭，情急必须时照样“三管齐下”的，如两次海湾战争。
（2）希腊“理性善”为什么一直朝着智能化、功能化的方向走到今天“强力意志”加“功利主义”的“技术王国”？所谓融合成“两希精神”的“犹太教一神教”丝毫也没有改变它的宇宙论技术走向。
（3）人类在承担它的风险同时究竟还有何种智慧出来担当自己应有的责任？
我想先回到事情本身——
2.“前提命题”基于“临界思想”。
我这一代人（四十年代出生）是很幸运的，在中国“启蒙”的道路上，既没有先驱者“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也没有开创者“经风雨见世面”的血腥，当然也没有受惠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阳光豪迈。我们是前两代人的“幸存者”，又是后一代人的“警醒者”，因为我们的一生正好度量着“启蒙盛极而衰”的历程。
“凭吊难耐落日垂暮，夜行仍须破晓时分”。“破晓”，既是“政治”隐喻，又是“思想”隐喻。黑格尔曾把新思想看做“壮丽的日出”。
此话怎讲？
仅限“凭吊难耐落日垂暮”，有三层意思：
一层，“西方启蒙”与“中国启蒙”不是因果关系。
“西方启蒙”，“中国启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看起来前者像“太阳晒”后者像“石头热”的因果关系，然此因果并非一脉单传，作为果的中国启蒙，还有自身更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命脉以及亡国灭种的现实忧患，唯有它才归根结底决定着中国文化类型成其为中国文化类型的特质，这是任何别的短时段的源头裹挟不去的。
即便短时段看，作为因的西方启蒙理性及其流变，虽然一百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启蒙思想的现代性走向，但其间，中国不是没有选择与决断，没有唯我所用的造化，而这显然是受着中国文化类型自身传承的命脉主导。所以，“中国启蒙”并非“西方启蒙”如“西学东渐”一脉单传的殖民形态，乃是一个“中取西学”式的偏正合题，主位在我，任何偏废的研究或要求，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二层，“启蒙”仍须“被启蒙”，即“去意识形态”的正本清源。
作为特殊历史时段的西方十七、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启蒙理性，不是什么“普世真理”，它是希腊理性、罗马政治、基督教教义兴衰嬗变的结果，其本身也同样经历着兴衰嬗变。请别忘记：“二十世纪”被历史叫做“战争世纪”、“灾难世纪”！因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主要以“德法之争”的形式开启了反省启蒙理性的讨论：“已经破产”说、“有待完善”说、“现代性危机”说，直到“历史终结”说与“历史幽灵”说，等等，至今仍未了结，但启蒙之初的“永久的乐观主义”无疑消失殆尽。它特别表现为对“同一性”的根本质疑，对“西方中心论”的根本质疑、以及对“技术理性”的根本质疑。
三层，没有“一神”，“一神”亦是“诸神”，唯有无形神虚位以限制。
如前提命题所言：伴随西方启蒙主义兴起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它们两者是手拉着手向世界宣战的。它们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由此证实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体两用”的典型特征：“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以谋求真理性之名”（“批判的武器”）与“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以获取权力性之实”（“武器的批判”）。其根本目的是“权力意志”的实现，即把握主宰世界的权力。
奇怪的是，人们偏偏把殖民主义掩盖起来而只对启蒙理性的光辉极尽赞美之能事，或者反把殖民主义事实浪漫地轻描淡写地说成不可避免的“学费”与“代价”，就算完事。大概是攫权者韬晦自己对“权力性”的执迷，匮乏者只要他没有的东西吧。如此“以白掩黑”的双重遮蔽，才让西方“诸神”以“一神”面貌君临世界，致使西方抑或东方都无法做到“正本清源”以救治现代性危机。
三层意思无疑是三层深入的反省，不可偏废。既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所谓“西学东渐”的启蒙产物——在启蒙的民主思潮中，它以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无产者“平等”诉求对抗着资本主义资本“自由”诉求的西方近代传统（“民主者”为何放弃了民主大多数？）——我们蒙受它的“启蒙”，理应从它开始追溯西方启蒙理性的源头，为了最终确认自己的身份与归宿。说到底，如果西方代表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坚持“中国人”就没有意义，我们也应该跟着西方人成为“世界人”才是正经。当年我不就自称某派吗！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要说年轻一代，恐怕在座的诸位都难以想象。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已经“同原因作战”，进入“二”、“三”清理中了。
没想到，我的“礼赞”渐渐成为“凭吊”——始料未及！——非我为之，其为之者也。渐次如下：
第一次：《悼词与葬礼——评“德法之争”》（1990）此系论著发表时间，实际进入的时间起始于八十年代中后期。
第二次：《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1991）第三次：《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1992）第四次：《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2006）第五次：《“唯一的”、“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2007）第六次：《此行何处？迷途问津》（2007）第七次：《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2009）第八次：《希腊理性善的智能倾向及其伪善本质》（2009）我之所以罗列如此频繁的凭吊过程，是想表明我对“西方启蒙理性”的悲情由来已久。因为，我的前辈或后辈，大都走在启蒙的光彩中，像海涅“走在威尔莫夫人的光彩中”，赞美得忘乎所以，于是我只有走在它的阴影中——受老子之教行老子之礼：“知其白守其黑。”
请大家注意，我向来陈情的“守其黑”是与“知其白”相关生长的，人本来应该凭借智慧而临界：“知其白守其黑。”无奈人太急功近利地“取其白”而“舍其黑”，以至后来造成“以白掩黑”的双重遮蔽，事情才走到今天这般地步。我的工作并非矫枉过正地颠来倒去——“两极震荡”，而是力图还原到临界状态以寻求思想上制衡的中道。
3.西方启蒙理性的“轴心轨迹”及其指归的“阴影之谷”。
三百年来，西方启蒙理性主导“世界”。所谓“世界历史”其实是按照西方的历史编制而成的：
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陆地、海洋；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殖民主义（“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英国式革命与政治、法国式革命与政治、美国式革命与政治，等等；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冷战、苏联东欧解体，直到所谓“终结历史”的“新罗马帝国—自由精神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分明是西方启蒙理性强加给人类的一个“归属西方”的指归性概念。“指归性”表现为：“凡西方皆世界性的普遍必然的现代性，凡非西方皆民族的特殊本土的传统性，因而西方领导世界，西方即世界。”如此向度及性质，在“世界性”中已成为“先验规定”。其“轴心轨迹”可简要描述如下：
“神义论”——“人义论”——“物义论”
（宇宙论）（功利论）（技术论）
细分起来，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特征及共同的指归：
（1）希腊诸神的“类型”特征——有限即完善，一即整体，度即神即规律。
“自然法或自然正当”——“智力与强力”是安排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立法者梭伦是最早的“强力意志”论者。
“技艺”的悖论性质——“伟大的知识”与“神圣的罪业”。
“希腊悲剧”——西方最早的启蒙形式，人用自身痛苦的承担从神的惩罚中让神的义理转渡为人的义理以达到自我意识的肯定，直到解除人神界限，使悲剧不再成为苦难的警示从而让人警惕人的有限性，反而抹去了苦难与有限性的警戒，致使人不断僭越达到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