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符“斯芬克司之谜”——如此揭破“斯芬克司之谜—底”的人为何瞎了眼？古希腊启蒙所获得的“悲剧精神”如何向诗化方向转变而无视人的罪、恶、苦，最终导致对人之强力（意志）的盲目肯定？柏拉图本相的“静观”加上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净化”，事实上已经规定人为“自然人”，为宇宙论的“物义论”做了准备。人不成其为人，难道不是瞎眼！
“苏格拉底之死”与“神的智慧”关闭——“苏格拉底问题”意味着：人的知识是渺小的，“认识你自己”的“知无知”本质；尤其警醒人有“不能做”的限制；哲人职责，将民众“意见”接生出来引导到真知方向，对自诩为聪明者反讽其“真理”的伪善，由此维护人的知识的正义限度——中道或中庸。然而，“苏格拉底之死”，意味着苏格拉底指向的“神性维度”关闭而“人是万物尺度”的智能胜利。
“知识即德性”——逐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取向为宇宙论逻辑理性（希腊后期即希腊“理性善”完成转向“功能化”：“好坏优劣与是非对错结成逻辑同盟”）。
（2）“亚里士多德上帝”即“宇宙论”上帝——中世纪，人可以用必然性逻辑证明上帝存在，因而上帝也成为必然性本身。于是有“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的上帝何干？”的置疑。
（3）“知识即力量”——近代启蒙时期，人借助自然科学力量使“神义论”完成转向“人义论”。知识的“德性”规定被知识的“力量—功利”规定所取代。
“殖民主义兴起与东扩”——传承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基督教圣战的东扩趋势。
“强力意志”——一个公开秘密的宣示：自然本性高于神性。强力意志乃自然本性的顶点：顶点即没落、剥夺被剥夺。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主人道德强力意志为“主宰世界”的内部争夺。
（4）“知识即功利”——现代人的“单子化”：新“三位一体”（“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之“唯我种族中心主义”。
“技术—物欲—大众同质化”——显白的奴隶道德（民主的欲望快乐原则）掩盖下的主人道德（扩大的贵族等级制）。
“知识即技术”——现代及现代之后，技术挟持科学走上“自我证成”的“高速公路”，从而让“人义论”完成转向“不属人”的“物义论”。
（5）“智能人时代”——人的生殖与制造、克隆共存，即人与机器人共存于智能星球（“行星工厂”）。事实上，如果按照“性”的纯粹自身满足，抽离生殖、抽离爱，那么，将来总有一天机器人或克隆人的性工具将是最好的性满足对象——“人是机器”的命题最后胜利了。“物义论”彻底完成。
上述五时段沿途的所谓“进化”无非是突出“强力—功利”的一面而牺牲其他文化素质、节制与关怀，如此形成共同的指归：“伪真理性”服从“强力性”——剥夺者被剥夺的永恒轮回：神被人剥夺——人被人剥夺——人被物剥夺。其知识表现：知识的德性规定（人面向神性）——转变为欲望、功利规定（人面向人的本能）——转变为技术规律的自我证成规定（人面向物性）。
“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渡我们”。但这个“神”已不是世界中现行的“诸神”，而是亟待显现的“无形神”，以实施对“诸神”的限制，进而实施对“技术王国”的限制。它不是来自任何人的善良愿望，而是来自人类的灾难与苦难，来自无数剥夺者被剥夺的事实。
按照西方理性，不管是启蒙理性，还是科学理性，它们只能沿着自己的“一义性僭主制”方向求解：如“科学造成的灾难只能靠科学解决”。陷入埃舍尔悖论：一条自己咬住自己尾巴的蛇。结果是留在“潘多拉瓶子”底里的最后灾难“希望”行使最后的审判——“伟大的知识”即“神圣的罪业”——同归于尽。
这里回想一下维特根斯坦对“逻辑”与“罪”的沉思，或许正是时候。例如，维特根斯坦对“摩尔论证”的批判具有指控理性逻辑僭越罪的隐喻性质。
摩尔曾举起自己的手说：“这是我的手。”以此证明经验逻辑的确实性。
维特根斯坦几乎耗尽了临死前的最后智慧指出，错不在经验的实在性，而在它背后隐含的“论证确信”——即“说出”的背后支撑说出的法则“显示”。如果，“这是我的手”代表的论证确信成立，那么，“这是我的感觉”、“这是我的思想”，其背后的支撑就是“我感觉怎样就是怎样”、“我思想怎样就是怎样”，法则如此。它们都如贝克莱所言：“感知即存在。”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即绝对存在”所集大成的西方形而上学，无一不是受此“论证确信”的影响。归根结底，这种论证确信来源于“上帝创世”：上帝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万物，于是，上帝本身构成了人与万物先天同一的根据。但是，“人模仿上帝”与“人是上帝”之间有一个死亡断口。这就决定了“人模仿上帝”的逻辑隐含着“人是上帝”逻辑原罪。
与此类似，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工业革命导致（说出）“技术理性”的无限膨胀，它背后支撑的“法则”（显示）同时表现在两个方向上：（一）宇宙没有人不能认识的；（二）自然是人取之不尽的源泉。于是，人自身与外部世界都在人的僭越中失去了应有的界限。今天地球的灾难归根结底都是这两方面的“逻辑罪”僭越招致的恶果。
4.谁在说：“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吧！”
据说，“西方启蒙理性”中有三位先生——“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福先生（自由）”；他们是判断世界乃至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唯一尺度，差别仅在于，“德先生”、“赛先生”、“福先生”三位先生谁是结构“中心”，以此盘算“启蒙”任务在今天完成的进度。
换句话说，“民主”、“科学”、“自由”，已经像算术题及其得数先验地摆在那里了，就看我们算了九十年最后对不对得上答案——“差的补上，错的改正。”
难怪福山先生比我们的算术算得好，他的结论已经出来：苏联东欧解体证明，“西方自由精神”最后胜利，因而“历史终结了”。
但是，比福山更地道的西方人——“两希精神结合的现代化身”德里达把他狠狠地嘲笑了一番，说他根本不懂西方历史，因为福山并不知道西方的历史上空至今仍徘徊着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马克思的“幽灵们”……岂止这些“幽灵们”！
从“科学”中变异出来的“技术”开口说话了：
“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
5.西方某些人历来心照不宣。
上述“轴心轨迹”，在西方思想史上乃隐蔽在形形色色真理的形而上学科学中，其近代则尤其隐蔽在显白真理的“西方启蒙理性”及其“技术科学意识形态”中。尽管形而上学科学真理像走马灯式的变换不居，但“轴心轨迹”从没有偏离“权力意志”的轮回。对此，某些哲学家尤其是政治哲学家，历来心照不宣。只有极少数临界思想家才指引到“阴影之谷”，寻求另类出路的尝试。尽管收效甚微。
换句话说，如此显隐关系实非我刻意为之，事实上西方人从来没有真正掩盖它，他们中的少数人总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强调着它，任何浪漫化的偏离都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致使他们内部的上乘教育从来没有在自己的“老底”上自欺欺人。只是传到非西方人的耳朵里，不知怎么变成了一片光明的“白色神话”。或许，落伍的非西方人太需要“真理”、太需要“强力”了吧！——要“强力”并不难，“做大”并不难，难的是“大而化之”的智慧早已无人问津了！
所以先生们，没有纯粹光明的“白色神话”这回事——“纯粹的光明如同纯粹的黑暗一样，什么也看不清”。一百多年来，我们就是被这“纯粹的光明”领着走的，而且还生怕自己不够自觉而被拖着走地落后挨打，故而把“救亡”喊在“启蒙”的前面，以为解决“救亡”就是为了“启蒙”。须知“救亡”就足以让我们踏上“启蒙”的技术科学之途。“科学—自由”了，西方这样那样的“民主”哪有做不成的？它们实在无关“科学—自由”的大局，就像它们一直无关“资本—自由”的大局一样。到那时，与“启蒙”相关的“救亡”，岂止是一个民族的救亡？哦，言重了，微瑕岂能掩科学自由盛世之瑜。
抱歉，打搅了！
2009年5月30日海甸岛
附录
关键词界定
“智能”：与“智慧”相区分，属柏拉图“线喻”第三层即“可知世界”第一级，倾向数学—几何学（“数字与图像”）、音乐等形式指引的（“科学与艺术”）知识功能化，与“真”及其“知性真诚”相关联。
“伪善”：中性，与“至善”相区分，首先取决于人为（“伪”）的实用目的（“技艺”），如果没有更高的智慧钳制引导，最后则走上“不属人”的无主体的“技术”科学物化形态。
“宇宙论”：与“神义论”或“人义论”相对，只相信主宰宇宙的是自然逻辑。如，“在一个由物质（‘基本粒子’）、运动和相互作用构成的宇宙里，其规律皆可用数学公式表达。理性、精神、情感等等是如何可能的，在当代心灵哲学中，亦都能找到合乎规律的表达。”亦称“物义论”。
“自我证成”：如图林机，能和人同时回答人设置的问题。这个事实表明，制造图林机的科学家必须先行图林机化（C），因而，以科学家为智能标志的人所设置的“人（A）&机（B）”问答，相对于图林机原理（C）而言，实乃“自我证成”（A=B，∴C）。进化到这一步的“物义论”正是以“人义论”的牺牲为代价的。
标题说明
本文是2009年7月29—30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文化论坛”上的发言稿。
事前，6月中旬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借古典学答辩的惯例在哲学系做了同样题目的讲演，对听者的各种问题做了回答。如：
有问：“你有一种潜在的倾向，它超出了‘中西之争’甚至越过了西方‘古今之争’的界限，而是对源自古希腊理性的整个西方思想提出了特征性的检省，还原它的‘诸神’面目。”
答：“这也正是我要问的。西方思想是否把人类引向了风险？‘人类在承担它的风险同时究竟还有何种智慧出来担当自己应有的责任？’我们能够重新回归人类的总体智慧，找到真正的相辅相成者吗？（我说的不是相反相成）——这是任何一种文化类型自身具有的：只有知道自己文化类型的根本限度，它才能尊重其他文化类型而相辅相成。它显然超出了西方意识形态化后即殖民化后的现行视域，但深受其影响的我们有回答它的意志与能力吗？”
等到参加“中国文化论坛”会议时，我却放弃了发言。意识到，“启蒙”，在多数人那里还是利益与责任，只在少数人那里才成为危机与使命。这篇本来就在“弱对称”中的陈述性文字只是对可陈述者陈述一个隐蔽在明白中的事实。仅立此存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