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张丰乾
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几个可能
张：杜先生，人文学科的方法论问题，讨论很久了，因为这似乎是我们传统中比较缺乏的部分。现在很多学者重新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围绕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比如西方挑战与中国回应、经典诠释的不同向度、格义与反向格义等。相对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杜：现在在人文学方面，有一个思潮值得注意，就是关于诠释学的兴起。西方人文学的发展是和诠释学密切相关的。而研究中国人文学的学者比较关注的是关于经典解释学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要特别寻求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另外，台湾“中研院”的文哲所，杜先生长期担任该所学术委员会的召集人。从筹备到成所，当时讨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应该是什么，大家一致的看法是经学，经学传统当然和诠释学有密切关系。到底将来会不会发展出完全是关于人文学的，和自然科学方法完全不同的方法，这中间有一个线索。
十八世纪以来，因为科学理性越来越强，有些学者，比如意大利的维柯（GiovanniBattistaVico，1668—1744）和德国的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提出人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后来，C.P.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发表过著名的谈话，突出人文学和科学的冲突问题。这中间例子很多，你们应该很了解。在文学、历史、哲学的研究中，观察者和参与者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自然科学的研究，不需要认同他研究的细菌、分子结构等；但在人文学方面，对于研究对象的认同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讨论过的“体知”的问题。波兰尼（MichaelPolanyi，1891—1976）提出“默会之维”（tacitdimension），他认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也必然是有的，不可能只有完全是外在的知识。这样说来，自然科学和人文学在认识论方面，从经验和体知的角度，是可以沟通的，并不是不相干的。在美国学术界，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越来越自然科学化，越来越注重量化和分析，越来越注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分离；同时，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渗透到人文科学。但这是不是唯一的途径，还可以考虑。事实上，另一方面，人文科学的具体化、时间性、不可重复性的方法，也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参照。我觉得由此可以逐渐地讨论人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有一种情况需要破除，就是还没有达到理论分析的水平，没有达到学术规范，而拒绝论证、说明和辩难的主观臆断。另外一面，即使是不能量化的、个体性的、超越性的、不可言传的内容，也要尽可能地给予证明、解释和表达。
张：方法论的意义在于它的普遍有效性，但是在人文学科，特别是中国思想与文化方面，有人认为实际情况是“法无定法”，或者说，所谓方法实际有很强的个性特征，所以还是古代那种“秘传”的方式比较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杜：要注意个人的（personal）和私人的（private）之间的区别。我每次在英语世界里作如此分疏时，都会引起共鸣。“隐私”是任何外力，包括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权侵入的。而个人或者个性化的方法，和“隐私”不同，个人有很深感受的方法，恰恰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而且还有成为公共资源的可能。所以，首先要超越主观主义，不能把学术研究私有化，这是最重要的方法。但是要建立主体性和客观性，主体性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主体性、客观性、超越性联在一起，是儒家的老传统。再考虑一下“体知”，实际是经验之谈。
我原来和日本学者源了圆关于东方宗教有一次长谈。希腊哲学中有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野，思辨理性强调分析、论证和表达，实践理性强调身体力行、心领神会，但是这里面有差别，举例来说，知道自行车的机械结构和会骑自行车的专家，完全不可类比，前者是专家，后者是普通人。在东方宗教当中，怎样把一个原来是只有体验、冥想的精神修炼用精致的语言或符号表达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即使要体会那些“不可言传”的内容，也要经过严格的方法论的训练，这样可以使那些“秘传”的知识尽可能讲出来，讲清楚。
学术职业与学者品位
张：这可能是您经常被问及的问题。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对象的儒学是历史上的儒学，这方面的研究是纯学术的，但同时儒学又应该是当下华人世界基本的价值源泉，应该适应现实需要，儒学及儒学研究的这两方面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无紧张和冲突？您如何理解或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杜：一方面学术职业化是大潮流，比如，韦伯（MaxWeber，1864—1920）指出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教授和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完全不同，这个潮流难以阻挡。所以，只要在学术界做研究，大概都要满足学术机构所要求的基本条件，也就是最低要求。最低要求的背后还有很深的意义，很深的意义在于要从这个最低要求出发，慢慢要深化，慢慢要细致，慢慢要和你的生活相脱离，做纯粹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和你的道德素质没有关系。我觉得其中有非常健康的方面。你想一想，学术的政治化，学术的道德化，学术的感情化，都是不健康的。所以，学术的职业化，注重学术素养、学术规范，我非常赞成。这个潮流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什么可质疑了。在美国，一个学者的聘用、升职，唯一的标准是看他已有的或刚刚创发出来的学术成果，而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其他的因素如果带进来就没完没了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非常值得注意，就是一个完全技术性的学者，和一个有创意的学者，有领导能力的学者，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在哲学领域，有些学者强调“品位”（taste）。罗蒂（RichardRorty，1931—2007）提出了edifyingconversation或edifyingphilosophy的问题，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准确翻译，就是有启发性、可以受用的谈话或叙述是学术和思想诞生的重要途径。所以，学术界内部的高下判断是有很多途径的。一般认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善于钻营的、急于事功的、完全不顾大环境的学者，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成功，也不会有大的成就。而那些大的学问家、科学家，可以和最好的文学家对话。大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素质也都是很高的。
关于儒学的研究者和他自己的形象与社会上关于儒学的印象和儒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德行方面为人们所不齿的人，他在学术上也做出成绩，比如可能在《易经》的解释和处理其他复杂的学术问题方面有所建树，也值得注意，你不能说他很坏就否认他的价值。另一方面，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其他，基础的问题还是做人的问题。但是，问题也比较复杂。这样的例子很多，学术界也一样。另外，学术界越来越和社会生活分离，形成了他自身的逻辑，在广义上，都应该鼓励。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倪德卫（DavidNivison）原来是学哲学的，在分析哲学方面很有造诣，他关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也很有影响。但是，他也是以固执出名，连最亲密的学生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也不能容忍。1983年，他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发表一篇长文，提出武王伐纣的年代是公元前1045年，这是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推算出的。文章被接受发表以后，他一天到晚给编辑打电话，以至于编辑忍无可忍才罢休。没过多久，他又提出武王伐纣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040年，而他的学生班大维（DavidPankenier）提出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后来李学勤他们的夏商周三代工程从多种角度推算出的武王伐纣年代也是公元前1046年。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他的执著没有价值，他的研究没有贡献。实际上，从考古断代的角度，即使按照他讲的公元前1040年，和公元前1046年其实是非常接近了。
西方理论与本土资源
张：儒学是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特别是中国哲学免不了要透过西方哲学的概念、理论框架和思考模式来观察中国哲学的内容，有些是牵强附会甚至扭曲变形，有些则带来思想的火花和新的启示，这不同结果是如何发生的？二者的结果不同是否因为方法的不同而造成？如何避免不好的结果？如何获得最积极的成果？
杜：不仅儒学如此。好几代，特别是五四以来，学术界乃至中国文化界的知识结构中，西方的文化因素已经很浓厚了。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很多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而言，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海外汉学界所确定的。在哈佛，研究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学系，都是使用该地区的语言教学和写博士论文。而一些研究中国思想的外国学者，虽然对古汉语有深刻的研究，却不能用中文口语交换学术观点。我在柏克利（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时有一位同事，叫谢弗（EdwardSchafer，1913—1991），或译薛爱华，感谢齐思敏（MarkCsikszentmihalyi）教授校对英文拼写。他是研究唐代很著名的汉学家。我曾经问他有没有兴趣去中国访问，和中国学术界交流，他说，“交流”？我的唐代就在楼上——他的书房，他对于当代人的成果完全没有兴趣。我想这是不合情、不合理的，但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我期望美国的汉学研究和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和美国的日本研究一样，主要的议题都由我们来确定。国内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另外你们这些既熟悉本国资源，又知道国外情况，“知己知彼”的学者越来越多，假以时日，或长或短，情况会改变。
但是，也要注意方法论的“自我反思”，越是意识到自己方法论背后有一系列“预设”，越是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扎实、深刻。同时，也要自觉意识到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一项“共业”，那当然要遵循客观的标准。西方汉学家的方法很多还是值得借鉴。比如，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关注于地理和名物的考证，就是要落实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具体时间。这些问题在中国学者看来可能很不重要，但是他有钻研的精神，做一些非常细致的工作，完全是出于兴趣。
张光直（1931—2001）先生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任何考古学的理论，都要经过中国材料的检验，这一点大家比较认可；另外一个说法是，中国学者要有国际视野，中国的学术成果要得到国际的承认，就必须用英文发表，才有更多读者，这一点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也不要忘了另外的例子，就是一些很优秀的中国学者的英文成果在西方影响很大，而在中文世界不被足够重视。比如，刘若愚（JamesJ.Y.Liu，1926—1986），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关于中国文学，特别是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但是中文学术界，还是仅有专业人士知道一些关于他的成就。
所以，我们在哈佛—燕京社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就是希望有一些学者，他们的研究非常专，他们的方法很精到，精到的意思是，他处理自己文化传统中的问题，和他的研究对象有很好地配合，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的大理论。这些工作做得非常细，非常好，但是在做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又能从更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的成果的解释力不再局限于地方知识，而是可以扩展到更宽广的领域。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关于法国或者欧洲中世纪的，但因为有很好的方法，所以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目前，具有普世意义的学术，大部分是来自西方的，开始从巴黎、从伦敦、从柏林、从康桥，然后大家都在讲。我们期望，最起码在21世纪，有来自香港、广州、北京、上海、济南和其他中国地区的学术成果，因为有很深刻的意义，可以成为全球范围的知识。这是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学术立场与知识分子
张：您一方面是教授、学者，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华语知识界对您的期待其实也各有不同。我听说香港有几位知名学者，陈方正、金观涛和刘青峰，曾请您在中文大学附近的一家会所吃饭，说知识界对您有很高期望，但是您认同儒家思想，比较可惜，希望您能放弃。他们是不是希望您成为社会领袖？另外，您自己以不同身份撰写文章，组织学术活动，有没有构思或表述方式的不同？
杜：是的。他们在很好的地方请我吃很好的饭，倒不一定是希望我在社会上发挥什么作用，而是觉得我思想开放，但是认同儒学，有些抱残守缺，如果放弃儒学，会在学术界、思想界有很大贡献。我说其他都可以考虑，这一条不行，我从十四五岁就对儒学有感情，现在成了看家本领，如果放弃了，即使有很大影响，也没什么“功”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