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飞向宇宙。我所乘坐的“运载工具”，不是直上九霄的太空飞船，也不是“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而是哈勃天文望远镜的观察数据，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等的研究成果，是具有科学性、探索性的猜想与推论。例如：近观“九星联珠”，百年不遇的辉煌天象，体会“太空阅兵”的味道；飞越“银河”，进入“河外星系”的神秘世界，统计双星、聚星与单星的数量；看“超新星”爆发，光度增强一千万倍，相当于几十亿个太阳，标志的不是新生而是死亡，多么辉煌的“回光返照”；登“第二级星系团”，一个已知的宇宙的最大结构，长5亿光年、高2亿光年、宽0.15亿光年，天文学家们为它起了一个雄伟而动听的名字——长城，可地球上又有谁能充当为之歌哭的孟姜女呢？听当代杰出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用语音合成器演示一百五十亿年前的那场大爆炸，开天辟地，从此有了时间和空间，“宇宙的边界条件是它没有边界”，我连想象都感到窒息，他却拿出来一个果壳，说宇宙就在其中，“从果壳上的皱纹看时间的涨落，从无边界的有限探星系的起源，你不妨纵身入内，既可以做里尔克的笼中豹，又可以做庄子的逍遥游……”时空的浩茫，反衬出地球的渺小，人是渺小的渺小的渺小……短暂的短暂的短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
以上的两次云游，分别写进了我的两本书中，也成了我探索奥秘，追问存在，思考人生，尘世泛舟的背景。
五
帕斯卡尔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却对此一无所知。”的确如此，宇宙虽然浩茫，恒久却无知，人尽管渺小，短暂却有知，无知者无识无欲、无情无意，有知者有识有欲、有情有义，知、情、意三个方面构成了人的精神、思想，亦即灵魂。其中，知指知性，关系到人的知识和智慧，是求真的；意指意志，关系到人的伦理和道德，是求善的；情指情感，关系到人的和谐和幸福，是求乐的。然而，人求真却达不到全真，求善却达不到至善，求乐却达不到极乐，有时达到的甚至是其反面，人的境况就很可悲了。但是人能够进行这种追求，这是宇宙中的许多东西，如日、月、星辰，山、水、林、石等做不到的，人在这种追求中又显示出他的伟大。所求的达不到，达到的非所求，人的伟大和可悲就构成了人的悖论。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终有一死。当扛大镰刀的死神叩门，不管你是否接纳，割生命如割河草。尊崇如帝王一旦奉召，不敢有半秒延误；富贵如巨商一夜缉拿，连一根金条也无法带走。它是从不落空的讨债，强行拿走构成你的那些物质，去供他人甚至猪狗享用；是自我意识的烛灭，无论时间与空间怎样地交叉、撞击与打磨，永远不能第二次点燃……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感和虚无感，逼得人要向死而生，珍爱生命，发愤图强，过好此生。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同是在湖北兴山到神农架木鱼镇的路上，同是作家乘坐的中巴与人交车差点儿出轨，柯平面无人色，我却照睡不误。其时是2006年8月15日下午，暮色初降，风雨如晦，偏偏又碰上修路，堵车，改道，一路泥泞，一路牢骚，早把坐在靠山一面的我折腾得困了。柯平坐在靠溪沟一面，每次拐弯都惊恐不已，特别是见到那辆拉石料的货车，愣头青般地直撞过来，逼得我们这辆中巴急向右偏，前右轮仅距悬崖一寸，怎不吓出一身冷汗？晚上九时半总算到达木鱼镇，三十五公里竟开了近三个小时！
住进旅馆后，柯平告诉我：1990年10月，“武当杯”诗歌大赛颁奖会在武汉举行，会议安排获奖诗人去神农架，他因故没有参加。但听诗友们说，在回来的路上，很可能就是今天这个地方，也是天气不好，也是交车，他们乘坐的中巴一下子冲到悬崖边缘，两个前轮悬空转了好几圈，吓得大家往后坐，再也不敢动一动，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夜幕降临了，来往的车子大大减少，那时他们还没有手机，无法与外界联系，不要说讲话，连咳嗽都不敢，唯恐一不小心重量失衡，连人带车都摔下深渊。他们就这样无望地等待救援，或者干脆说——等死，留遗嘱的权力亦被剥夺，足足等了六个小时，犹如等了一辈子……获救后，他们都认为自己死过一回，这条命是捡来的，必须抓紧时间，尽快成名，一度影响中国诗坛的“中年写作”、“学院派与民间派之争”，便是他们提出和发起的。
难怪柯平那么紧张，我听了也止不住后怕。柯平一度庆幸他避开了那次危难，没曾想在十六年后还是遇上。“风，雨，修路，夜，四个因素都齐备了，看来早有定数，受之有因，却之不恭。”好在有惊无险，死亡体验反而促进了生命力的亢奋，这年秋天，他以一本《诗话浙江》获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奖。
六
提及死亡，我与之打交道也不止一次了。
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日寇侵略者的铁蹄尚未踏进我的家乡——湘西沅陵，但由于湖南省政府、新闻机构、厂矿企业及江、浙、长沙一带的院校先后内迁该地，日机的空袭三天两头连续不断，“跑警报”、“钻防空洞”成了沅陵人的家常便饭，我因此得了一个“警报儿”的乳名。听我母亲说，生下我才二十天就遇到空袭，她背着我，牵着四岁的姐姐，和父亲一起逃到北门（原北城门已废弃）向隆海家里。把我放进摇篮没多久，警报又叫了，母亲抱起我就往外跑，父亲和姐姐连忙跟上。还没赶到尤家巷，随着“哗哗哗哗——嘭咚”之声接连响起，敌机的炸弹从天而降，树上、房上立即挂满了手、脚和人头……心惊胆战的向隆海冒着危险回家，发现一块大的山石滚穿屋顶，将摇篮砸得粉碎。他一脸土灰又不无幸色地跑来告诉我父母：“你家彼德运气好，命大，只差三分钟！”五十年后，我将此事告诉小儿子并写道：“只差三分钟！一口冷气便抽倒∕我经营五十载的高大建筑∕小儿子不认识警报器∕误以为是一种高级玩具∕不曾想摇出的是钢铁蚱蜢∕是编队飞行、饱和式轰炸∕是灯火管制、阳光与空气的限量配给∕维纳斯窒息在防空洞里∕现代人倒退回穴居时代∕被迫以一天天为单位生存∕海明威般活着阅读自己的讣告。”
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亲人之死。1959年我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次年父亲病重去世，又一年姐姐车祸身亡，我几乎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全靠甲等人民助学金和一级生活补助费维持，且住院手术一次，人瘦得像干柴棒。那几年我经常在想：人为什么会死？既有死，何必生？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我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些问题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是不好公开提出来讨论的，只能悄悄地问要好的朋友和老师，但是他们也回答不出来，我只好独立思考。《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曹丕在《典论》中更明确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枯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那么，我就搞文学，当做家和诗人吧，这是我念中学时立下的志愿，也符合已故的父亲和姐姐的期望。然而，我却多次受到批判，说是走“白专道路”，重业务轻政治，有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在南开的五年，我一直比较压抑，毕业分配本来是去北京《文艺报》，却被调包到浙江省杭州一中。我欲哭无泪，半个月体重减轻了十多斤。之后又多次争取下农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以为那是当做家的环境——但均未能如愿。直到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杭州市掀起了一个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热潮，尽管教师没有下乡的任务，我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一连写了十三次申请书，足足要求了一个月，终于获得批准，跟随知识青年去黑龙江省同江县插队落户。我在那里一待十年，当过农民，做过共青团工作，担任过农村公社和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对社会有了全面的了解，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参与了“农业学大寨”的起伏过程，经历了政治的反复与冲击，见证了一个地区的矛盾与嬗变，获得了高潮过后的冷静与充实。在这十年中，我追寻过北极光，探访过挖参人，遭遇过暴风雪，见识过武开江，迎接过鲑鱼汛，聆听过“依玛堪”，还一次涉险差一点沼泽没顶，两次中毒均死里逃生……这一切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在乌苏里江上》、《烈马萧萧》、《赫哲新歌》等组诗相继在《黑龙江文艺》、《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1975年与1978年连续出版了两本诗集。由于文学上的成就，1978年10月我从黑龙江调回浙江，正式进入了文学界，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秘书长、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主编、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主任，至今已出版诗、小说、散文、评论近40本。历时十四年，绕了个大圈子，我总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个“点”，把自己定在了“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