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明”，即公正光明之意。此章紧承“严明”一章，强调仅有严刑峻法还不够，功赏罪罚还要公正、公平，处事力求高明、精明，举荐人才则应秉持公心。
怎么做到“公明”呢？曾国藩拈出“知人”、“晓事”二义，指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蒤暧，则为小人。”胡林翼则标举“明是非”、“讲节义”，以为“是非不明，节义不讲，此天下所以乱也”。可见，“公”有辨别是非、赏罚公正之意，“明”则有光明磊落、明白无欺之意。如果说，“尚志”、“诚实”、“勇毅”强调内在的修炼，“严明”和“公明”则偏重外在的操作，同样是治兵大计，不可须臾偏废。
原文和注释
1．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1〕曰：
“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
2．窃观古今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蕙）［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介之推：一作介子推、介推，春秋时晋国的贵族。他曾从晋文公流亡国外，文公回国后赏赐随从臣属，他和母亲隐居绵山（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而死。
文公找寻不到，还曾以绵山作为他名义上的封田，后世遂称绵山为介山。又传说文公烧山逼他出来，他因不愿出来而被烧死。曾国藩此语本《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其文云：“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
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文公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顾亭林〔1〕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3．大抵莅事瑏瑠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瑏瑡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惭）［渐］实矣；能实，则（惭）［渐］平矣。
4．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
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瑏瑢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瑏瑣。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瑏瑤固谬，狂狷瑏瑥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蒤暧瑏瑦，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5．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
（以上曾语）。
白话今译
1．皇上把生杀予夺的大权，授予将帅，犹如东家把银钱货物，都托付给店中的伙计。如果保举将帅不加选择，太过泛滥，他们看待皇上给予的官爵和名位，就不会很爱惜。这和经营商店，一味把财货贱价出卖、随意浪费，那么店中的伙计看待东家的东西也就不再爱惜，是同样的道理。介之推曾说过：“窃取别人的钱财，尚且称作盗贼，何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略加修改为：
窃取别人的钱财，尚且称作盗贼，何况借皇上的官爵和名位，来收买一己之私利恩惠呢？我虽忝居高位，却不能挽回此种颓唐不振的风气，想想，真是非常惭愧。
2．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大乱之世，一定先是淆乱是非，颠倒黑白，然后才会导致政局动荡，灾害也就如影随形地降临。屈原之所以激于义愤，自沉于汨罗江而毫不后悔，也正是因为对当时是非淆乱的局面深感痛苦。所以他说：兰芷已经不再芳香，荃蕙也都变成了茅草！又说：本来时俗就是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他感伤是非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正直的人难以立足的地步。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世，也由于朝政混乱，是非颠倒，而后才有小人得志，君子惶惶不安、无所依托的乱象。由此推及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一定是先有是非颠倒，准则无依的局面，然后才会导致政绩不佳，无可称道的结果的。赏罚之事，当根据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而定，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于维持是非的公正，则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顾亭林先生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3．一般而言，做事当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两种：一是高明，一是精明。同一个地方，登上高山去看，独见其辽远；登上城楼去看，独见其空旷。这就是所谓高明。同一件事物，主观臆测其重量，就不如用秤来称量更准确；单凭眼力去观测其长短，就不如用尺子测量更精确。这就是所谓精明。大凡高明之人，想要降低心志和要求，以求很快达到平实的境界，并非那么容易的事。不过，如能做到事事精益求精，轻重长短，丝毫不差，就会渐渐达到“实”的要求；只要能做到“实”，离“平”也就不远了。
4．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应当和别人同分；凡是有名可求的地方，也应当与别人共享。身居高位的人，应当以知人、晓事为职责。
知人，诚然不易学到；至于明晓事理，则可以通过阅历和勤奋学习来掌握。说到晓事，就是指无论对同志者还是反对者，都可以通过慢慢开导、启发诱导的方式，以求达到和衷共济、团结一心的目的。
如果不晓事，则会处处碰壁：挟私怨固然办错事，秉公心也会办错事；小人不晓事固然会办错事，君子亦然；虚与委蛇、毫无原则的乡愿之徒会办错事，洁身自好、有所不为的狂狷之士，也同样不能幸免。不晓事倒也罢了，如果再加上不知人这一条，那么，无论办什么事都永远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所以说，这绝不是什么和协通达之道。
5．所以，常言都说，分辨君子和小人最为重要。而我则认为，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今天能知人、能晓事，你就是君子。明天你不知人，不晓事，那就是小人。寅时你是公正光明的，那就是君子；卯时你变得偏私卑琐，那就是小人。
所以，每当众人一致诋毁或一致赞誉某人的时候，我私下里都会默默思考，审慎分析，绝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
（以上曾国藩语）。
原文和注释
6．举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则须循名核实。否则，人即无言，而我心先愧矣。
7．世事无真是非，特有假好恶。然世之循私以任事者，试返而自问，异日又岂能获私利之报于所徇利之人哉！盍亦返其本矣。
8．天下惟左右习近不可不慎。左右习近无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