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朝廷爵赏，非我所敢专，尤非我所敢吝，然必积劳乃可得赏。稍有滥予，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实足以败坏风俗。荐贤不受赏，隐德必及子孙。
10．国家名器，不可滥予。慎重出之，而后军心思奋，可与图后效而速成功。
11．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
12．是非不明，节义不讲，此天下所以乱也。
（以上胡语）。
白话今译
6．举荐人才不能不打破常规，但要做到名实相符。不然的话，即使别人没有闲言碎语，自己也先要感到惭愧了。
7．世上的事，没有真正一成不变的是非，只有一时的虚假的爱憎好恶。然而，世上那些徇私舞弊的人，试着扪心自问，有朝一日，那些获得私利的人，难道真会报答为他们徇私舞弊的人吗？那时，他们大概就要露出本来面目了。
8．天下的人，只有那些自己身边的、特别亲近的人，才特别须要小心谨慎地防备。如果身边没有正人君子，那么，真正的良友的谏诤直言也都听不到了。
9．朝廷的爵位奖赏，不是我敢专擅定夺的，更不是我敢吝啬不给的。但是，一定要屡有功劳的人才可以得到奖赏。如果赏赐稍滥，则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反而会败坏社会风气。推荐贤才虽然不一定都受到赏赐，但暗中所积之德，一定会泽被子孙。
10．国家的名号和权位，不能胡乱给人。只有慎重地封赏，才能凝聚军心，奋发图强，这样，才可以共同谋划将来，迅速取得成功。
11．天下只有不明事理者，才会怀疑人；真正明白事理的人，是不会怀疑人的。
12．不明是非，不讲节义，这正是天下所以混乱的根本原因。
（以上胡林翼语）。
原文和注释
13．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学问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以上曾语）。
守其雌：以柔弱的态度处世。语本《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
白话今译
13．如果我们知道天时是永久的，我们所经历的却很短暂，那么，当遇到忧患和不顺的时候，就应当稍加忍耐，等待一切转危为安。如果知道大地是广博的，我们所居处的地方实在很小，那么，每当遇到争名夺利的情况，就应当退让不争，淡然处之。如果知道学问是没有边际的，我们所见到的十分有限，就不敢因为有一得之见而沾沾自喜，而应该考虑择善而从，虚心自守。如果知道世事变幻无常，永无尽头，而我们所能做的事不是很多而是极少，就不敢以一点微薄的功名而自夸，而应当考虑广荐贤才，共图大业。只有这样，自私之心，自满之见，才会渐渐消除干净。
（以上曾国藩语）。
原文和注释
蔡按：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者也。
昔贤于用人一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中堂〔1〕，而劾李次青〔2〕，不以恩怨而废举动，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左中堂，即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人。道光举人。咸丰初年，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赞襄军务。1860年，太平军连克苏州、杭州等地，曾国藩、胡林翼等极力保举，清廷特旨任为四品京卿，招募“楚军”五千人，率以援浙。寻授浙江巡抚，闽浙总督。1864年，攻陷杭州。继攻灭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嗣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制造轮船。旋任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在兰州创办制呢局。1875年（光绪元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消灭入侵的反动政权，收复新疆，对新疆的政治、军事进行整顿和改革，建议改新疆为行省，加强边防，兴办义塾，厘正赋税等，有力地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俄伊犁交涉中，积极备战，挫败了沙俄侵占伊犁的阴谋。1881年，调任军机大臣。寻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赴福州督办海防，积极支持台湾军民的抗法斗争，并选募恪靖军赴两广前线参加抗法战争。病故于福州。著有《左文襄公全集》。
李元度（1820—1887），字次青，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今平江县爽口乡沙“村人。道光举人。咸丰中入曾国藩幕，官至云南按察使。中法战争爆发，赴广东协助彭玉麟办理军务，迁贵州布政使。著有《南岳志》、《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等。
［近世名器名位之滥极矣。幸进之途，纷歧杂出。昔之］用人讲资格，固足以屈抑人才；今之不讲资格，尤未足以激扬清浊。赏不必功，惠不必劳，举不必才，劾不必劣。或今贤而昨劣，或今辱而昨荣。扬之则举之九天之上，抑之则置之九渊之下。得之者不为喜，失之者不为歉。所称为操纵人才、策励士气之具，其效力竟以全失。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既有此权，则应于用人惟贤、循名核实之义，特加注意。能于一小部分有所裨补，亦为心安理得。
（以上松坡评语）。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语本《吕氏春秋·去私篇》，其文云：“晋平公问於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而且应当以能否知人晓事，作为判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虽然是有感而发，所持观点还是很正当的，并非一时愤激之言。用人是否得当，取决于知人明达与否；办事是否得力，取决于晓事通透与否。不知人就不能用人，不晓事如何能办好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正在于能否成人之美，济人之事。如果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处理失当，以致于贻误大局，就算你心里并无私心杂念，也终究难以得到宽恕啊。
以前的贤人在用人方面，“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仁厚，光明正大，所以能垂范百世。曾国藩先生举荐左宗棠，弹劾李元度，不因个人恩怨而影响正当的推荐和弹劾，一代名臣的宽广胸怀，自足以流芳千古。
用人论资排辈，固然容易压抑委屈真正的人才，但今天完全不论资排辈，也未必就能够真正激浊扬清。赏赐不须有功，恩惠不必有劳，举荐的不一定是有才能的人，弹劾的也不一定是有劣迹的人。有的人今天虽贤良而过去很卑劣；有的人今天受侮辱而昨天很荣耀。表彰某人恨不得将他捧到九天之上，贬抑某人又恨不得将其置于九渊之下。如此，则得到奖赏的人并不觉得欢喜，得不到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缺憾。称扬表彰，本是操纵人才、激励士气的工具，现在其效力竟完全丧失殆尽。要想挽回补救这种局面，其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不是我们可以过问的。不过，因为我们身居将校之职，在一部分范围之内，特别是在用人方面，也绝不是没有一点权力。既然有此权力，就应该在贯彻用人惟贤、循名核实的原则上，特加注意。即使是在一个很小的部分内，能有所补救，也就可以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
（以上蔡锷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