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经历了二十年社会转型的急剧动荡之后，其政治态势已基本稳定，其经济形势已开始复兴。然而，细观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型和态势，却尚未完成“复兴”和“软着陆”。用中国学术界熟识的词汇——“史学危机”、“哲学贫困”和“文学疲乏”来形容俄罗斯学术界曾经面临并至今仍未终结的状况似乎不为过。俄罗斯学术界路穷思变，力图从俄国学术文化传统、苏联学术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从当代国际学术思潮中寻找“催化剂”。以“文明史观”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文化史”和“文化学”是俄罗斯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它既是19世纪俄国古典文明史观的复兴，也是学术界对急剧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环境和冷战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际环境的一种回应。
一、文化史与文化学：相互关联的两个亮点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俄罗斯翻天覆地般的社会转型，其学术界也进行着研究内容、方法和范式的急剧转换。它的基本趋势是：长期居支配地位的，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不论是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还是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均被抛弃。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历史学和哲学处境最为艰难。曾几何时，在苏联时代，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地位最显赫、最具权威性和政治指导性的学科。苏联史学成就巨大，独树一帜，不容忽视。何兆武先生评价：“苏联史学的发展有过七十多年的历史，富有它自身的特点，曾对世界史学界、尤其对我国史学界有过很深的影响。”［1］（1）然而，过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和约制，使得苏联史学与苏联模式一样呈现出扭曲的形态。历史学即是政治，即是党的方针和路线的反映。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钦科院士在1991年表示：“从20年代末开始，在史学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不是科学研究的内部规律，也不是社会对历史学越来越广泛的兴趣，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党的机构对历史科学的干涉。历史学的任务是为党目前推行的政策提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经常被迫成为官方要求下的对过去事件解释的注释者和说明者。”［2］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利扬院士在1998年也曾指出，“今天所产生了的历史学危机感，其主要的和所有的责任不是反映在历史学的个别现象上，而是反映在历史学的本质上”，“我们应当承认，历史学危机本身标志是存在的。然而这是旧思想、观点和方法的危机”。［3］于是，在“填补历史空白点”口号下，全国掀起了一股历史热。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在重新反省六十余年苏联历史的发展，而且政治学家、档案学家、经济学家、诗人、作家、戏剧家甚至家庭主妇都投身到填补“历史空白点”的浪潮中。俄罗斯史学家感叹：“这是多么令人奇怪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历史学家。”［4］（3）哲学同样拥有着昔日的显赫地位和今日的相同遭遇，近二十年来同样经历着学科转型的“苦难历程”。中国学者安启念先生评价：“七十年的历史表明，苏联哲学与苏联政治是共进退、同荣辱的，离开二者的关系，苏联哲学的发展历史就难以解释。”［5］一夜之间，大学和科学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机构要么被迫解散，要么改换门庭。
历史学和哲学处在俄罗斯社会剧变和学术转型的风口浪尖之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俄罗斯政治、经济和外交向西方“一边倒”的同时，学术界也开始了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全盘西化”。新自由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实证主义、新史学和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地、甚至不加选择地移植到学术研究之中。其结果，缺乏原则性、违背规律性和丧失根基性的学术转型差强人意。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历史学方面，“我们是如此努力地填补着历史上的‘空白点’，以至于没有发现，不仅历史上没有了‘空白点’，而且连历史本身也不复存在了”。［4］（3）于是，俄罗斯学术界开始认真思考出路，尝试现代学术趋势与本国学术传统的结合。
在史学研究领域，文化史（Историякультуры）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了社会史（Социальнаяистория）。成为当代俄罗斯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大学里普遍地设立俄国文化史教研室，开设不同时期的俄国文化史课程。具有代表性的如彼得堡大学历史学系的“西欧史与俄罗斯文化史教研室”（Кафедраистории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设立于1996年，教学目标是“在基本的历史教育基础上，强化文化史，首先是俄国和欧洲文化史领域的专家的培养，该专业既区别于文化学，也区别于反映在具体文化领域（语文学、艺术学、音乐学、戏剧学、哲学史和宗教史等）技能的个别专业”。教研室主任是语言学博士、文艺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以及近代俄国文学史家卢坚科（Ю.К.Руденко），成员也由拥有艺术学、文化学、语言学博士学位人员组成。（参见：http：//www.history.pu.ru/struct/cathed/culture/general/history.htm。）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设有“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学部”（Отделениеисторииитеорииискусства），领导该学部的是罗蒙诺索夫奖金获得者格拉谢科夫（В.Н.Гращенков）院士。下设“俄国艺术教研室”（Кафедр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искусства），教研室主任为艺术学博士、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图尔钦（В.С.Турчин）教授，该教研室讲授从古至今的俄国艺术史问题。该系还设有“俄国文化史实验室”（Лаборатория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现在“已成为全俄在这一领域研究最著名的中心之一”，9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10卷本的《俄国文化简史》（Очерк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19世纪俄国文化简史——社会文化领域》（Очерк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XIXвека.Общественнокультурнаясреда.）（参见：http：//www.hist.msu.ru/Labs/RusCulture/Cultur.htm）出版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与文明史的著作。代表著作如：泽金娜等：《俄国文化史》（ЗезинаМ.Р.идр.КультураРоссии.ⅨⅩⅩвека.М.，1998.中文版由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雷巴科夫：《18世纪俄国文化简史》（РыбаковП.А.Очерк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ⅩⅧвека.М.，1990.）；科什曼：《19世纪俄国文化简史》（КошманЛ.В.Очерки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ⅩⅨвека.М.，1998.）；谢缅尼科娃：《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СеменниковаЛ.И.Россиявмировомсообщес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Брянск，1996.）；利哈乔夫：《思考俄罗斯》（ЛихачевД.С.РаздумьяоРоссии.М.，1999.中文版书名为《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卡拉—姆扎：《苏维埃文明：从苏联建立到卫国战争胜利》（КараМурзаС.Советскаяцивилизация：отначаладовеликойпобеды.М.，2005.）；卡拉—姆扎：《苏维埃文明：从卫国战争胜利到今天》（КараМурзаС.Советскаяцивилизация：отвеликойпобедыдонашихдней.М.，2005.）；伊戈尔：《文明搏击中的俄罗斯民族》（ИгорьШафаревич.Русскийнародвби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2004.）。研究领域涉及了许多全新的或从前较少涉及的内容，如贵族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贵族生活史、决斗史、首都和外省文化史、婚俗史、农民史、商人史、政治文化史、性别史、城市生活史等。
在俄罗斯颇有影响，已数次再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的作者，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娃在该书序言中曾申明：“首先是历史经验问题以及人们生活的历史经验问题的重要性，在任何时期都从来没有像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那样的紧迫。这些问题不仅仅，甚至不光是让学者，而且还使各种各样的公民着迷。到处都有关于俄国历史的争论：在公共汽车上、吸烟室里、工厂车间乃至厨房里。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正是国家历史，以及对它的评价在人们中间划分出了要比对今天的实际问题评价严重得多的鸿沟。当前政治形势的不可救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精英和社会仍然不能正常地看待现实进程，不能以过去经验参与现实进程。到处是使公民困惑的震荡的神话和政治。历史的阴影将仍然长久地制约着我们，如影随形一般。但是首要的是认识我们自己本身，认识我们的社会的特点。已经到了由正面批评或者暗中挑战转向科学分析的时候了。历史的世界观（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在俄罗斯永远是最重要的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而在苏联时代控制几代人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产，而新的世界观尚在缓慢的和困难的形成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里的祖国历史的教学就拥有了全民意义。必须帮助青年大学生认识俄罗斯社会的历史特点，帮助他们形成远离国内战争综合症和苏联时代所养成的陈规陋习的世界观。”她宣布：“本教科书的任务是给出俄国历史道路的完整观点，从文明角度展现不同社会水平的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清楚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历史资料运用于比较分析之中，将俄国史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历史作比较。”［6］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或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学科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是当前俄罗斯学术界另一个更大的亮点。“这个年轻的学科取代了以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课程，标榜其宏愿是以新的方式思考世界，取代两极化的经典语话，从而使人们可以理解当代世界的发展及俄罗斯在其中的地位。”［7］许多大学的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纷纷设立文化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并且出现了众多的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变身”为“文化学教研室”的突出现象。例如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建立“文化学学部”（отделение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内容包括了“艺术学”、“历史学”和“哲学”。教学计划包括“世界文化史和理论”、“文学和艺术史与理论”、“美学”、“宗教史”、“符号学和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学”、“日常文化”、“实用文化学”、“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跨文化交际”。（参见：http：//www.msu.ru/info/struct/dep/philos.html）。彼得堡大学哲学和政治学系于1993年授权设立“文化学和哲学人类学学部”（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ифилософскаяантропология），1997年设立“文化哲学和文化学教研室”（кафедрафилософиикультурыи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后改名为“理论和应用文化学教研室”（Кафедра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иприкладной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上述机构宣称“继承了彼得堡历史文化学（卡列耶夫，拉普—达尼列夫斯基）、米提亚学（格列夫斯，多马什—拉什杰斯特文斯卡娅，卡尔萨文）、东方学（斯图卢威，谢尔巴茨基，奥林杰堡等）、比较文化学（马勒，日穆斯基，维谢洛夫斯基等）等学派的传统。该系“现已成为全俄文化学（наукокультуре）教研中心”。（参见：http：//philosophy.pu.ru/？pd=16&l=2）1990年开始出版《文化·传统·教育年鉴》，1996年开始出版《文化学》杂志。199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第一次制订了经过大学五年学习取得文化学专业学位所必需的标准。随后教育部设立了文化学副博士学位，2000年又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在俄罗斯高等教育和学位序列中“文化学”专业编号为020600。教育部规定文化学“赖以为基础的是，一整套社会经济和人文学科、实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教育，以及通过专业课程深化的、一个周期的专业学科教育，包括撰写三份作业，通过一篇论文答辩和进行教学实习”。［7］与此同时，大量的涉及文化学理论和实践的著作、教科书和工具书予以出版。仅1991—2005年，就有大约百余种文化学教材和专著出版。代表著作如：孔达科夫：《文化学：俄国文化史》（КондаковИ.В.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историякультурыРоссии.М.，2003）；特罗菲莫娜：《俄国文化学史》（ТрофимоваР.П.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М.，2003.）；沙波瓦洛夫：《俄罗斯学》（ШаповаловВ.Ф.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М.，2001）；斯捷潘诺夫：《常量：俄罗斯文化辞典》（СтепановЮ.С.Константы：Словарь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М.，2004.），等等。研究领域包括俄罗斯文明与世界文明、性别与婚姻、民族性与国家性、俄国与西方、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普世主义等。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玛尔莱娜·拉吕埃勒（MarlèneLaruelle）在《文化学——俄罗斯新的“老套思想”》（TheDisciplineofCulturology：ANew“ReadyMadeThought”forRussia）中指出：“文化学同样还说明俄罗斯知识分子重新把握某些包罗万象的解释性思想，寻求能够解释、接受和涵化十五年来所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化的理论钥匙的需要。”［7］在许多院校，文化学课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成为跨学科和专业的人文教育体系的核心课程。俄罗斯高校的文化学课程一般在大学二年级开设，约一百学时。名称多为“文化史”、“文明史”、“世界文化史”、“俄罗斯文化史”及“文化史及理论”。文化史和文化学课程被俄罗斯教育部和教育界视为帮助大中学生树立世界观、价值观、爱国主义观、国际主义观的重要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文化”、“文明”、“文明史”的概念较早地出现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19世纪欧洲史学家以及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笔下，但“文化学”这门学科在欧美大学课程中从未独立存在过。而在当代俄罗斯，却是方兴未艾。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文化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当代中国学术界有关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在“第七届中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讨会”（重庆，2004年）、“第八届中国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讨会”（上海，2005年）、“首届俄罗斯学国际研讨会”（北京，2006年）、“首届俄罗斯学建设和中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北京，2006年）、“首届俄罗斯文化国际研讨会”（北京，2006年）上都提出了建立综合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长中国“俄罗斯学”（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的设想和具体规划，这种学科创新思想已经在一些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在一部分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参见张建华：《历史学视角：关于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考》，《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2期）。
在当代俄罗斯学术界，无论是“文化史”的“复兴”还是“文化学”的“凸现”，其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问题视角的基础都是“文明史观”（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подходкизучениюистории）。文化史主张按照文明进化线索书写历史，文化学主张按照不同文明形态来思考世界。
从历史角度来看，“文明史观”对于俄罗斯学术界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文明史观”在当代俄罗斯政治、社会和国际背景之下似乎又被增加了一些新鲜的东西。
文明史观也即是文明史研究范式，即将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将人类历史看成不同文明演进的历史，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承认不同文明的多元性和共存性特点，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性规律。
“文明史观”之于当代俄罗斯学术界，是复兴，还是重建？这正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重要问题。
二、俄国学术传统中的“文明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