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在自然地理上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它在文化地理上和政治地理（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景观，形成了俄罗斯文化多元性和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结合部特征。从9世纪末的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立国开始，俄罗斯就走着一条明显的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特发展道路。从10世纪的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时代到18世纪的沙皇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到19世纪的亚历山大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到20世纪初的革命与改革所引发的社会激变时代，到红色苏联领世界风云之先的时代，再到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急剧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时代，它的统治者和知识界始终困惑于俄国文化地缘和政治地缘的定位问题，并致力于探索一条适合俄罗斯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
俄国知识界提出“文明史观”是从18世纪初彼得一世“西化”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界对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地缘环境的认识开始的。
彼得一世大规模和强制性的西化进程的严重后果导致俄罗斯社会分裂。未来持续数个世纪的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和西方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之争即源于彼得一世改革，准确地说源于社会分裂状态下的“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在上层与下层、在东正教会与世俗社会、在普通百姓和知识阶层中出现程度不同的“欧洲与俄国”、“西方与东方”、“文明与本土”之争。
俄国思想家冯维津即是在上述背景下，于18世纪80年代在《俄语语言爱好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下列著名命题：（1）俄国文化与西方（欧洲）文化的差异性。即：“为什么许多在外国被认为是聪明的人，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傻瓜，相反，我们这里的聪明人在外国常常是傻瓜？”（第15个问题）“怎样杜绝两种对立的、有害的极端倾向：第一种，似乎我们的一切都是丑恶的，外国的一切都好；第二种，外国的一切都是丑恶的，我们的一切都好？”（第19个问题）；（2）“我国的民族性格是什么？”（第20个问题）；（3）俄国文化胜于西方（欧洲）文化。他提出的理由是：“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8］（8）如果从19世纪初俄国思想文化界划分出的两大阵营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和主张来看，冯维津应当属于“斯拉夫派”，因为他“过分赞扬俄国社会生活而贬低法国社会生活，部分地是出于对俄国上流社会的法国狂的反对”。［9］普希金称他是“所有俄罗斯人中最俄罗斯的人”（Изперерусскихрусский）。由此，“西方与东方”和“欧洲与俄国”，这个基于对东西文明差异认识基础之上的问题——冯维津命题被提出来了，它推动尚在形成之中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深入思考，并反映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战之中。俄国知识阶层在19世纪30至50年代展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即是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应该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即赫尔岑所称“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Сфинксрусскойжизни）。随着争论不断深入，最终划分出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两大营垒。西方派主张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固步于自己的传统，俄国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
在早期的文化史著述中，英国和德国学者中存在着对“文化”（Kultur）和“文明”（Civilization）的不同理解和偏好。德国文化史学家长期以来有使用Kultur的习惯，似乎这个词更能反映人的精神创造力。而英国文化史学家不仅习惯使用Civilization一词，而且还常常将Civilization和Kultur连用。如英国著名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曾强调：“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0］（1）在俄国历史上，同样也有对“文化”（культура）概念的理解和词意之辩。“文化”在19世纪上半期，对于俄国思想文化界来说还是一个新词，它经常为“启蒙”（просвещение）所代替。当代俄罗斯文化学家卡尔明认为普希金时代“文化”一词已为世人所知，但普希金“实际上却没有使用过它”，当他写到“欧洲的启蒙（Европейскоепросвещение）停靠在涅瓦河畔’的诗句时，这里的启蒙（просвещение）一词就和‘文化’（культура）相通了，只不过前者更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罢了”。［11］（9）例如，斯拉夫主义的奠基人基列耶夫斯基在1852年所写的《欧洲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ОхарактерепросвещенияЕвропыиегоотношениикпросвещениюРоссии）中所谈文化均是使用“просвещение”。
国际学术界认为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文明史观的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他的《路易十四时代》。英国史学家古奇在《19世纪历史和历史学家》的最后一章“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中持如是说，参见：古奇：《19世纪历史和历史学家》（GoochG.P.HistoryandHistoriansintheNineteenthCentury，Boston，1959），波士顿1959年版，第573页。最早的文明史著作是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所著的《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到法国革命》和《法国文明史》。而在俄国最早系统论述文明史观的当推达尼列夫斯基和他的《俄国与欧洲》。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军队败给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联军，俄国与西欧国家和西欧文明，以及与土耳其文化和伊斯兰文明的巨大差异性再度充分显现，促使俄国知识界深入思考。
达尼列夫斯基率先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тип）的概念，他罗列出了世界上曾经存在以及尚存的10种“文化历史类型”：埃及、中国、巴比伦—腓尼基、印度、伊朗、希伯来—犹太、希腊、罗马、伊斯兰、日耳曼。他认为：“最主要的特点应该建立在文化历史类型的差别之上，这个差别即是相对独立的区域的、社会的、日常的、工业的、政治的、学术的，艺术的，一句话，历史发展的独立的和有特点的计划。”［12］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古代文化展现其特色，希伯来犹太文化历史类型建立在一神教原则之上，罗马文化历史类型建立在法律原则之上，日耳曼文化历史类型建立在认识原则之上。而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尚未最终形成，但它将建立在正义思想（Идея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的原则之上。
达尼列夫斯基强调不同文明犹如人之肌体一样必须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经历从童年到壮年最终到暮年的历程。他认为每个文明的控制力的影响力最多维持四百至六百年。据此，他断言欧洲文明和欧洲民族（特别是日耳曼文明和日耳曼民族）已经走完了其“盛世壮年”阶段的16—18世纪，已现垂暮之迹，而斯拉夫文明和斯拉夫各民族却正在经历着“繁荣”，19世纪和即将到来的20世纪将是斯拉夫世界的“鼎盛”时期。
达尼列夫斯基继承了斯拉夫主义者的理论武器，着重强调斯拉夫文明与西方（西欧）文明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他据此推断斯拉夫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因文明差异而引发的战争“或迟或早”是要爆发的。“能够与已经在文明上统一起来的欧洲对抗，只有统一的斯拉夫民族。”“每一种斯拉夫人：俄罗斯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我也想把波兰人包括在内）——以上帝和他的神圣的教会的名义——斯拉夫世界的思想将组成一个崇高的理想，高于学术，高于世界的财富……”［12］而泛斯拉夫主义和斯拉夫民族的联合，不仅可以抵抗西欧天主教——日耳曼文化势力的入侵以及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而且将起到均衡欧洲乃至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他特别强调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民族在斯拉夫文明中所占据的特殊的和领导性的地位，即“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作为唯一的独立的斯拉夫国家的俄罗斯身上”。［12］达尼列夫斯基的同时代人斯特拉霍夫称赞：“达尼列夫斯基作为最大的斯拉夫派的一员、包含了对于世界历史独特观点和斯拉夫主义学说完整法典的《俄国与欧洲》一书的作者，而在历史文献中著称于世。”该书“应该涉及被称为斯拉夫主义的我国文献流派，因为这本书立意于对斯拉夫世界精神独特性的思考之上。同时这本书深刻地和完整地涉及上述问题，因此它能够被称为斯拉夫主义完整的教义手册或法典”。［12］（ⅩⅩⅥ，ⅩⅩⅧ）在达尼列夫斯基和《俄国与欧洲》之后，“文化史”和“文明类型”已经成为俄罗斯学术界较为常见的学术视角。
俄国著名的哲学家索罗维约夫在考察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идея）的概念，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意识的核心部分，是“关于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生存的问题”。［13］他提出了“三种力量”说，将东方穆斯林作为第一种历史力量，这种力量“完全地要消灭人类和确立惨无人道的神”；西方文明是第二种历史力量，它“首先试图确立对无神论者的排斥”；第三种力量即是“俄罗斯思想”，它是“神的力量的代表者”，它的使命“也许仅仅是高级的神的世界的启示”。［13］“文化史”和“文明类型”还体现在当时的高等教育之中。俄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瓦西里耶夫（汉名“王西里”）自1855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开设“中国文化史”（Историякитайскойкультуры）课程。授课内容包括：孔子以前中国古代教育，儒学的意义，孔子的生平以及汉代初期以前的儒学传播史，印度、藏传佛教及汉佛经之差别，古代佛教书籍——大乘和小乘佛教文献，中国佛教历史及流派等。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侨民思想家和政治家米留科夫作为编外副教授在1892—1895年担任莫斯科大学的“俄国文化史”课程的讲授，并且为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学术荣誉。1918年米留科夫移居国外，他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两卷本《俄国文化史纲》的写作和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与德国成为交战厮杀的敌对方，促成俄罗斯学者从文明差异的角度考察战争的原因和后果。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1914年完成的《俄罗斯灵魂》中警告：“如今斯拉夫与日耳曼种族酝酿已久的世界性斗争终于爆发了。日耳曼风尚早已渗透进俄罗斯的深层，俄罗斯的国家机构和俄罗斯文化也已经悄悄地日耳曼化了，俄罗斯的肉体和灵魂都被它们掌握着……俄罗斯人民几乎准备接受这一点：唯有德国人才能领导他们，使之文明化。”［14］他强调斯拉夫文明和日耳曼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神选的民族是各民族中间的弥赛亚，是唯一负有弥赛亚使命和预定目标的民族”，在他看来，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俄罗斯不能像东方那样限制自己，站在西方的对立面。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14］别尔嘉耶夫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年轻的作家高尔基，他在1915年写出了《两种灵魂》。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国国内的社会思潮十分活跃，意识形态领域显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潮以及保皇复辟主义思潮极为活跃。一些学者认为俄国正在经历“文化危机”和“文化毁灭”，他们称苏维埃政权是“愚昧的、粗野的、无知力量的胜利”。《俄罗斯报》断言：“我们祖国正在毁灭。我们文化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他们借提出文明史观的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大做文章，1922年，别尔嘉耶夫、弗兰科等人出版了《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文集，在书中继续他们的文化源于宗教的观点，强调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渎神”的理论，十月革命是一场“渎神”政治运动，它们摧毁了传统的俄罗斯文化的正常发展途径，造成了俄罗斯文化的毁灭，因此这场革命迟早是要失败的。社会学家索罗金1922年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论战争的影响》，宣扬社会生物学理论，宣称社会是它的成员的机械组合，引起社会革命的原因是战争和饥饿，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提出所谓的苏维埃社会的动物本能和自发的经济规律。
列宁于1922年3月，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上发表了重要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宣布他们是一群“披着科学民主主义等等”外衣的“有学位的僧侣仆役”。列宁号召，必须同这一类现代“‘有学问’的农奴主作斗争”。《共产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战文章，批驳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同年5月19日，列宁给契卡主席捷尔仁斯基写信：“捷尔仁斯基同志！关于将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应该认真准备此事，没有准备就要闹笑话。请认真讨论有关措施。”［15］1922年8月22日，第一批共一百七十四人乘“哈根市长”号客轮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索罗金、洛斯基、弗兰科和伊兹高耶夫等。因此被驱逐者哲学家居多，因此也被称为“哲学家船”事件（Философскийпароход）。参见：格拉瓦茨基：《哲学家船：1922年历史专论》（ГлавацкийМ.Е.Философскийпароход：год1922й：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этюды.Екатеринбург，2002.），叶卡捷琳堡2002年版。
俄罗斯学术界关于“文化”、“文明”研究的重心也随之移到国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侨民中的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思潮。1921年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依、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在索菲亚出版《走向东方》文集。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斯拉夫主义思想，认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是一个独特的欧亚世界。萨维茨基认为：“欧亚大陆不能只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部分，应当一分为三，即欧洲、亚洲和欧亚世界（或称‘欧亚俄罗斯’）。”［16］其结论是，俄罗斯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寻找和坚持自己的道路。
自此，文化史被视为“旁门之学”，文明史观被视为“资产阶级史学观点”退出苏联史学舞台。历史学和哲学都以斯大林定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苏联哲学家马尔卡良在20世纪60、70年代尝试研究文化学，并且使用了“局部文化”（Локальнаякультура）术语，但是当时的研究是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下进行的。这一时期，尽管还有标有“文化史”类的著作出版，但核心是描述和张扬“苏维埃文化”（Совет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和“族际文化”（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культура）。
三、文明史观在当代俄罗斯：复兴还是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