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国家经济被拖垮了。由于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在经济实力不如美国的情况下，军费开支相当于美国的两倍。苏联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和远洋海军，把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到1978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已占世界首位。苏联为了同西方对抗，二十年内军费增加了7000亿卢布，入侵阿富汗又损失了600亿卢布，在中苏边境建立军事基础设施就耗资2000亿卢布（当时1卢布兑换1.6美元）。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开支在国防和巩固华沙条约体系上，苏联人民会生活得更好些，仅为这些目的的正式开支就占苏联年预算的23%，还不包括非正式拨款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里根搞所谓“星球大战”就是要拖垮苏联，正是抓住了苏联经济这个弱点。
二是经济结构畸形，忽视和轻视国内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了影响，国内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加深。军事工业为重中之重，苏联实际军费开支占其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65—1980年期间高达18%—23%。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扩军备战的高峰期里，大约把每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用于军事目的。在非军工领域，出于争夺的目的，重点仍然发展钢铁、机械、金属等传统的重工业部门，而对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等现代高科技反应不敏感，没有抓住科技革命这个机遇。民用工业既不受重视，也不发达，一些起码的日常用品都感缺乏，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苏联模式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
三是苏联的形象受到影响，降低了它在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尤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抛出勃列日涅夫主义，维护苏联模式，甚至输出革命，很不得人心。如果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寒心，那么入侵阿富汗则使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失去信任。勃列日涅夫主义成为臭名昭著的所谓“共产主义的门罗主义的翻版”。
四是地缘上扬短避长。阿富汗战争使苏联的腹部更加突出，地缘劣势暴露无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2］。如果说，苏联的主要对手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陷入“越南泥坑”久战不胜，美国总统尼克松果断撤出，使美国侥幸脱逃，那么勃列日涅夫恰恰重蹈了美国的覆辙，并且在劫难逃。勃列日涅夫还继续恶化中苏关系，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中国，企图摧毁中国的核武器，逼中国就范。原来的盟国中苏之间，发生了战争，这就更使苏联四面树敌，极为孤立，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陷入被动和困境。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执政，他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内容有：在核战争年代，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人类的利益大于阶级利益，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只有共同的失败者；在军事上，主张“合理足够”，不谋求优势，反对军备竞赛；在外交上，淡化意识形态，主张对西方妥协、让步，发展与西方的合作，因为“我们同在一条船上”；在文化上，认同西方的价值观，放弃意识形态和势力范围之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思维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欢迎。苏联不仅多次对西方做出重大的让步，而且苏联军队退出了东欧。戈尔巴乔夫的退让激发了东欧和苏联国内一些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东欧随即发生了剧变，华约、经互会解散，并且影响到苏联，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
1989年，东欧发生了剧变，倒向了西方，苏东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同盟分崩离析。苏联这么一个令世人生畏的超级大国，也土崩瓦解了。虽然苏联的全球攻势一度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地位，苏攻美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超级大国，但这种地位是以恶性膨胀发展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的，是建立在粗放耗费资源和低效率的经济、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地位是表面的、虚弱的、不可能长久的。苏联的经济实力支撑不起其霸权主义野心。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进攻外交是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退让外交，以及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有些学者指出，“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社会的大震荡和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勃列日涅夫时期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表面上看似乎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而实际上却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并且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实在是大大得不偿失的”［3］。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争夺战略当时似乎表现为苏联的“兴”，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为苏联的“亡”奠定了历史基础。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虽然风光一时，其本人也成为在西方大受欢迎的“政治明星”，但他的外交思维没有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脱离了国际政治的实际，结果在现实中遭到了惨败，无原则的“退让”外交葬送了苏联。
三
列宁创立苏联，是为了争平等，十月革命是一种赶超，虽然方法比较激进。但俄国落后于西方，赶超西方，挑战西方，代表了俄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斯大林争强国地位，人民愿意为了国家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暂时做出自我牺牲，也算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性格，但同时也损害了别国的一些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争强权、霸权，虽然打的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号，有时得逞，失的却是苏联和苏共的国际形象。戈尔巴乔夫搞的是带引号的“改革”，没有掌控好局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使人民思想混乱，对苏共、苏联彻底失去了信心。
如果像西方学者那样把苏联称为一个大帝国，那么无论其形成还是解体就恰像一棵卷心菜，分四个层次：形成时由里向外，渐次扩展；解体时由外入里，渐次深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时，最核心层是俄罗斯；其次为斯拉夫国家，即白俄罗斯、乌克兰；再次为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地区；最后为中东欧国家。其影响最盛时一度波及中国、朝鲜、蒙古、越南、阿富汗及中东，甚至远达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苏联的解体，从东欧开始，然后波及波罗的海、高加索等地，再次深入斯拉夫民族中的乌克兰，最后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自己也独立。苏联成了一个空壳。苏联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总统，被架空了，回天无力，只能怆然辞职。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消失了。
苏联解体，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失势，不是失败，更不是战败。相反，这么天翻地覆、影响世界的变局没有伴随着暴力流血、冲突战争，而基本上是和平的“天鹅绒”方式，倒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民族的素质。
近年来，俄迎来了不与世界任何大国交恶的战略机遇期。在外交上，俄罗斯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俄罗斯实行全方位、无敌国外交，淡化意识形态，发展务实外交，重视经济外交和商业利益，实行灵活的务实主义，争取利益的最大化，能源外交搞得有声有色。俄提出建立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理念，成为新兴经济体“金砖四国”之一，并提出建立国际金融和经济多中心的战略构想。
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上，俄罗斯态度强硬，毫不含糊。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俄战略重心也在东移。俄罗斯致力于努力改变苏联在人们心目中霸道、好战、不讲道理、民族利己主义的形象。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外交基本上具有反战、灾难救援和争议地区利益平分的特点。例如，反对西方军事打击南联盟、伊拉克等等，对中国、日本等国发生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与中国就黑瞎子岛领土、与挪威就有争议领海等利益进行了平分解决。同时，俄罗斯在极地，尤其是北极问题上的所作所为颇为令人关注。
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在苏联解体二十年后又重返世界，成为一个不可轻视的战略力量。俄罗斯到底还是俄罗斯。谁也不敢再像苏联解体之初那样把俄罗斯看成一个失败者。俄罗斯重新成为全球玩家，这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奇迹。当然，俄外交中仍然看得出一些苏联时代的残余。例如，独联体作为一个地区组织独而不联，虚多实少，对于俄罗斯其实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然而俄罗斯对独联体仍然恋恋不舍，情有独钟，其中难免就有过去帝国的情结在起作用。俄经常使用断油、断电、断气等办法对付相关国家，而这种手段，对于国家信用、国家形象未必有利。另一个极端，是外交上过于逐利和实用主义，会使人对俄的国家原则性产生怀疑。外交是要以实力作支撑的，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了一个从急剧衰弱到重新崛起的过程，但过分依赖能源、资源的经济结构积重难返，其转型和改变非一日之功。经济不强仍然是限制俄外交影响力的一个瓶颈。“王者归来”的普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李兴：论十月革命与世界体系问题［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
［2］АдреевИ.Г.ГеополитикаимировыевойныХХв//СШАиКанада［J］，1999，No.11．［3］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李兴：俄罗斯梅普组合的“东倾西向”外交［J］，新视野，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