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夕，文学作品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暴露与批判色彩，但大多局限于暴露苏联体制内人们道德缺失以及管理不善等方面的问题；而苏联解体初年，暴露的范围更广，批判的矛头也直指苏联的制度、体制等。索尔仁尼琴的“两部分小说”（由两个章节构成、有两个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对苏联社会进行重新思考，阿斯塔菲耶夫的一系列战争小说对卫国战争加以否定，马卡宁的小说《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鲜明地批判了压抑个性的苏联审查制度，其他如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奥库扎瓦的长篇小说《被取消的演出》、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苏联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经过一段时间对苏联体制大加挞伐的热潮之后，作家开始审视当前的生活，审视民族发展历程，进入理性的反思阶段，反思苏联，也反思正身处其中的这个自由社会的生活，很多作品表现出对现实的失望以及对未来民族之路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丰富多样，主题也各有不同。政治小说中，邦达列夫的政论性极强的小说《百慕大三角》对1993年10月“白宫事件”进行反思，巴克兰诺夫的《于是来了趁火打劫者》对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进行了具体描述并发表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乡村散文”中，拉斯普京的一些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把批判矛头直指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制度，表达了对现实的满腔忧愤之情，同时也将拯救俄罗斯的出路寄托在东正教上。叶基莫夫的《皮诺切特》反映了农村在集体农庄面临崩溃时出现的问题，扩而言之，俄罗斯正是这样的一个农庄，过去的一切都要消失吗？过去的道路是完全错误的吗？那么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作者也把这样的疑问留给读者。与“乡村散文”相对应，“城市小说”反映的是当代城市生活的困惑与迷茫：波里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和沃洛斯的《不动产》展示了解体后都市人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军队或者战争小说中，帕夫洛夫的《公家神话》和《卡拉干达九日记》揭露了苏联时期军队的种种黑幕，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通过战争反思人性，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描写卫国战争，巴普琴科的《山地步兵旅》以一个普通士兵的眼光描写车臣战争。一些以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员的活动为主题的作品尤其引人注意：莎拉波娃的《恐怖的太空梦》塑造了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沃伊诺维奇的《纪念像的宣传》通过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命运都与斯大林塑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反思历史，告诫人们：个人崇拜要不得。扎洛图哈的《新式共产主义者》通过儿子这个“新式共产主义者”与资本家父亲的斗争，提出一个严肃的历史性问题：俄罗斯，你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一些类似反乌托邦的小说也对俄罗斯乃至人类的未来进行思考：科兹洛夫的《夜猎》和托尔斯泰娅的《克斯》（中文译本名为《野猫精》）都对未来具有一定程度的警示作用。一些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小说，如瓦尔拉莫夫的《圆顶》和乌利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通过现实与幻境或梦境的相互观照，表现人物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精神探求。以沙尔古诺夫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更多描写的是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生活。从这些作品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当代俄罗斯作家深怀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国家发生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依然保持着一颗对现实充满忧患、对危机四伏的祖国痛惜乃至哀怨的、律动的知识分子的心。他们继续对“谁之罪”、“怎么办”以及国家前途、民族未来等问题的扣问，穿透历史的纷乱扰攘与现实的沉沉暮色，在抚慰人民心灵的同时不忘以理想之光为他们照亮前程。
五、兼收并蓄、多元发展——创作风格的变化
在美学上，二十年中，俄罗斯文学经历了后现代主义从兴盛到衰微、现实主义从危机到回归的历程，现在逐步形成了多种风格兼收并蓄、多元发展的态势。苏联解体之初，过去的信仰、价值观遭到践踏和遗弃，人民思想混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迅速抛弃，现实主义被讽刺为“古老而又善良”的落后方法，在文学评论界一时“失语”的情形下，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风起云涌的强势姿态迅速席卷整个文坛，在文学创作界、评论界、出版界以及文学评奖活动中抢夺话语权。1991年的安德烈·别雷奖获奖者中就有米·爱普施坦这位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干将。1992年至1996年间，后现代主义作家比托夫两次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1992年、1993年最初两届的俄语布克小说奖颁给了颇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和马卡宁的《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德国特普菲尔基金会设立的普希金奖1992年颁给彼特鲁舍夫斯卡娅，1994年颁给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等等。索罗金、佩列文等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受到读者和传媒的热烈追捧。到9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创作经过短暂的热潮后迅速降温，新世纪则出现了大量经过潜心研究、思考和积淀以后获得的，追根溯源、理性分析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著作：如斯科罗帕诺娃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爱普施坦的《俄罗斯的后现代——文学与理论》、库里岑的《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利波维茨基的《悖谬逻辑：1920—2000年俄罗斯文化中（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变化》等等。
在后现代主义盛极一时的年代里，现实主义则遭受着巨大的怀疑与挑战，对现实主义的嘲笑、摈弃之风兴起，现实主义似乎走入秋天，有些作家像大雁南飞一样纷纷离它而去。俄罗斯评论界对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讨论。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式微，现实主义逐步回归。它经受住了各种冲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生存，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深化、创新和开放，终于摆脱危机，走上日益广阔的发展道路。这是时代背景和俄罗斯文学传统使然，也与俄罗斯作家坚持不懈的创作实践密不可分。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现实主义”的口号，一些年轻作家如沙尔古诺夫等甚至否定虚构，以近乎白描的手法直接记录自己的生活，被称为自1917年以来，俄罗斯最直接了当、最忠于现实的文学。
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在继承其关注人生、忧国忧民等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日益表现出兼收并蓄、多元发展的态势：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相互交融，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相互渗透，网络文学作为艺术文本新的创造手段和流传方式，逐渐被主流文学认可（2010年的俄语布克小说奖破天荒地授予了一部网络小说）。按照作家兼文学活动家斯拉夫尼科娃的说法，文学艺术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综合，是使精英和大众能够汇合在一起的方式。她的小说《2017》中既有对爱情、国家前途等问题的严肃追问，也有远古的传说和对未来的幻想，同时加入探险、悬疑等时尚元素，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俄罗斯文学曾经拥有世界瞩目的辉煌，也曾度过黯然沉寂的时刻。今天，它刚刚走出泥泞，或许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深信，俄罗斯文学必将焕发勃勃生机，在21世纪攀登新的高峰，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正如俄罗斯作家第十次代表大会总结的那样：俄罗斯文学没有死亡，而是获得了新生。尽管有许多力量要压制它，想使它变成庸俗的小节目或者餐馆文化，但这注定不会实现。它没有死亡，而是明确向上。我们坚定地拒绝其他有害的价值体系，继续坚持走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之路。它不拒绝良心，不为掠夺资本服务，而是信念、希望和真理的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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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БондаренкоВ.Нулевые［EB］http：//litfest.ru/news/nulevye/20100202313.
俄语布克奖与当代俄罗斯文学二十年的历史演进第十一章俄语布克奖与当代俄罗斯文学二十年的历史演进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045。（陈爱香）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原先由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学活动逐渐转变为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在此过程中，政府对文学事业的经济投入大幅削减，过去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的出版社、期刊和杂志社等事业单位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整个文学活动由此面临诸多制度性调整。俄罗斯学者阿格诺索夫认为，“随着取消国家对文学进程的思想控制，也由于文学生产过程的商业化，独立地对文学作品进行社会评价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总的说来，在现代的图书世界里，读者和社会都需要导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传统上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的理论界，积极性大大地下降，有的也不为文学期刊所欢迎。由于这个原因，设立文学奖颁奖的制度，开始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648）随着当代俄罗斯文学制度的变迁，各种名目繁多的官方、非官方文学奖应运而生。其中，俄语布克奖是当今俄罗斯文坛最具公信力的奖项之一，它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此为切入点，能够把握当代俄罗斯文学史演进的某种潜在规律。
一、俄语布克奖：历史背景与制度变迁
文学奖制度在俄罗斯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到19世纪。1831年，为表彰在文学、科学以及工业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精英，俄国设立德米多夫奖（Демидовскаяпремия）。1840年，该奖授予作家伯格金（М.П.Погодин），1841年授予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伊舍莫娃（А.О.Ишимова）。德米多夫奖由此被认为是俄罗斯第一个文学奖。但第一个专门为文学而颁发的奖项是普希金奖，该奖于1881年由彼得堡科学院设立。而苏联时期的第一个文学奖是斯大林文学奖（1940年2月1日设立）。除此以外，苏联时期的文学奖还有列宁奖（该奖设立之初是针对科学领域，1957年后转为文学奖）、苏联国家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奖等。苏联解体前，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奖基本上是国家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文学奖项数量暴增，计有一百六十多种（有批评家甚至说有三百多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俄罗斯国家奖，而是民间的俄语布克奖。“在文学艺术奖项导引着俄国文坛变化的情境中，布克奖最引人关注：在所有奖项中，正是布克奖首先唤起了俄罗斯作家和读者继续关注俄国文学的发展，也引起世界一部分人士关心俄国文学发展态势……”［2］俄语布克奖于1991年12月由具有西方背景的英国布克公司设立，1992年正式评选颁奖，与英国布克奖同属一宗。奖项设立之初系由英国人提供奖金，1997年，部分资金由外国俄裔酒商斯米尔诺夫的基金会提供；1998年，布克公司不再提供资金，斯米尔诺夫基金会承担全部奖金，此后该奖改名为斯米尔诺夫布克奖。2002年，奖项赞助者变成一个名叫“开放的俄罗斯”的地区性文化教育组织，奖项名改为“布克开放的俄罗斯奖”。2005年，布克奖奖金由英国石油公司提供赞助，该奖更名为俄语布克奖。需特别指出的是，1991年布克公司提供赞助时，每年评奖一次，评奖方法由英国人规定，评奖全程由布克公司设立的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设立的宗旨，根据布克公司经理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凯恩的说法，俄语布克奖“将用来奖励用俄语写作的当代作家，其目的是为了激发西方世界对当代俄罗斯小说的广泛兴趣，鼓励翻译和扩大图书交易”。［3］（136）而2005年英国石油公司只提供奖金，不参与评奖事宜。其设奖宗旨如公司负责人所述：“我们知道，文学传统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因此，英国国际石油公司决定资助俄语布克奖，以此推动当代俄罗斯文学与教育的发展。”［4］自2002年起，独立的非营利性慈善基金——“俄语布克奖”基金成立，该基金会作为俄语布克奖的法人代表，负责筹募与管理资金，组织评奖，为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出版、宣传和发行制定新方案，其宗旨是支持与发展民族文学。基金会的主席为俄罗斯评论家伊戈尔·沙伊塔诺夫。
文学奖的创设，是为了嘉奖主办方所认可的作家和作品，故对文学创作产生某种“导向”作用。不管其主办方承认与否，布克奖的“导向”作用也很明显。俄语布克奖最初由英国布克公司出资设立，评奖的所有程序均由该公司成立的布克委员会一手操办，布克委员会实际上相当于布克奖的“立法”机构。布克委员会虽不参与作品遴选，但它通过确定参赛条件和评委会成员等手段影响评选结果。该委员会每年举行四次会议，奖项活动相关事宜均由委员会秘书负责。1992—1998年，布克委员会秘书由翻译家、俄罗斯语言和文学专家约翰·克劳福特担任，他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自1999年以来，该委员会的秘书由文学评论家、俄州立大学教授伊戈尔·沙伊塔诺夫担任。俄语布克奖的话语权由英国人逐渐转移到俄罗斯人。自2003年起，提名委员会改变以前由评论家提名组成的惯例，改由出版商和发行商组成；2005年后，提名委员会除出版、发行商以外，俄罗斯国内知名大学以及图书馆亦参与其中，由此保证入围作品的文学水准。
俄语布克奖从由国外投资方掌控的文学奖项逐渐转变为由固定基金会支持、俄罗斯文坛业内人士主导的文学奖项，其运行机制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评奖机制是奖项得以顺利运作、协调发展的有力保证，更是评选结果获得公众认可的重要保障。俄语布克奖自1991年设立至今，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借此而言，俄语布克奖是俄罗斯文学二十年来发展的一个缩影，以其获奖作品为考察中心，可以描绘出某种若隐若现的历史轨迹。
二、历史记忆：民族精神的离散与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