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俄罗斯学(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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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俄罗斯文学二十年回顾(侯玮红)(3)

从1992年至今已有十九部小说获得俄语布克奖。这些获奖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时代精神的烙印,其中既有对历史(主要是苏联历史)的反思,也有对当下现实的关注。通过梳理,十九部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1992—1997年,小说主要是对苏联历史的决绝批判;1998—2003年,小说主要以“小历史化”的日常生活来探讨人的生存际遇;2004年后的作品主要写当下俄罗斯人如何从历史记忆中获得一种民族精神资源。

第一种形态:去“苏联”化——对苏联历史的决绝批判。前六届俄语布克奖作品分别为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1992)、马卡宁的《审讯桌》(1993)、奥库扎瓦的《被取消的演出》(1994)、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1995)、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1996)、阿佐利斯基的《兽笼》(1997),这些作品的一个公共主题即是对苏联官方话语的解构。《命运线》中,作者以外省小城斯托尔贝涅茨市革命者的愚昧无知来消解官方正史对十月革命的宏大叙述。《审讯桌》挖掘苏联人普遍感到压抑和恐惧的根源——审查制度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戕害。《将军和他的部队》通过揭露卫国战争中俄罗斯民众无端被害的血腥事实,表达了对卫国战争的反省与质疑。《被取消的演出》中父辈们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在主人公眼中成为一场没有意义的演出,而这样的演出随着时代的变化已被取消。概言之,这一时期布克奖小说中的苏联书写,明显有否定苏联主流话语的政治倾向,“革命”、“战争”、“审查”等话语成为质疑甚至颠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性的符号表征。这与文学奖项的西化倾向关联甚密。从1992年到1997年,俄语布克奖的评奖由英国布克公司全程包办,评委会五名成员中至少有一人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最初三年,它所聘请的提名者以及评委会成员是清一色的认同西方价值观念的自由派和英美斯拉夫学家,获奖作品主要是迎合西方的价值观,而这恰恰切合解体初期俄罗斯社会高涨的西化情绪。

第二种形态:小历史与小人物的生存际遇。1998年至2003年间的六部获奖作品也主要是反映苏联时期的生活,但不是对苏联历史的单向度批判。作者展现的是“小历史化”的日常生活,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只是小说故事的“背景”。《他人的书信》(1998)透过莫斯科一位四十岁左右、因残疾而失业的男人给妻子的书信,展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苏联普通民众的生活际遇。《自由》(1999)对苏联时期的历史偶有涉及,但重点关注的是转型时期俄罗斯人非自由的生存状态。《攻克伊兹梅尔》(2000)中的主人公生活于苏联时期,遭遇种种不幸,他将写作(尤其是回忆录写作)作为摆脱人生痛苦的一种方式,小说呈现的是他对于人生的沉重回忆和思考。《卡拉干达九日记》(2002)在解剖苏联晚期现实的同时,对人的生与死、死亡与永恒等终极存在问题进行深度探究。《黑上之白》(2003)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苏联时期的残疾人,生活十分艰难,但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生活的坚定信念,他成了一名作家,并拥有幸福的家庭。小说的主旨不在表现苏联历史,而是凸显一个孤独的残疾人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2001)主要叙写苏联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苏联年轻人的都市生活。总体而言,这些作品表面上是写苏联历史,实际上是写人的生存遭际和百态况味,其中包括宗教、死亡、爱情和家庭等问题。自1999年后,俄语布克奖的评奖组织工作由俄罗斯评论家伊戈尔·沙伊塔诺夫全权负责,评委会成员基本上由俄罗斯人组成。这一时期获奖小说的历史叙述颇让人感觉是一种现实的观照,即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与探寻。而这正是世纪之交俄罗斯社会情绪转向的折射——历史批判激情消散之后,俄罗斯人开始关注自身的生存境遇。

第三种形态:历史认同与民族精神的重铸。2004—2010年间的七部俄语布克奖作品大致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关注转型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二是从历史记忆中挖掘民族精神的根脉。其中,《伏尔泰的男女信徒们》(2004)、《女性时代》(2009)和《花十字架》(2010)三部作品是纯历史题材,而《无路可寻》(2005)、《2017》(2006)、《马蒂斯》(2007)、《图书管理员》(2008)等四部作品写的是当下俄罗斯人的生活,但其中也大量叙写了当下俄罗斯人对苏联历史的态度。《无路可寻》这部小说写解体后俄罗斯人背叛自己所热爱的祖国,这种背叛不是与祖国对抗,而是在俗世中随波逐流,没有勇气面对本真的自我存在。《马蒂斯》、《图书管理员》这两部小说主要抒写解体后俄罗斯人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小说中也有苏联时代生活的描写,但苏联记忆承载的是一种对国家民族历史的精神认同。《马蒂斯》中,主人公科罗廖夫生于20世纪70年代,苏联解体后他厌倦一成不变的生活,选择流浪。在流浪中他发现一个有着苏联印痕的地下莫斯科。在地面上生活的科罗廖夫处于一种“活死人”的状态,而在这个有着苏联印痕的地下莫斯科,科罗廖夫却真切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存在。作品寓意昭彰:地下莫斯科承载着苏联历史记忆,在历史记忆中能够找到一种重铸国魂的精神资源。在《图书管理员》中,作者叶利扎罗夫别出心裁,运用魔幻的艺术手法,赋予苏联时期束之高阁的图书以一种改变人生与命运的魔力,让90年代的俄罗斯人为之痴迷癫狂。这其中的寓意显明:苏联历史虽不“完美”,但自有其无可取代的精神力量。《女性时代》中主人公索菲亚因从小受祖母的民族文化熏陶(既有民间童话,也有苏联卫国战争故事),长大后成为有正确价值观的画家。这类小说话语所表达的苏联历史,与传统的历史观念有所不同,它强调的不是历史的“本义”,而是它的“引申义”,即对祖国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当代俄罗斯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开始重新确立“历史记忆”的精神信仰价值。《伏尔泰的男女信徒们》、《花十字架》则是从古老的俄罗斯历史中寻根,冀望找到俄罗斯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俄语布克奖的评奖完全由俄罗斯人操办,评委会成员也是清一色的俄罗斯人,评出的作品既揭示当下的问题,也积极探寻解决之道——通过民族历史认同以重铸民族精神。俄语布克奖的精神导向性也体现于奖金币种的变化。该奖项设立之初的奖金币种为英镑,1997年改为美元,2009年与2010年的奖金以卢布形式发放。奖金由英镑→美元→卢布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奖的变化特点,即由崇尚西方转为本土认同。

俄语布克奖作品的这三种形态呈现出阶段性,但三者之间并不存在前者退场后者紧接着出场的确切时间界限,它们形成一种叠加错杂的混合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影响力亦各有不同。俄语布克奖的操控方由西方转向俄罗斯,其获奖作品的精神内涵也应和了这样一种转向,即由西化转向本土传统。总体而言,近二十年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对民族历史的体认,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认同的嬗变过程,其中也表达了俄罗斯民族从离散到聚合的精神历程。可见,俄语布克奖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演进的一面透镜。

三、走向开放:从后现代到多元艺术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