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曾提到：“据阜新蒙古族的一些同志反映，他们还保留了和契丹有联系的古老传说，他们在语言上也和契丹语有共同词汇，而和蒙古语稍异，这是探索契丹族去向的一个重要线索。”这可能反映了这部分蒙古人中融入了一些当地契丹族。
冯继钦认为：“如明嘉靖中谪居辽东的卢琼说蒙古三卫人众”，“契丹阿保机遗孽也”，“善剽掠，即杀人寇抄，髡其发以自标”，“似仍保持契丹遗风，这些契丹人已蒙古化”。李健才也认为：“兀良哈本东胡遗种，有契丹以来的遗风，他们的发式为髡发秃头，与蒙古辫发索头异。他们的经济‘稍业农耕’，与蒙古专营游牧异。”冯继钦等：《契丹族文化史》，第19页；李健才：《明代兀良哈三卫》，《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但据拉施特《史集》卷一所载，兀良哈另为一族。我认为兀良哈应为《辽史》中的娼娘改、斡朗改，与契丹无关。兀良哈南迁契丹故地，吸收了部分当地的契丹人，接受了契丹人的一些影响是可能的，但不能据此把兀良哈都说成是契丹人后裔。
又陈述先生说：“投奔西北的契丹，以后多数结合于蒙古。现在青海土族地区有乞塔坪、乞塔堡、乞塔城，可能在这地方有过契丹人，当然他们已经融合在土族里了。”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65页。
按土族起源中有一部分蒙古族，若按陈述先生所说，则这部分蒙古人应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契丹族。所以说这些契丹人融合到土族中去了。
二、元代迁居云南的契丹后裔
据孟志东介绍：
经过两次调查了解，在元朝落藉云南的契丹族将士们的后裔约有十五万人。”“云南契丹后裔主要分布于保山地区的施甸县，保山市的沙坝镇、辛街乡、杨柳乡、蒲缥乡，昌宁县的卡斯乡、柯街乡，腾冲县的马站乡、瑞滇乡，龙陵县的平达乡；临沧地区的镇康县，永德县的勐贡乡、小勐统乡；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鹤庆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小勐养、勐腊、勐仓等地。一部分契丹后裔，散居于昆明、某些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市和自治州首府，以及其他县城。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1页。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他们在报族别方面无统一族称。总的情况是与哪个民族杂居就报哪个民族。到1992年8月为止，云南契丹后裔报称的民族是：汉族、彝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基诺族、傣族、景颇族、莽族和本族（或本人族），共为十个民族。同上，第5页。
分布于云南的契丹后裔现在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及郭、何、茶等姓。其中，莽、李、赵、杨、何五姓改自阿姓，蒋姓改自莽姓，茶姓改自蒋姓。同上，第16页。
当地的一些碑刻证明了他们是契丹人的后裔。如《阿公碑文原序》载：“公原籍乃辽东人氏，宋末时公之先祖（阿）保机，……兴元灭金，殆绝宋代。”又据《莽禄墓碑文》：“莽公讳禄……系出辽室之裔……皆以塞外为游牧部落。沿至隋、唐，始发展为八部名族。其号曰契丹，始祖姓耶律。始自阿保机统一八部，建立契丹国，后改国号曰大辽。”
杨毓骧：《云南契丹后裔考说》，《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
孟志东据《元史》、《明史》及云南契丹后裔族谱考证，云南契丹族的祖先源自原居桓州的耶律秃花，秃花子宝童，宝童子忙古带，忙古带子火你赤。
火你赤子阿律成、阿律周、阿律牙，阿律牙子阿苏鲁（阿干）、阿凤，阿苏鲁子阿象、阿龙，阿龙子阿都鲁，阿凤子阿芽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31—45页。大体上确定了这支契丹人在云南繁殖的谱系同上，“刘凤翥序二”。
以上证明了有一部分契丹人后裔在云南加入了汉族等民族。这些契丹后裔“由于长期与其他民族杂居，无论是在血统方面，还是生活习惯方面以及心理素质方面，都与这些人现在所属民族有着密切关系”。
但有两点必须指出：
一是目前云南据称属契丹后裔的有十五万人，这十五万人不可能都是耶律秃花一系繁殖而来。应当有不少随忙古带来的官兵。但据《元史耶律秃花传》，他统领的是“山西两路新军”，这些新军中当然有不少契丹人，但也应有相当数量汉人，这些汉人可能以后都与契丹人融合了。这就表明云南这批契丹人的祖先，本就不都是契丹人。
二是正如陈智超所说：“由于他们不但同姓不婚，就是阿、莽、蒋三姓之间，也因为同出一祖先而互不通婚。这样，他们无论是男性娶妻或女性嫁夫，婚配的对象必然在此三姓之外，也就必然是非契丹后裔。他们现在的世系是以父系计算的，每传一代，契丹血统就减少一半。当然，如果娶的是本姓妇女出嫁所生的女子，即姑表结婚，又可增加一部分契丹血统，但这不是常规，所以总的趋势是这些契丹后裔的契丹血统越来越微弱。”同上，“序一”。
因此，这样看来，这些人早已不纯是契丹人的后裔，而是契丹人和汉人及其他各族人融合的结果。他们现在报当地各族之名，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更多的已是当地各族的血统和文化了。
三、融入锡伯、女真族、满族的契丹人
金世宗在镇压耶律窝斡起义后，把参与叛乱的契丹人迁到上京（今阿城）、济（今农安）、利、乌古里石垒（今嫩江西）等地并编入女真猛安谋克，听其与女真人互为婚姻，以求达到使契丹人融入女真人之中的目的。孟志东认为：“至少有二十万人口，没入于女真族之中。”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19页。但从金世宗迁契丹人到女真人中仅数十年，金即亡。耶律留哥起兵，隆安（今农安）、韩州（今昌图）等地契丹人纷起响应，众至十余万，当时被编入济州（今农安）等地的契丹人应当都加入进来，这些契丹人以后就不可能融入女真人中，而应融入汉族中。真正有可能融入女真人中的契丹人，应该是迁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等地的，此外蒲鲜万奴东走可能也裹走了一些辽吉地区的契丹人。这些人可能是与女真人一起融入满族中了，但总数不可能达二十万。而且后来满族入关，不少满族人入居中原后与汉人融合。因此，剩下还在今满族中的契丹后裔，为数极少，已无法查找了。
陈述认为：“有些契丹人融合于女真，是可以理解的，在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等处的鄂温克人，追溯他们的祖先移动的传说时，常提到当时叫做‘契达’、‘契达尔’、‘克达’、‘克达尔’的大森林狩猎人。契达即契丹。”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84页注①；华西列维奇：《关于契丹与通古斯人的问题》，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民族史译文集》。
但这个契达与其说是契丹人，不如说是指中国人。当时契丹族既散诸女真猛克谋克中，不可能有这样一部分北迁到鄂温克人居住区，契丹人在金代所到也仅是黑龙江阿城一带女真人的统治中心，没有史料记载他们东到黑龙江下游。
至于金世宗时迁居今嫩江流域的契丹人，则和居住嫩江流域的女真人，融合成以后的锡伯族。但锡伯族总人数也不多，因此融入锡伯族的契丹人也不过万余人。
四、入回鹘、波斯、高丽等族的契丹人
入西辽的契丹人，在蒙古灭西辽后，就与当地的回鹘人和蒙古人杂居通婚，因此应该有部分是融入回鹘族了，但却并非全部，其中应当有一部分是融入蒙古族的。另外部分到起儿漫建国的契丹人，在起儿漫亡后，应当融入当地波斯人中了。
此外在元军讨东北契丹人时，部分契丹人逃奔高丽（今朝鲜）。“蒙古元帅哈真以契丹妇女男童七百口及（高丽人被契丹）掳掠者二百口归于我（高丽）。（高丽）以契丹俘虏分送州县，择旷闰地居之，业农为民，俗呼为契丹场。”孟志东认为留居朝鲜的还有“当时在江东城外的四万多契丹民兵，后来也就被朝鲜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成员了”。此说缺乏根据，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有四万契丹人入朝鲜。孟志东是根据《元史高丽传》载“契丹人金山、六哥等领众九万余窜入其国”，减去《高丽史金就励传》载“其官率妇女五万余人，开城门出降”而得的差数，但这四万人更大可能是先被元军所败和虏得的。当今《韩国姓氏研究》中并无契丹姓氏，也证明了没有如此多契丹人入朝鲜。
契丹人与达斡尔人
一、既往的看法
早在清代曾有人以为达斡尔人就是契丹的后裔，其唯一根据是“达斡尔”和“大贺”的对音关系《辽史语解》卷三。
后来陈述先生亦力主此说。他提出以下证据和理由陈述：《大辽亡后的契丹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五辑。：
第一，契丹北迁的首领库烈儿的名字，留存于契丹遗驻居区根河地带，即库烈儿温都儿或库烈儿山，这个名称一直保存到现在。
第二，根河、额尔古纳河沿岸有契丹的古城遗址，辽泰州金长春州城俗名塔虎城，和达斡尔音同。
第三，达斡尔的经济生活基本上是契丹部落生活的继续。
第四，契丹人用相互泼水求雨，现在达斡尔人还仍流行。
第五，达呼尔歌谣：“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养牧场。”泰州本契丹二十部放牧场。达斡尔人继承了契丹人的传统。
第六，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同的，往往和契丹语也同，另有一部分达斡尔语和契丹语相同，却和蒙古语不同。
第七，达斡尔民间传说，辽亡后，有部分人由西喇木伦河逃向黑龙江，游牧打猎种麦为生。
第八，契丹人信萨满，接受佛教，达斡尔亦如此。
张正明认为：“这个看法也还有可商榷处：如迪烈并非迭剌部，库烈所部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契丹同化了的迪烈（敌烈部），并非契丹的迭剌部，库烈儿的裔孙后来做了元朝的官，其部落未必还留在北边。”张正明：《契丹史略》。但迪烈虽非迭剌部，也非敌烈部，仍应为契丹人。
我过去也赞同陈述等先出契丹人有入达斡尔族之谈，并提出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第239—244页。：
1.从语言方面考察：据沈汇考，达斡尔人的Xinge，汉语意为孝服，源于契丹语句音习捻；达斡尔语中的Hari，汉语音为令田，契丹语为匣烈，汉语意为复来同；达斡尔语的TaW与契丹语中的陶，汉意均为五；达斡尔语中的gar与契丹语中的孤稳同为汉语玉之意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刘凤翥：《从契丹小字解读论达斡尔为东胡之裔》，《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第1期。又据刘国翥考，达斡尔语中的长、免、乌鸦、马、山羊、蛇、狗、仲、冬、族等词的音，和契丹语的音相同或相近。
2.从地域上考证：辽代契丹人曾有相当数量迁移到以后达斡尔人的居住区。《辽史太宗纪》载：“会同二年（939年）冬十月丁未，上以鸟古部水草丰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会同三年（940年）八月丙辰，诏以于厥里河、胪朐河之近地，给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何剌三石烈人为农田。”《辽史营卫志》所载同。乌古地应在海拉尔河南，海勒水应为今海拉尔河，胪朐河应为今克鲁伦河及额尔古纳河，于谐里河为今加集木儿河。可见契丹三石烈人所迁之地正为以后达斡尔人居住之地。辽亡以后，契丹人有部分“去之北山”。陈述先生认为这可能是达斡尔族的先人，北山为今大兴安岭北麓，正是以后达斡尔族的居住区。他们迁居这一带后，留居部分发展为以后的达斡尔人是有可能的。
3.从经济上考察：达斡尔族早在清代就已定居，经营农业，畜牧和狩猎已占从属地位。这和黑水部、室韦族、蒙古族三者都不一样，后三者的农业都不发达。只有契丹人到辽代已有相当发达的农业，辽代契丹人近三石烈到海剌尔河，就提到为农田。此外，契丹族的哨鹿、凿冰取鱼等至今还遗留在契丹族之中。都表明了契丹族有可能是达斡尔族的先人。
4.从习俗方面考察：除陈述先生提出的泼水及信萨满相同外，还有同样爱好打猎，同为土葬、卜骨等。
5.从民间传说上考察：两族亦有渊源关系。
但我也提出：“即使承认达斡尔是契丹族的后裔，其在契丹族的流向中，也仅是一个小支流。因为达斡尔人目前仅数万。辽未库烈儿等集结北走的契丹人也不多。以后又有相当数量随元兵南征，所余下的契丹人顶多数万人。这数万人仅占辽代契丹人的百分之几。所以达斡尔人不是契丹族的主流。”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第68页。
总的说来，元代以后契丹人的最后主要流向是我国的汉族和蒙古族，我国的满族、土族、维吾尔族、彝、布朗、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族也有少量。流向国外今伊朗、朝鲜的契丹人为数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