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尽火传
——《燃灯者》序
张志扬
第一代人是将人类知识奠基于人道的楷模；
第二代人是将政治救赎奠基于人道的楷模；
第三代人则是来自知识的另一极要求在理性规范中伸张感性权利的人性欲求者。
如此三代人的创伤记忆编织成了一曲“人道颂”的勋伯格式变奏，它演奏着演奏者的巴黎夜曲，像GabrielFauré的Aprèsunrêve（《梦后》）。
然而，我读三篇文字，与其说读三代人，不如说读越胜兄弟。除了第三代人，第二代人和第一代人相继辞世——薪尽火传，记忆文字所燃烛者，不正是“火传”的仪式吗？
“人道”，越胜是接纳我“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的第一人。但在我们之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文字、思想，而是印在心底里的感觉。
从81年到89年越胜去国前，几乎隔年我都要上北京，一般都要在越胜家小住两天。84年去旅顺参加全国首届电影学会成立大会，回来路过北京就为了看越胜。是时，大女儿蓓蓓刚满月。越胜为了在晚上同我聊天，特意把摇篮搬到我的房间让蓓蓓睡在旁边。半夜，蓓蓓哭醒了，我看见你高大的身躯一手抱着刚满月的蓓蓓，一手拿着奶瓶给蓓蓓喂奶。喂完了奶，你两手抱着怀中的婴儿，摇着，轻轻地唱起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你们父女摇动的身影就这样在我眼前融化到摇篮曲中去了……13年过去，97年冬天我在巴黎又见当年的情景，不是蓓蓓，而是盈盈，以致我感慨，你胸中有多少柔情滋润着童贞般的心田啊——你怎么会老！
去国17年，你第一次回到北京，我从海南赶到北京见你。到北京已是下午三点。放下行李，亚平、张雪立即带着我，说是去“救越胜”。原来越胜和社科院的老朋友喝酒喝过了头，还有原来工厂的一大帮师傅等着哩。救出了越胜就往师傅们聚会地赶，仍然晚到四个小时。一进门，热气腾腾，越胜像一滴水珠溶入了沸腾的锅炉。直到饭桌上，越胜在敬酒之前，对自己的晚到，硬是下了大礼，跪在桌前向师傅们谢罪！
……
孔夫子修诗从心所欲不逾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素为绚，无素则糜。人，何尝不是。
2009年12月7日海甸岛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
——读《没有大师的圈子：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
杨宏芹
“气息慢慢变弱，随后，星期一，1933年12月4日，心脏停止了跳动。”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在这个时刻走完了他的一生；然而从这个时刻，他的“身后岁月”也开始了。德国文学档案馆馆长乌尔里希·劳尔夫新近出版的《没有大师的圈子：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以1933年12月4日为起点，讲述了格奥尔格的思想和精神是怎样通过格奥尔格圈子为媒介在后世传播和影响的，让人们看到：“20世纪的德国思想史没有格奥尔格的名字将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书的副标题“身后岁月”，劳尔夫在书中这样解释：“20世纪初闪耀德语诗坛的三颗明星：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格奥尔格，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可是只有格奥尔格有他的身后岁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格奥尔格圈子……”这个圈子是格奥尔格的“后代”，“这个后代的历史以及它在处理大师遗产和阐释大师福音时的冲突”构成了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
斯特凡·格奥尔格（sStefanAntonGeorge）1868年生于德国宾根，20岁在巴黎参加了马拉美主持的“罗马街星期二聚会”，结识马拉美、魏尔伦等诗人，189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颂歌》，第二年在维也纳与霍夫曼斯塔尔相识，1892年在柏林创办《艺术之页》杂志，以此吸引了包括霍氏在内的一些年轻诗人，这可谓格奥尔格圈子的前身。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大约在1897年前后，格奥尔格圈子开始成形。格奥尔格圈子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成员与格奥尔格几乎同龄，主要有：卡尔·沃尔弗斯克（KarlWolfskehl，1869—1948）、阿尔弗雷德·舒勒（AlfredSchuler，1865—1923）、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Klages，1872—1956），他们在1892、1893年与格奥尔格相识，沃尔弗斯克一生都忠于格奥尔格，后两人是宇宙学派成员，格奥尔格因不同于他们所信奉的非理性生命哲学在1904年与他们决裂。第二代圈子里的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FriedrichGundolf，1880—1931）、罗伯特·柏林格（RobertBoehringer，1884—1974）、恩斯特·莫维茨（ErnstMorwitz，1887—1971）、弗里德里希·沃尔特斯（FriedrichWolters，1876—1930）是格奥尔格圈子里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此时，格奥尔格被拥戴为“大师”和“领袖”。1899年与格奥尔格相遇的贡多尔夫是诗人最得意的弟子、圈子里最杰出的学者教授，但1926年他违抗格奥尔格意愿与伊丽莎白·萨洛美（ElisabethSalomon）结婚，顿时被格奥尔格逐出师门，深受痛苦折磨的贡多尔夫在1931年7月12日去世，那天正是格氏的生日。柏林格、莫维茨和沃尔特斯相继在1905年前后与格奥尔格相遇，柏林格是格奥尔格选定的遗产继承人，莫维茨也曾是遗产继承候选人，他在格奥尔格去世第二年出版的《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经过了格氏生前逐字逐句的审阅和修改，是第一部系统阐释格奥尔格诗歌的著作，此外他还与人合作把格奥尔格的诗歌翻译成英语；沃尔特斯在1930年出版专著《斯特凡·格奥尔格与〈艺术之页〉：1890年后的德国思想史》，详细介绍《艺术之页》的历史。格奥尔格圈子的第三代成员大多是1910年代先在海德堡大学结识在那里任教的贡多尔夫教授，然后与格奥尔格相遇，进入格奥尔格圈子，主要有：著名文学研究家马克斯·科默雷尔教授（MaxKommerell，1902—1944）、经济学家埃德加·萨林（EdgarSalin，1892—1974）、著名史学家恩斯特·坎托罗维奇（ErnstKantrowicz，1895—1963）、艺术史家路德维希·托马埃伦（LudwigThormaehlen，1889—1956）、作家佩西·戈特海恩（PercyGothein，1896—1944）等，以刺杀希特勒而闻名的施陶芬贝格三兄弟则是通过其家族的朋友在1923年直接与格奥尔格认识。
1933年格奥尔格在瑞士Minusio去世时，除了两个医生和房东，在场的有：柏林格、施陶芬贝格三兄弟、托马埃伦等圈子成员8人。随后陆续赶到的有莫维茨、坎托罗维奇、沃尔弗斯克夫妇、埃迪特·兰德曼等。共有24人参加了12月6日的葬礼，圈子成员21人，其中：莫维茨等四人诵读大师的诗歌，施陶芬贝格三兄弟、柏林格及其兄弟和托马埃伦六人抬着大师的灵柩，格奥尔格最小的弟子米夏埃尔·施特勒尔（MichaelStettler）手拿月桂花冠和手拿月桂枝的弗兰克·梅内特（FrankMehnert）走在灵柩前。可以看到，除了早逝（如贡多尔夫、沃尔特斯）或与格奥尔格分道扬镳的人（如科默雷尔），三代圈子成员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在场。在这本书中，正是他们对格奥尔格遗产的处理、对他的思想的阐释和对他的精神遗产的继承，构成了劳尔夫所讲述的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的基础部分。如：柏林格和施陶芬贝格兄弟处理格奥尔格的遗产（诗集和故居等）、建立格奥尔格档案馆，柏林格出版回忆录和格奥尔格画册，莫维茨阐释并翻译格奥尔格的诗歌，希尔德布兰特出版《柏拉图：精神夺权的斗争》解释格奥尔格圈子的柏拉图主义，C.施陶芬贝格上校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萨林出版回忆录并阐释施陶芬贝格上校的刺杀行为，坎托罗维奇深入思考格奥尔格圈子信奉的“神秘德意志”、针对纳粹的第三帝国为格奥尔格的“新王国”辩护，等等。因为亲聆大师的言行举止，再加上自身的学识，这批人的回忆录几乎成了后人研究格奥尔格的原始资料，他们的著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格奥尔格的形象。劳尔夫在分析了研究柏拉图的希尔德布兰特、研究古希腊的兰特曼和研究“神秘德意志”的坎托罗维奇后，这样总结：“（当他们不得不面对政治时）他们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大师的‘政治’碎片：王国梦、柏拉图王国、神秘德意志、精英小圈子。他们要忠于格奥尔格，他们要保存他的精神遗产，即便他们必须使用另一种语言。他们也要当好牧羊人。于是，他们事后就泄露了这么多的格奥尔格的‘政治’：就像在后视镜中，从这些忠诚者的此时的言行可以看出格奥尔格运用政治词汇和手段的重要特点。”（184）反过来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是才华出众的学者或赫赫有名的英雄，格奥尔格的思想和精神在渗透到他们的著作和事业的同时，也对20世纪德国的思想界多少产生一些影响。
除了这个核心小圈子，还有一个或近或远地远离中心的格奥尔格圈子。在大师死后，面对日趋恶劣的政治局势，他们忠于大师的精神王国的理念，在柏林、马格德堡、于伯林根、阿姆斯特丹、北卡罗莱纳等地建立各种不同的“居住地”，读诗、写诗、翻译、雕塑，过着“美的生活”。劳尔夫把这些“居住地”称为“激流中的小岛”。在这一章的开头，劳尔夫引用了兰特曼的儿子、同属格奥尔格圈子的米夏埃尔·兰特曼的一句话作为题记：“他让我注意到叶芝的一篇非常棒的小说……叶芝在小说里发现爱尔兰西部海滨有一个团体，他们还跳着舞敬奉古老的神灵。”（188）这句话写的是沃尔夫冈·弗罗梅尔。他是阿姆斯特丹“居住地”的创始人，后来又创建了著名的CastrumPeregrini出版社，专门出版与格奥尔格及其圈子相关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为传播格奥尔格的思想和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特凡·格奥尔格是一个诗人，但他的思想对德国政治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914年2月，一次大战爆发前夕，格奥尔格出版了他的诗集《联盟之星》，歌颂在上帝“马克西米”照耀下的新“联盟”。新“联盟”即他理想中的格奥尔格圈子，这是一本为格奥尔格圈子创作的“秘密之书”，但在大战爆发时，却成了“全民性的祈祷书”，尤其成了年轻战士的“祈祷书”，他们钢盔上戴着花环，手里拿着《联盟之星》，欢呼着走向战场。格奥尔格对此深感惊讶。艺术与政治、创作《联盟之星》的诗人格奥尔格与发动一次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竟能够如此“风云际会”，这样的巧合似乎是命中注定。早在1890年，诗人与德皇就有过一次“相遇”。那时，格奥尔格肩负着复兴德语诗歌的使命开始创作，他写的第一首诗歌叫《圣礼》，歌颂缪斯女神降临、赐予诗人以神圣的使命。就在同时，俾斯麦引退，威廉二世亲政，他同样深信天赋君权，相信自己是上帝选定、能给人民找到正确道路的英主。这种机缘巧合，对于一向承受精神传统与国家政治之间致命分裂的影响的德意志民族来说，是极其典型的，然而又暗藏玄机。简单地说就是，它首先印证了“诗人即君王”这一古老的诗学理念：诗人和君王是一样的王者，他要建立自己的艺术王国；同时又暗示，诗人及其艺术王国并非与现实和政治彻底绝缘：他和君王一样也是应对时代的呼唤，创造理想和未来。1914年，威廉二世发动战争，试图带领德国走出危机，许多德国知识分子都弹冠相庆，认为文化的复兴将通过战争得以实现，贡多尔夫也欣喜若狂，自称“唯一的痛苦”是大师不在德国（战争爆发时，格奥尔格正好在瑞士），他兴奋地不断写信给格奥尔格，还在信里插入《联盟之星》的一些诗句。连格奥尔格最钟爱的弟子尚且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联盟之星》缘何会成为战士们的“祈祷书”。威廉二世发动的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崩溃，格奥尔格却用诗歌创造着他的乌托邦的精神“新王国”。《新王国》是格奥尔格在1928年编辑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然而，它再一次又与政治“相撞”：不仅纳粹政权把格奥尔格视为先知，格奥尔格圈子的一些年轻人也把纳粹第三帝国等同于诗人的“新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