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进了考场，大部分家长并不离去，还站在雨里等着，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在考试中出问题，比如：晕场了、生病了、忘记带什么东西了。我对女儿有信心，就说：“我先回家，两个小时以后再来接你。你放心大胆地考，考砸了也没有关系！”话虽这么说，我并未马上离开，想观察一下这些可怜可敬的家长们。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夫妻，焦急地在检查考场外的每一辆自行车。原来他们是在寻找儿子的自行车，儿子不让他们护送来考场，急匆匆自己先出来了，他们不知儿子到底来没来？
一官员带着十几个随员和记者来到考场，被监考老师挡在了门外。我非常赞赏这位敢于挡驾的老师。这一大群人冲进考场，名为关心考生，慰问考生，报纸上可以发一篇消息，配一幅照片，XX领导到考场看望考生，实际是搅扰考试，分散考生的注意力，浪费宝贵的考试时间。家长们也都愤愤不平，但宫员坚持要进考场，最后只好让他一个人进去，随员们留在门外，记者隔着门上的玻璃为他拍了几张照片。
上午的考试快结束的时候，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矿泉水，又回到考场外面等候女儿。在考场的大门外，家长们排成两行长长的厚厚的人墙，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从考场内出来。家长们此时的心情格外敏感，看到最前面出来的考生脸色沉重，有位家长禁不住说，看来题够难的，孩子们没有考好。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在紧张地根据考生的脸色猜测试题的难易程度，猜测自己的孩子能考得怎么样。有个女孩阴沉着脸，来接她的可能是她姐姐，一出考场她就对姐姐说，你安慰安慰我吧……没等另一个姑娘说出安慰的话，她竟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的女儿出来了，她也看见了我，远远地向我招了招手，笑了。女儿的笑容清纯而灿烂，令我们夫妻百看不厌，她平时的一笑都能解我的心头百愁，此时这一笑，不管她实际考得怎么样，我的心里立刻也阳光灿烂起来。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哭和闹都没有用，就应该咬牙，坚持下去。我的女儿在考后能有这样美丽的笑容，即使她考不上大学，我也是满意的。我拧开矿泉水的瓶塞，让她喝个够，她此时需要补充水分。看着她喝水的样子，我有一种幸福感。
在回家的路上她向我讲述了作文是怎么写的，还问了几个她拿不准的问题。比如《唐璜》是不是拜伦的代表作？我告诉她，她答对了，作文写得也可以。但不论上午考好了，还是考得不太理想，都忘记它，不能沉浸在上午考试的兴奋里，赶紧让脑子进入下一门要考的课目。
就这样我每天往返考场四次，把女儿送进考场，她出考场后把她接回家。她不再拒绝，反而觉得这样很方便，我成了她的同伴，她的管家，她的保镖。平时我们各忙各的，虽然父女关系也算亲密，但不像这样同甘苦共患难，有一种父女加战友的情谊。再加上口试，三天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女儿在家里不再享受特殊照顾，每天开始由她洗锅刷碗，西洋参制品之类的东西当然也没有了。女儿故意大喊大叫，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高考刚结束一切优惠政策就都撤消了，还不如继续考下去哪。她把满是尘土的清脑器和只喝了一小瓶的太阳神口服液都扔还给我。
我也有同感，很怀恋女儿高考的这段时间，大家目标一致，团结紧张，互相体贴，每个人的脾气都格外好，说话轻声细语。我也不用写作，只扮演老勤务员的角色，忠心耿耿，心细周到就行，享受了平时享受不到的许多快乐。
警察的幽默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里每个大一点的十字路口都设有岗楼，警察在外面站累了可以坐到岗楼里面靠高音喇叭指挥交通。当时我的工厂在北郊区，进城出城要经过金刚桥，桥的南端就是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那时，半个天津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金刚桥的警察有意思，我每次路过金刚桥，只要见到有热闹，一定停车看上一会儿。
有一回，一个农民骑着一辆被称作“铁驴”的自行车进城，这种车是用水管子焊成，简单而笨重，没有挡泥板和前后闸，过了金刚桥下大坡的时候，那农民便伸出一只脚去踹前轱辘，完全靠鞋底子和车胎的摩擦减缓车速。不想他用力过猛，把鞋掌给蹭了下来。大喇叭里立刻传出警察的喊声：“哎，骑铁驴的那个，回来！”老乡吼里咕噜地从铁驴上跳下来，艰难地将后架上驮着重物的铁驴推到路边，紧张地回头看岗楼，不知自己犯了什么过错。警察从岗楼里探出身子，用手指指路口中间的那块胶皮鞋掌：“把你的闸皮拣起来！”“哗”的一声，路边看热闹的人发出一阵哄笑。那个年代大家神经紧张，生活枯燥，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偏偏又有的是时间，于是就经常站在路边看戏。警察就是马路上的导演，大街上有戏没戏就全看警察了。警察不苟言笑、严谨整肃不足为奇，能有幽默感就难能可贵了。所以“金刚桥的警察”名气很大，人缘也格外好。
有一次我还赶上了这样一个精彩的场面：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骑着一辆漂亮坤车，利用过桥下坡的冲力闯红灯，“金刚桥的老警察”在下面巡逻，岗楼里坐着一个年轻的新警察，他一着急说了一句天津话：“这货！”在天津，称一个人是“这货”，就是说她不是好货，是骚货。这两个字通过扩音器传出来，那女郎在路口中间拐了大弧便冲到了岗楼底下，尖着嗓子吼道：“你给我下来！你说，什么叫这货？在家里跟你姑、你妈也是这么说话吗？”好家伙，在那个年头，敢穿得如此花里胡哨的在大街上招摇，闯了红灯还敢这么横，不是造反的头头也跟造反的头头有点关系。那个年轻的警察果然被镇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看热闹的人呼啦都围上来，越聚越多，跟着一块起哄：“对，问问他什么叫这货！”那女郎的气势也随之更张扬了，一定要逼着年轻的警察解释清楚什么叫“这货”！“金刚桥的老警察”这时候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对那女郎说：“你问什么叫这祸，是吗？让我来告诉你，自行车相撞，没有碰坏人，叫小祸；机动车相撞，人死车毁，叫大祸；你擅闯红灯，是险肇事故，就叫这祸！懂了吗？”周围看热闹的人立即转变立场，又跟着哄那个女的：“对，她就是这货！”女郎被问得傻眼了，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嘴……老警察要过她的自行车钥匙，让她回单位开证明，并写出检査后再来取车。
警察成天在大街上呆着，什么样的人都会碰上，就得能应付各色各样的入，还要学会自已不生气。想不到二十多年后我也遭遇了一次警察的幽默。有天清晨游泳回来，在一个天天经过的街口，新竖起了一块不许左拐的牌子，我没有在意就拐了过去，随即被警察拦住。他没有批评，也没有罚款，而是拿出一面脏兮兮的小白旗让我举着，等到再有拐错了弯的人，我把白旗交给他，自己才能走。
我问他：“如果今天没有再拐错的人了，你难道让我在这儿打一天小白旗？”他说：“多受点教育有好处。”我觉得对违反了交通规则的人该罚的就罚，该批评的就批评，让人在马路上举白旗近乎是一种精神污辱。便试着对警察也幽默一下：“你这个白旗太脏了，像油条铺的幌子，能不能罚我带回去把它洗千净，明天早晨再给你送到这儿来。”警察脸一变呵斥道：“严肃点，这么大岁数了，别嘻嘻哈哈的！”就在这时候，有个倒霉蛋风驰电掣地朝着我们拐过来，警察伸手拦住了他，我则笑嘻嘻地将小白旗递了过去：“老弟，有劳了。”
战友情论
在人类各式各样的感情中，战友情是很特殊的一我所说的战友情是指真正在部队里结下的友情，不是泛指一切“共同战斗过的人”的那种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如同将阶级敌人扩大化一样，将战友的涵义也扩大化了，除去敌人，剩下的都是“战友”。人们也确实处处、时时、事事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全民皆兵嘛！那时候连江青都穿上了绿军装，无论走到哪里第一句话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天在大街碰上到了部队来天津办事的战友，因我的日子正不好过，相互只把万千感慨用到眼睛上，行了个注目礼。未能握手便又分手了，心里却格外亲，格外热，真想把他拉到家里倒上酒好好喝一顿，说它一天一夜的话儿。此后许多年都为那次没有请战友到家里吃顿饭而懊悔。这几年战友间有了联系，每年聚会一次，每聚会一次我都要兴奋几天。我看大家也是如此，其快乐程度胜过任何一个节日。
这让我不能不思索：战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让人这么留恋、这么珍惜？
战友之情是在生命的黄金时期、生活的浪漫时期、社会的特殊需要时期结下的。有生死之交，有血浓于水。不是爱情却有爱情的真，不是亲情有胜似亲情的热，有男人的刚，也有女人的柔。有豪情、有烈性、有无数难忘的故事和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