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肆虐时期，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很多不满他们倒行逆施、篡党夺权行径的人们，为坚持真理，被扣上种种罪名，或批斗，或关押，或劳改，甚至被夺去生命。上海支宁教师朱守忠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优秀代表。
朱守忠，男，汉族，1920年出生，上海市金山县人。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17岁的朱守忠在学校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43年7月，他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1947年9月，在上海复兴中学任教时，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工作者。经介绍，他加入了进步教师团体，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活动。不久，他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上海中学教师协会”，并成为该组织的中坚分子。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守忠参加了上海教育局举办的政治研讨会，研读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使他的思想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当年，朱守忠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支部书记。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被派到上海财经学校工作。次年，被任命为上海教育局业余中教处教导员。1954年，调任上海速成师范学校副校长。
1957年，全国“反右”斗争开始。朱守忠积极领导学校的运动，但不同意无限度的扩大化，导致人人自危的做法。1958年4月24日，朱守忠被以“在反右斗争中退却”为由，定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当时，正值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他随上海文教部门504名教职员工组成的“支宁大队”，来到了宁夏，被分配到中卫中学任初中数学教师。
朱守忠虽然被错误处理，但对党、对革命始终充满坚定的信念，仍然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教初中代数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写的备课教案，却是教师中最厚最细的一个。他批改学生作业，一个标点、一个符号、教学图式上的一点偏差，都细心纠正，一丝不苟，常常通宵达旦。他以校为家，每天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加班太晚了，就伏在办公桌上，随便凑合一晚。
1961年夏，又一场政治运动对朱守忠“旧账”新算，将他送去劳动改造。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得了重病，被送进医院治疗。几个月后，他回到上海，得到上级党委已甄别他的问题、恢复党籍的消息后，立即赶回宁夏，第一件事就是补缴几年的党费，但办事人员告诉他：“必须要见到上海的正式批文再说。”原来他的甄别材料被压在了上海市委某部长的抽屉里。到1964年刹“甄别风”的时候，才翻了出来，但却成了一张废纸。
1965年，“社教”开始，又对他作出了开除公职、清理回沪的处理，但他反复向领导哀求：“让我留下吧！喂猪，扫厕所，干什么都行，我不要求什么待遇，哪儿跌倒了，让我在哪儿爬起来，对党和党的事业，我矢志不变，不要赶我走！”这样，他留在中卫中学，每天平田整地、种菜、拾大粪……劳动之余，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那本跟随他多年、画满圈圈点点和眉批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校不停地赶他，远在上海的妻子多次打电报催他回去，好心的同志也劝他早点离开宁夏，但他说：“我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这儿再苦，我是生活在集体之中，心里踏实。回上海去，就是自动放弃考验。”不久，学校以无法支付他每月8元伙食费为由，将他送进自治区某农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被扣上“地主分子”、“坏分子”两顶帽子，被强行迁赶到盐池县农村劳动。在贫困的盐池县农村劳动期间，他什么苦都吃，晚上还为山区的孩子们教书识字。1967年11月，中卫中学（现中卫一中）派人接他回去落实政策。临行时，乡亲们赶来，流着泪为他送行。
1968年年初，朱守忠回上海探亲，返回宁夏后，在贺兰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这里劳动改造中，他直率地坦露了自己对“文革”一些做法及危害和实质的观点与看法，特别对林彪、江青肆意横行，进行了大胆揭露，对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崇敬，公开为他们鸣不平。
1969年8月5日，朱守忠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于11月24日，又被以“现行反革命抗改犯”的罪名加判死刑。1970年2月11日，被执行枪决。
朱守忠对于个人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从无半句怨言。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把自己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粮、钱、衣物等转送给盐池老区的贫苦农民。他平生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并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他在最后一次离家时，教育子女要“坚决听党的话”，政治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要先看到当前国家的困难，随时随地替党分忧解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治区党委对朱守忠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于1980年5月2日发出《关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朱守忠同志模范事迹的通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向朱守忠同志学习。7月15日，上海市举行了朱守忠烈士骨灰安放仪式，骨灰安放于上海市革命公墓。
1986年6月2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报经民政部批准，追认朱守忠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