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共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全书294卷，按朝代分为16纪。其中《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约300万字。由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主持，一大群知识分子参与编写，历时19年完成。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予以借鉴。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了解司马光其人，再去阅读《资治通鉴》，有助于我们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
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前进的时代，又是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编写《通志》自觉地开始了。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最为优厚的一个时代，司马光出生在真宗时代，踏上仕途则是在仁宗时代。这个时候北宋已经处于中期，太祖、太宗时代锐意进取的精神已经有所减退，帝国处于冗兵冗官、积贫积弱的状态。20岁考中进士甲科的司马光，没有沉醉于功名，而是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不仅反映出青年司马光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而且也说明了他良好的素养和所受的良好教育。事实上，司马光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祖父司马炫为富平县令，政绩显著，以气节闻名于乡里；父亲司马池为兵部郎中，为人正直仁厚，家教很严。司马家族以诗礼传家，司马光的先辈多是好学上进之士，从祖父司马炫到司马光这一辈，有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司马池是一个有抱负、有见地的人，他少年时胸怀大志，专心读书，力求进取，而且治学态度扎实认真，文风质朴。在待人处世、理政、治家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也都贯彻了这种精神。
司马光自幼好学，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他发现《春秋》之后，从《史记》到《五代史》，卷帙浩繁。一个人即便是毕生穷其精力，也难以举其大略，更不要说做什么研究了。鉴于此，司马光便产生了网罗众家之说、成一家之书的念头。他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以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要。这个想法在仁宗嘉祐年间已经形成，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从任修起居注、谏官到龙图阁学士，成为皇帝的侍从之臣，直接为宋王朝的盛衰出谋划策。他知道人君要治国安邦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不以史为鉴，汲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当时在位的英宗很支持司马光，并为司马光的编史和史书的主要内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要求内容可以“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体例为编年史，专为皇帝提供治国经验的教科书。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保守派，反对变法，因此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当时王安石为相，两人无法合作，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专门研究历史。他在洛阳15年，专心编撰史书。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把自己编写的《通志》8卷本上呈皇帝。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司马光主编的这部史书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经过一些大学者的合力编撰，由司马光删削润色总成全书，文字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此书终于完稿。
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正统色彩，这主要是因为司马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像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同时，他还把人们的思想活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都贯穿在《资治通鉴》一书中。《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资治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资治通鉴》耗尽了司马光十多年的心血，在此书完成后，他官升资政殿学士。他名气很大，成为了众望所归的宰相人选，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连侍卫都称他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至于马匹不能前行。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在元祐元年（1086）逝世，终年68岁。
司马光一生恪守儒家传统，是儒家精神的典范。他为人忠孝，有大节，讲大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在封建时代，司马光被人们尊为孔门之后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