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往往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脱口便会甩出一句：“关侬啥事体！”弄得你哭笑不得，哑口无言。他们的处世原则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他们我行我素，很少去关心那些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无直接关系的事务。上海人把凡是不直接与自己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他们从不去过问，也讨厌别人惹闲事。他们有句口头语：“关侬啥事体！”就是最典型的处世态度。
他们之所以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是他们将自己的精明和智慧深藏不露，对身边发生的事，凡与己无关，就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与北京人形成鲜明对比，北京人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承负天下的责任感，颇有伸张正义、舍我其谁的气慨，所以给人印象是关心国事，热衷政治。上海人就不一样，他们只有商品观念和经济意识，说话做事自然较多考虑经济因素，对于身外的世界，包括政治，缺乏热情和激情。像北京人那样饱食终日，言天下国家大事而无实际收益的事，在上海很少见。老上海人只是热衷于那种谨小慎微的生活态度和疏远政治理念的自由主义倾向。
有位北方人到上海来办事，向路边一上海人打听路径，那个上海人明明知道而不告诉他，旁边一位路过的外地人，就直接告诉了那位北方人。那上海人朝那外地人轻蔑地甩出一句：“关侬啥事体！”另有一次，一位外地长者到上海某单位办事，接待他的年轻姑娘穿一件短裙，长者善意地劝那姑娘：“闺女，穿得太少了，当心受凉。”可那位姑娘瞪着那位长者，反问一句：“关侬啥事体！”长者还解释：“我是怕你着凉感冒，影响身体。”那姑娘白了他一眼，甩出三个字：“神经病！”那外地长者讨了个没趣。
这句上海的名言：“关侬啥事体！”几乎是上海人的座右铭，实际就是上海人的处事原则，意思是什么事都是各管各，对别人的事总是沉默，不必多管闲事。他们习惯于自我完善、自我保护，注重个性自由，追求独立自主，既不愿别人来干涉自己生活，也不去干涉别人，更不愿依附别人。所以在学术领域，他们往往习惯各自为战，不愿与别人对某一学术观点进行商榷，也不轻易去迎战别人的商榷，很少过问无关的事情。
余秋雨在谈到上海人的宽容时指出，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他说：
“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我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各管各”的北方话就是“各顾各”。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私”完全不同。自私是个人利益极端化，而“各管各”则是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互容共生，是自我需要、自我完善、自我保护的集中体现，也是上海人最为鲜明的个性所在。
“各管各”是上海人的个性，正是上海人的精明所在，它使生活在小生活空间的上海每个人都可以营造一个尽可能广阔的精神空间。这种个性也正是上海人有别于其他地区，包括北京、广州、江浙、中原等外地人的标志之一。不管到哪里，上海人即使不说话，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总会顽强表现出自己这个性。他们既不像北方人那样热情好客，喜欢热闹聚堆，神聊海侃；也不像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描述南方人那样“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而是习惯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地生活，时时处处保持着个人生活、行为、思想的自由，不愿凑热闹，不愿聚群，只是一味追求个性自由。上海人的“各管各”个性，致使他们始终如一盘散沙，没有同心力和凝聚力，同时变得麻木冷漠。中国人传统的优秀品格：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在上海人中很难见到，以至国人将孤傲、冷漠、麻木、缺少同情心等贬词都贴到上海人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