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燕赵之地，北面与蒙古高原相接，西有太行山与黄土高原相壤，自古以来时时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骚扰，所以这里的人民受北方少数民族骠悍性格的影响，世代相传一种尚武崇勇的遗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
其意是位于燕赵两国之间的中山古国，土地狭小，人口众多，尚有商纣王时的遗民，其民俗轻薄而有小聪明，拦路锤杀、剽掠，或者盗掘坟墓，男子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并记北部的燕国人民亦雕捍少虑：
人民稀，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
在《汉书·地理志》辑朱赣《风俗志》中云：
邯郸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说明这地区人民基本都尚武崇勇。燕赵之人多有一股侠义之气，秉性耿直，性格直率，充满阳刚的骨气和血性。他们始终认为：人活着不能没有气节，没有傲骨。
当时在燕赵地区，侠义之士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得到人们看重，他们在人格上得以极大的独立，其典型特征是“义”。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不畏强暴，勇于献身，礼义并重。因游侠的义气肝胆，故司马迁写《史记》时，便专有《游侠列传》记载：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
燕赵侠士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燕国的荆轲刺秦，他在出发前发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多么壮烈感人，说明“自古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
行侠仗义、轻财重义、团结互助是游侠存在的舆论基础，也是他们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行为准则。侠魁能身体力行，所以能博得人们的尊重，赢得了声望和威望，而成为民众的领袖。这一切只能在战乱和国家权力衰微时才能行得通；到太平盛世，国家权力强盛时，豪强不需要依靠民众力量以自保，他们也不需要率先垂范，发扬轻财重义、相互帮助这些美德来树立自己的名望和地位，他们可以依靠国家权力的庇护，从国家给予的特权中获得种种利益。当然国家权力强盛后，也不允许豪强超越国家权力限制，私自建立势力范围，从而游侠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游侠是古代社会中比较特殊的人群，他们不爱劳动、不事产业，没有生活来源。他们身体强健，崇尚武力，希冀以武功安身立命。他们讲义气，重守诺，易冲动，不惜性命。游侠是一个在特殊时代产生与活动的特殊社会阶层，产生于战国这一社会动荡时期，崛起于西汉，衰败于东汉。“严格意义上的游侠阶层，在东汉时代基本上已不再存在。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游侠在历史上已消失了”。但侠士行为，在以后历史中，还长期存在于民间。
到隋唐时期，文献中仍有记载。如《隋书·地理志》记冀州：
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官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语曰：“魏郡、清河，天公无奈何！”斯皆轻狡所致。
《通典·州郡志八、九》冀州风俗：
山东（太行恒山之东）之人性缓，尚儒仗气任侠。而邺郡，高齐国都，浮巧成俗。
宋代以后仍然如此。如《宋史·地理志》记河北路：
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土平近边，习尚战斗。
《太平寰宇记》记洺州风俗：
燕赵邯郸风俗，丈夫悲歌慷慨，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多弹弦。
镇州风俗：
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他郡剧……言人剽悍。
《大明一统志》记顺天府风俗：
多感慨悲歌之士，自古号多豪杰，人性宽舒，风俗朴茂。
真定府风俗：
性缓尚儒，仗义任侠，土广俗杂，人习文武，犷悍木强之习可变礼义廉让之风，人物雄豪。
可见这地区历来战争、尚武、侠义、壮士渲染的都很悲壮。尤其是在民族危亡，国破家亡，战争频频的动荡时代，总是表现出崇高的风骨，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慨。历代燕赵地区诸如侠士这样的英雄好汉层出不穷，其精神始终发扬广大。
除了荆轲刺秦外，还有蔺相如的完璧归赵，廉颇的负荆请罪，毛遂自荐，三国时的桃园三结义，东晋祖逖的闻鸡起舞，到近代的霍元甲和大刀王五，及现代的李大钊，乃至抗日战争的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和董存端、节振国等，无不气壮山河，使敌人闻风丧胆。
侠士，侠者，不君不臣，偏锋一支。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既不遵从国君之命，也不遵从世俗之情，而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士者，读书人之“慷慨悲壮”称谓。能称得上为侠士者，必读书有成，文武兼备，并不是单靠习武就成。侠士一般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注重的是品德操行，不夸自己的才能，不议论别人的短处，“绝交不出恶声，去国不洁其名”。他们注重的是名誉，不会沽取虚名，而是为了证实自身的绝对完美，绝对自信。他们帮助别人往往以十报一，不是为了证实自己爱怜，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力量。他们不在乎成败，不吝啬生死，生不苟合，死不苟且，死法与生法同样重要。因为他们生命有两种，苟安偷生、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矢志不移、独立自主是有意义的生命。侠士爱惜的是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他们一般意志特别坚强，“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为了保全这志向，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会不顾一切，乃至生命。侠士的“慷慨悲壮”人格的形成，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种情结。从战国末年以后，“慷慨悲歌”特性已成为燕赵之地的专有，直到现今，其精神依旧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