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州郡志九》冀州风俗亦记载：
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注：魏丰乐侯杜君畿为河东守，开置学官，亲执经教授，郡中化之，自后河东，特多儒者）闾井之间，习于程法。
从《通典》注中可知，自魏晋以来，晋地的文教事业逐渐兴起，在隋唐时期，当地商业尚未兴起时，基本上还是很重文兴教的，多文雅之士。《隋书·地理志》记载：
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
在金元时代，山西的经济文化都比它邻近的地区发达。从《金史·地理志》所记各地人口数来看，都比周围的河北、陕西高，说明这地区的经济比周围地区发达。再说平阳还是金代在北方的印刷中心，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金代全国有十九个路仅设有十个考区，凡文化发达地区一个路才设一考区，文化不发达地方就得到临近考区去考试，而山西境内当时分为三个路，所以设有三个考区。可见山西地区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再从《金史·艺文传》中所记载的金朝一代文人、学者来看，金末元初时，山西出了两个全国一流的文人，一个是元好问（今忻县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一个是刘祁（今浑源人），他一家几代都出了由科举入仕的文人。说明金代时山西仍很重视文化教育。直至明初，山西的学风仍很兴盛。据《大明一统志》所记，太原府风俗：“文字盛兴，忧深思远”。平阳府风俗：“俗崇礼让”。潞州风俗：“士尚气节而务学”。汾州风俗：“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可见当时山西还比较重视务学礼仪。
但自明代中叶以后，经商至上的理念逐渐成为晋人遵奉的最高准则，在三晋大地上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商业文化。从而山西商人及其子弟很少参加科举考试，淡薄名利，不再迷恋于读书仕宦。山西人们普遍地认为，读书为最下，不得已才为之。
早在雍正年间，山西巡抚刘於义曾说：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
对此，雍正批曰：
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
当时在山西人看来，子弟俊秀者，多入经商贸易第一流职业，只有天资聪慧者方可为之；次之可当胥吏；只有生性愚钝者才苦读寒窗，应试升迁，可见已将读书看作最下等之行当。至清末，晋人刘大鹏曾说：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
民间流行谚语：“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皇堂”。其意是读书是为了做官，但做官并没有多少值得羡慕的，只是空架子，哪有经商来得实惠。率一流人才集中到了商界才有前途，将传统的“望子成龙”演变成了“望子经商”，所以山西大批优秀人才都转而经商去了。早在13世纪，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对山西商业之发达有过记述：
大同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
山西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地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19世纪末，利希霍芬在中国考察中就发现：
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中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的智能劳动是该省惟一输出的商品，这也是财富不断流入该省的原因。这种财源也受到鸦片的极大损害。在所有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业倾向最发达的要数山西、陕西两地的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获得了对邻人或周围国家居民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保持了这种优越感的种族，即使在其后代丧失了政治势力以后也能通过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显示精神优越的成果来。这种在西南亚洲明显出现的现象，在此又出现了……山西人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像犹太人。
明代晋商凭借靠近北方边镇的地理优势，利用明政府保障边镇军需供应的“开中法”，而从事获利甚丰的食盐买卖，以此为契机，勃然而兴。至明中叶，晋商已成为与安徽的徽商相匹敌的最大的两个商帮。据《五杂俎》记载：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当时经营范围和富裕程度都超过了徽商，饮誉全国。到了清代山西商业更是盛极一时，山西商人号称百万大军，仅走东北的就达四十多万人，旅俄的就有一万多人，旅蒙商队拥有骆驼十万峰之多，从业人员达七千余人。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开拓进取，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足迹遍及亚洲地区，甚至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到清中叶，山西人在金融领域独领风骚：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于清道光初的山西晋中。从此山西的票号不仅遍布国内各地的市场，而且逐渐伸向日本、俄国、朝鲜、新加坡等国际市场，时称“汇通天下”。甚至就连清政府的财政也要仰赖于山西票号。
梁启超曾论述说：
晋商明初至清末，五个世纪，经营项目最广，活动范围最大，资本最雄厚，利润最为巨大的集团，成为封建商业经济高度繁荣发展中的中坚力量，足以自夸世界商人之前。
山西因此而财源滚滚，一时间成为全国最富有的省份。山西人在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上却能创造出中国最巨大的财富，真是历史奇迹，也值得人们去深思。余秋雨先生曾感叹：
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指20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人被普遍认为十分精明，他们有商业头脑和金融的才能。其商业上的精明还不同于南方人，表现在性格上具有北方人特有的厚道。在山西人长期的经商过程中，他们倡导的“三老”：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形成以“勤勉”和“诚信”为核心的晋商文化。在封建社会中，法制还不健全，金融兑汇业务主要是靠建立在钱庄、票号“信誉”的基础上。山西商人能在金融业独占鳌头，与他们的“诚信”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人E。A。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一书中，记载了他在平遥所见到山西金融业当年有过的辉煌和它的日趋败落：
在大清帝国的银行业中，山西银行商占了重要地位。有一个人拥有五所宅邸，其中有许多庭院、装饰的道路、百合花池塘、石桥、夏天乘凉的小屋、大厅、石桌子、花园和果园，共占地20—30亩。这些证明了主人以前的富有和地位。但是近来由于抽鸦片和赌博发展浸染商人阶层，那些成功的山西银行商的后代沉湎于声色、出入戏院、赋诗作画之中，使得他们祖宗在大清帝国时期积累起来的事业从他们身上败落了。其中一些富有的年轻人留给我的典型印象是胖胖的、虚弱的、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