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重义，南方人重利，江西人南北兼容，重利也讲义。江西人重利，有时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长期受儒风影响，江西人也重义。江西人讲义气，不同于北方人那样，不顾一切，而是渗杂着利的水分，两者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羞羞答答，好不含糊。
江西人有经商才干，但缺乏开阔心胸，只是做做小买卖，有小家子气。德国人利希霍芬曾作过中肯评述，并与邻省人作过简要比较：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精神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江西人和山西人、广东人一样善于算计，但仅限于做小商人，开杂货店。金融业属山西人，大商业属广东人，江西人在做小买卖方面才能卓越。他们没有湖南人那种刚健，也缺乏可以博以好感的浙江人温软，他们最明显地表现为“心胸狭窄的利已主义和冷酷的小家子气”。
明代江西有一些巨室大户，平时置买田产后，遇造册时，贿行里书，将一些税收负担转嫁小户，这些小户为避苛捐纳税，不得不有大量人口外流。
他们多从事工商活动，流向全国各地。在湖广“地多异省之民，而江右为最”。在河南是“四方之贾人归焉，西江来者尤众”；在北京“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等等。
当时江西商帮的特点是人数众多，活动地区广泛，经营范围很广，资本分散。江西的商人多为家贫无奈，被迫外出经商的，他们的经营资本多为小额借贷而来，基本都是以小本经营为主。
江西商人由于大多是穷人出身，文化低，专业化不明显，他们本小利薄，经营范围虽广，不追求深度，都只做些小买卖，获些微利以维持生活，快速致富者不多。正如谢肇《五杂俎》中指出：
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
新安商是指徽商，江右商则是江西商人，他们挣不到大钱，只是赚点小钱，所以“贫”。他们最大特点是比较讲仁义，即在他们经商过程中每每见好就收，知足常乐。如南昌刘善萃，在汉口经商，待其富裕后，不复出门，在家当起土财主。抚州赵雪涛，辗转贸易到云南，积累了一些资金，就每天缩短营业时间，关起门来看看书消遣。江西商人一般获取一定利润后，多用于生活投资和社会投资，所谓生活投资就是回归故里，购置田产，造屋筑宅，颐养晚年。所谓社会投资就是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荒，办学助学，修桥铺路，甚至捐粮助饷等等，为社会做义事，图个好名声。像江西商人这样求利讲义，见好就收的，在整个古代各大商帮中不多见。这也正反映了江西人格的一大特色。
第十八章 九头鸟与湖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