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一天，东姑的职员李慕生（Lee Mok Sang）告诉我，东姑希望邀请我到他的府邸参加10对夫妇的晚宴。他的府邸是典型的刷了白涂料的优雅的殖民地建筑，打了腊的深色硬木地板能够照见人。它座落在能够俯瞰吉隆坡的山崖上面，曾经是英国驻马最高专员的府邸，后来成了东姑钟爱的住所，直至他于1970年9月辞去首相的职务。
我和国王以及一些朋友们一起在金马仑高原打高尔夫。坐在前排中间位置的是当时的马来西来国王拉惹·玻璃市。我坐在他的左边。
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的慕生递给我一份邀请柬，上面写着“黑领结”。他解释说，东姑注意到我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俱乐部里的身影。当时，殖民种族障碍在一年前已经被清除，我刚刚花了每年150马来元的可观数额加入了俱乐部。晚宴是一系列聚会的一部分——东姑想在这种场合搜集社会各界关于如何更好地统治马来西亚的观点。东姑同时还在搜觅人才，寻找所谓“聪明的年轻人”。
这是跟马来西亚首相第一次共进晚餐！
虽然我已经33岁，但由于我埋头拼搏奋进（从沿着老马来亚尘土飞扬的道路卖鸡，到进口大米，到建造商铺，到为盘谷银行当买办、为华人商界当“中介”，一直到建设住宅），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去学习生意之外的社交礼节。我对东姑的英雄历史毫不知情，也不知道“黑领结”是什么意思。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仍然可能在社交场合做出惊人的有失检点之举。有一天上午，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俱乐部，我正跟拉惹·玻璃市（Raja Perlis）在一起——他那时是最高元首，也就是马来西亚国王。这时，柬埔寨王子诺罗登·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走上前，问候国王陛下。我甚至不知道要站起身来，并且看到了王子那令人无地自容的眼光。然而，我当时还是没有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今天，我仍然同情那些说话过于大声、吃面条发出呼哧声响、聚会场合着装不当的人们。礼节是学出来的，不是天生的。
因此，读者们可以想象得到，1959年，在我跟东姑首次社交聚会的前夜，我还是一张白纸。
感谢上帝，我没有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去买一个黑领结，然后穿着宽松的便裤赴宴。我四处打听了一下，花90马来元从新加坡订了一套小礼服。晚宴进行得很好。我和东姑都对赛马和马来西亚的命运有兴趣。闲谈变成了严肃交流，然后不久，又有了一起打高尔夫球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