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三九陷落:中国企业20年危机的“关”与“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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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言

20年前,他在这里创办了全国闻名的南方药厂,而现在,这里却赐给他一间几平方米的囚室。深圳笔架山见证了一位名扬一时的企业家、改革风云人物的人生沉沦。

公元2005年11月20日,深圳梅林看守所与往日一样平静。

它隐身于笔架山西南侧的山凹里,周围长满细细高高笔直的桉树和硕大树冠的荔枝树。拐出山凹就是喧哗热闹的深圳市区。

这天,看守所迎来了一位新的被关押者。

看押犯人,进进出出,是看守所日常的工作。但是,当看守所负责人接过有关材料,看到“赵新先”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是愣了一下。

所有的安排照程序进行。不过这位负责人似乎特别认真,亲自选定了房号,并对房间内进行了巡视,特意要求把房间打扫干净,把硬板床上的床单换成新的。

晚上,被关押人送到,简单的交接仪式后,这位方脸堂,戴宽边眼镜,中等身材,身板挺直,步履有点迟缓的老人被带向已经准备好的房间。看守所负责人在前面,没有表情,也不回头说话,只是走得很慢。在看守所里,这已经是相当大的礼遇,相当于前面引路。而身后是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新式冲锋枪挎在肩上,以近乎于正步姿式,跟在身后。

这位20多岁的小战士并不知道,他负责看守的这个老人,曾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首长,“文职二级”军衔,工资待遇相当于中将,获得过“军队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和“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等称号。

哐当!铁门被打开;哐当!铁门被关上。

老人眉头微蹙,紧闭双唇久久地站在狭小的房间内。向前走一步就是冰冷的墙。一张简单的床,四面徒壁和一扇铁门,他意识到,自己已是囚徒。

上午,他去了北京颐和园。退休前,他每年来北京多次,但忙忙碌碌,无遐来看颐和园。这一次到北京,已无公务缠身,就来到这里看一下。当他心情愉快地走出颐和园大门的时候,有人走了上来,向他亮出了证件:“深圳市公安局”。一辆汽车开到面前,他被推上了汽车,飞速向北京机场驶去。

沦为囚徒,赵新先此时的心情自然难以平静。除了眼前这堵墙,许多问题都要面对。而这间小小的囚室,更让他压抑,让他崩溃。

从这间囚室向东沿山脚走一公里多一点就是南方药厂,药厂旁边是三九建设的第一个生活小区,其中一栋楼的六层的三室一厅的住房,是他的家。

笔架山,是一座不太高的山峰,东西狭长,正对着香港。由于它的形状像一个文人使用的笔架,因此起名笔架山。

笔架山是他的家,作为一个军人,笔架山是他的根据地,作为企业家,笔架山是他创业的圣地,但现在,笔架山是他的囚禁地。

人生如梦,现实竟是如此的苦涩坚硬。

一年半以前,当时的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到深圳宣布他离职退休的决定,还亲自到南方药厂的陈列室参观,陈列室摆放着笔架山创业时的铁锹和后来取得的象征荣誉的一面面奖牌奖旗。

离职以后,他就很少回到这里。有一段时间住在上海,期间被浙大药业请去当顾问“把脉”。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受朋友之邀出来做点事情。但是,也有人解读,在离任审计还没有结束就受聘其他企业,显示他对自己在财务上的清白和自信。

不过,后来的事情却接踵而来。先是三九脑科医院院长许德志夫妇因经济问题被双规,此案还涉及到三九广州医院院长崔崇林,崔是三九脑科医院的前任院长,也是创办者,崔也被双规。

2004年10月15日,三九集团副总经理陈重因病去世,年仅43岁。随后传出在清理他的办公室时,发现数额巨大的银行存款。

随后,对三九的审计升格,转为国家审计署的审计。

也许,赵新先到此时还不知道,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小组已经出据了一个审计简报,随之,三九集团副总经理荣龙章、三九生化总经理张欣戎、三九汽车公司部经理陈达成被双规。此外,三九工程公司总经理林长兴被通缉在逃。

据传,受以上人员案件的牵连,发现了赵新先有染的证据,因此,有关方面决定将其拘捕。不过,有人在震惊之余,认为赵新先不是一个贪财的人,更有消息传出,赵新先是因渎职而被拘捕,并将被起诉,赵已经委托律师打理官司。

不管赵新先因何而拘捕,此时此刻,在笔架山下的这间囚室里,他都要面对人生最灰暗的处境,经受心灵最残酷的拷问,处于最激烈的思想冲突交锋,进行最艰难的抉择。

作为《深圳商报》的记者,我采访报道三九多年,是近距离观察赵新先的记者,也建立了友谊,对他具有崇拜、敬仰、疑惑多种复杂的感情。不论怎么说,他一手缔造的三九帝国东征西伐,竖立起了响当当的品牌大旗。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强人,一个在商场上横刀立马战功卓著的将军。对他的沉沦悲剧,我感觉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

这种心灵的隐隐之痛,甚至并不是为赵新先一个人,而是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代企业家、开拓者的命运而引发。近些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种悲剧实在太多了。而纠缠在赵新先身上的绝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所能解释的。体制的碰撞,企业发展方向、模式的争议,企业的管理、用人机制的安排,企业与政府的博弈,企业的经营和运行环境,企业家的操守与社会责任等诸多问题,让三九暴发出多种并发症,让赵新先变得复杂而难以琢磨,使三九让人难以看透,争议纷纭。

在经过几夜的思考之后,我决定去解读赵新先,解剖三九。三九正处在危机之中,赵新先也身陷囹圄。但这绝不是最后的结论。三九的兴衰,是奔跑中的中国企业的一个版本;赵新先的命运,也应该成为制度和社会反思与进步的代价。

20年的三九,企业遍布全国,甚至没有多少人搞清它有多少家企业,过去的数字是200多家企业,现在的审计又说三九延伸到五级企业链上共有500多家。再加上关键时期,企业拒绝采访,有关人员不愿多说话,大多回避,要想弄清每一个细节是非常困难的。所幸,职业的习惯,我还是保留了三九一些历史的资料,虽然不够精细,但也轮廓清晰。

特别是,我想对三九进行一次现代企业命题的思辩,对赵新先进行社会命运的追问,重点不在数字的严密、细节的缜密。因此,我就朝着既定的目标,匆忙出发了。

从笔架山出发,作一次20年的追寻和远行,试图探寻一支企业团体远征的足迹,触摸那些中国企业前行中的障碍和雷区。

1996年夏天,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到三九,他问赵新先:“999是什么意思?”赵新先回答说:“第一个9代表知识分子,第二个9代表知识分子,第三个9还代表知识分子!”当时兼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朱镕基,当即表示聘任赵新先为该院管理学兼职教授,他对赵新先说:“你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将来即使你失败了,经验也是财富,我还请你来清华上课!”

但愿赵新先的经验教训能成为大家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