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机遇
如果历史是一幕幕故事，有个性的人物才会有出场表演的机会。如果评价一个人物的功过，那么就要把他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从起点看他的一生。
我今天来写赵新先和他引领下的三九，就从历史的起点着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这场历史的变革，帷幕的起点是南国的深圳。邓小平在深圳划了一个327.5平方公里的圈，在香港的对面建立一个经济特区。
邓小平要做一个试验，首先，在一个局部地区打破套在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上的铁环。然后以实事证明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如资本主义的理论未必正确。
精英和力量迅速向深圳集聚。通向深圳铁路的列车上，摆满了推土机、压路机、载重汽车，两个师的基建工程兵奉命从辽宁鞍山和陕西汉中日夜兼程，开赴深圳。
北京、上海、辽宁……全国108位工程师汇聚深圳，为经济特区规划、设计战略图纸。
对岸的香港人首先看到了热闹起来的深圳。据说，当时香港人过来首要的动因是吃狗肉。因为香港不准吃狗肉，现在过关手续简化了，深圳的狗肉铺一下子兴隆起来。狭窄的老街上，每天都拥挤着各色面孔的人流。
接着，香港的6大商会、5大银行、工商界人士、媒体都过来了。
“一年免税，三年免半税，进口必需的生产物资免税”，优惠政策和深圳的廉价地皮及便宜劳动力，吸引一批批香港人走过罗湖桥办起了加工厂。
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南方医院院长赵云宏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新时代似乎与他将擦肩而过，没想到，他却留下了绝妙的一笔。
赵云宏在总后所属的四所军医大学当中，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并不是说他医术、学术上多么有造诣，而是他的经营意识和方法有着过人之处，南方医院的福利待遇要比其他同行高出一大截。他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当时南方医院开发出来的“洁银牙膏”成为市场上的主打产品，赚了很多钱。南方医院不但是总后系统，而且也是全军多种经营的典型。
骤然热闹起来的深圳自然不会逃过赵云宏的眼睛。他悄悄去了一趟深圳。
一个在此后20年中国内耀眼的企业——三九集团，开始酝酿。
“赵大胆”请命
赵云宏去深圳是带着总后的任务去的。总后计划在深圳设一个窗口，办一个医疗中心，医疗之外还有一个任务，通过香港进口医疗设备。参与策划医疗中心的赵云宏极力提议同时办一个药厂。医疗中心离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最近，因此，委托南方医院代管和办理。
不过，赵云宏在操作过程当中却留了一手，医疗中心的人都是从总后派过来的，而药厂的人他却要从南方医院选。
药局主任赵新先被指定为筹建药厂的负责人。
赵新先，时年43岁。1964年沈阳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南方医院药局。这个东北小伙子最初的工作是扛蒸馏水，然后从组长、室长、科长，再升迁到药局主任，成为第一军医大学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赵新先在第一军医大学是个名人。当时，第一军医大学有“四大秀才”和“四大胆”，赵新先是“四大胆”之首。
70年代末，赵新先在药局推行承包责任制，当年上交利润5万元。到1982年，不仅上交利润近百万元，而且靠自我积累资金盖起了2000平方米的药局大楼，药局的奖金，也列全院之冠。
赵新先自然受到重视经营的院长赵云宏的赏识。
赵新先被指定为筹建药厂的负责人，还因为他手上研制出了几个药品成果。后来名命为三九胃泰、壮骨关节丸和正天丸的南方制药厂的三个主打药品，赵新先都参与了研制开发。
当时，医院曾经深入粤北山区为群众送医送药，下乡服务。有一次，赵新先听乡亲讲，他们胃痛时，就到山上采草药熬汤喝，喝了就不痛了。药学系毕业的赵新先非常感兴趣，立即让老乡带路到山上采摘名叫“三桠苦”、“九里香”的这两种草药。找到这两种草药后，赵新先带回不少。南方医院消化科教授周殿元、张万岱和赵新先组成科研小组，开发出了一种胃药，就是后来的“三九胃泰”。这种胃药在医院试用，效果不错。
在第一军医大学里，拥有一大批极富才华的科研人员，研究出了极具品位的科研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多年来在重复着科研——鉴定——表彰奖励——锁进实验室寂静的库房，这样一条畸形的道路。
那段日子，南方医院对面的山上冒出了一片建筑，那是一个取名“白云山”的药厂，渐成气候，年产值很快过亿，成为国内最大的中药厂。
身为药局主任，广州的一些药厂把赵新先当作专家，聘到厂里作技术指导，但是白云山却不买账，赵新先几次上门商谈业务，遭到拒绝。站在药局的楼上，注视着对面药厂的厂房，赵新先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办一个药厂呢？想到这里，他在心里轻声说：“别牛！建个药厂一定超过你！”
赵新先去找院长赵云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赵云宏也认为想法不错。
接着，机会来了。总后南方医疗中心开始提出运作，药厂设想也被提出列入方案。
办药厂要有产品，“三九胃泰”就被赵云宏看作最有前途的产品。
邓小平在后来评说深圳时曾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中国要开放，社会要变革，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深圳要作一次牺牲和试验，在这片长满荒草的土地上，没有一股闯劲，就没有出路。
当然，要在深圳做事，必须找敢闯的人。没有闯劲的人，不敢来，来了也做不成事。
赵云宏认为，赵新先就是一个敢闯的人。赵新先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敢于向传统挑战，并总能找到开拓前进道路的办法，有勇也有谋。
笔架山扎营
一个企业家，第一桶金是最深刻的记忆，多少年以后，不论他已经拥有多少财富，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挣到的第一笔钱。创业的故事，总让人激动不已。追溯一个企业，创业艰难，却都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赵新先，在笔架山上也留下了不能埋没的足迹。
1984年12月28日，徐向前元帅正在广州视察疗养，能“忽悠”的赵新先就拉上赵云宏，去找徐帅汇报了办药厂的设想和计划，并说动徐帅为药厂题名。赵云宏和赵新先将这个药厂临时取名“南方药厂”，这四个字由徐帅题写。
1985年8月7日，赵新先带队来到深圳笔架山，当时有6位干部，8个工人。在以后的记述中，一般是说，随赵新先到笔架山第一批创业的有4个骨干人员。这4个骨干，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包括左敏、曾晓春、张庆新，稍后李红兵也列入其中。左敏和曾晓春是1982年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后分到南方医院药局的。张庆新是通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南方医院仪器科的。1985年11月，李红兵来到笔架山，他是1984年从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北京301医院工作。
其实，在赵新先来到之前，已有人员打前站。孙萍，做行政工作，一些启动手续是她办理的。范桂荣管财务，曾子旗管过生产。
和李红兵几乎同时来到笔架山的还有后来担任三九大酒店总经理的李春和担任湖州药厂厂长的许仲田。两人都是刚刚毕业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大学生，也是军人。这一次上笔架山的还有赵新先的爱人“王大夫”。
当时的笔架山是一片荒山野岭，满山的树木，齐腰深的茅草，唯一的建筑物是武警部队废弃的一间驯养警犬的铁皮棚。当晚，赵新先和几个年轻人就睡在这个名副其实的狗棚里。
没有食堂，暂且到武警支队的简陋饭厅寄餐，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只有一元多。没有床铺，暂时搭块木板，或者席地而卧，每人平均住宿面积只有1.3平方米。电灯一时没能用上，用原始的油灯或蜡烛照明。没有自来水，只有自己打井挑水吃。
赵新先每天一大早起床，察看施工现场，安排日常工作。收工后，再到工地各处检查一遍，才回工棚。晚上，钻进潮湿的被窝，他又打起手电筒，记录当天施工进度，筹划每二天的工作，连续两个多月，他每天带着大家挖山坡，填沟坎，打地基，跑材料，进设备，真正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眼睛一睁，干到熄灯，熄灯以后，还得办公。不长时间，赵新先的体重一下子掉了七、八斤。
1992年4月，总后赵南起部长在长城出版社出版的记述南方药厂改革创业的画册《999之路》所作的序言中，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描述了他在南方制药厂检查指导的感受：“1985年底，我第一次到南方药厂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厂长赵新先带着几个年轻人，住在人家留下的训犬棚里，喝着井水，啃着咸菜，规划着南方药厂的蓝图。说实话，我当时真担心他们搞不起来，实践证明，他们不仅搞起来了，而且搞得很好。他们作为改革这项巨大社会工程中的一个实验室，率先在军队企业中冲破了旧的传统观念，实现了从小作坊向现代生产的过渡。回过头去看，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很不容易。他们那坚定执着的改革信念，那勇于创新，敢于实验的胆识气魄，那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的求实态度，那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一句话，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三九’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没有高速度就没有生存的权力”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句响亮口号，曾引发了当年一场波及全国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运动。
笔架山上的赵新先也有自己的口号：“没有高速度就没有生存的权力”。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军队打仗时的拼命精神。20天打出一口日抽量1200吨水的机井；7天安装了别人要用一个半月才能装上去的粉碎机；3个月铲平山坡上的15万土方，建成两个车间。
笔架山抢占“摩天岭”的速度之战，最典型的是3个月建成中国第一条中药自动化生产线。
建什么样的药厂？怎么建？是赵新先考虑的头等问题。那时候，仅广东省的制药厂就有200多家，深圳地区也有40多家。这些药厂有国家办的，也有省市办的，还有中外合资办的。强手如林，竞争激烈。面对这种形势，是墨守成规，照搬别人的经验，建一个传统式的小药厂，还是改革图强，另闯新路，在市场竞争中创建具有发展前途的现代化药厂？两种方案，两种前途。
赵新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建设现代化的药厂，最大难题是经费不足。根据原定计划，500万元的建厂费中只有50万元是设备购置费，满打满算只能建一条传统模式的生产线。赵新先从有关杂志上找到一份关于日本设计和制造中药自动化生产线的资料，读后很受启发。他根据这份资料，参考国内一些制药机械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南方药厂的特殊情况，自己构思了一套中药自动化生产线，取名为“NF-A型”生产线。根据这个方案，他和武汉制药机械厂、武汉仪表成套设备厂一起研究，打破常规，克服困难，设计出我国第一条中药全自动生产线。
经过3个多月的设计、修改、组装和试验，NF-A型中药自动生产线安装、试产成功了。它突破传统模式，把中药生产的提取、浓缩、干燥三道工序、三个车间，合为一道工序，一个车间，从投料到出产，全部流程实现了自动化、管道化、密闭化。每天生产的药品，可供20万人1日两次的用药量，而全车间只需要9名工人，每班只有3人。生产的各种药品全部符合国家药典规定的质量标准。
1987年，经全军医药专家鉴定，一致认为“NF-A型”中药自动化生产线设计合理，工艺先进，国内首创。这条生产线的录像，曾被国家医药管理局送到联合国举办的植物药开发研讨会上播放，获得外国专家的一致好评。
“NF-A型”生产线成了南方药厂抢时间争效益的秘密武器。南方制药厂在1987年正式投产的当年，就创下了“四个一”：一年的时间，靠一个拳头产品（三九胃泰），创下1100万元的总产值，人均创产值11万元。
此后，南方药厂又投资300多万元，对“NF-A型”生产线进行了改造，形成了“NF-B型”生产线。B型线比A型线设计更加合理，性能更加先进，实现了闭路电视监控，全电脑自动操作，生产能力提高3倍。
命名“三九”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代开拓者，赵新先在利用科技手段提速度、抢时间，提升竞争力的时候，也把产品赋予了市场和品牌的元素。
南方药厂筹建时，在产品方面面临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生产抗菌素；第二个选择，生产维生素C；第三个选择，生产赵新先参与研究的三九胃泰、壮骨关节丸、正天丸三个成果。
选择的天平自然倾斜到胃药市场。胃药市场容量大、潜力大，慢性胃炎是中国人最常见的慢性病。1973年以来，赵新先等组成的研制组，着手研究的这种能根治慢性胃炎的中成药，疗效显著，富有竞争力。并且这种胃药的原料取自粤北山区，原料丰富，价格低廉。1986年9月，这种药品拿到了生产文号。
由于这种胃药的主要原料是取自粤北山区的“三桠苦”和“九里香”两种中草药。在彻夜研究产品开发和讨论问题时，不停地抽烟驱赶疲劳的赵新先，联想到“三五”香烟的名字，就把这种胃药取名为“三九”。最初的制剂被命为“三九冲服剂”。“三九胃泰”是纯中药复方制剂。
一个中国驰名商标“999”，就这样在烟雾缭绕中诞生了。
当然，“三九”还是中国文化象征意义最大的数字。“三”是基数，“九”是无限。赵新先追求快速扩张，事业做大的思想已经隐含在“三九”的名字之中。赵新先对数字的追求已经刻意到极致。比如，三九医药上市时，股票代码选为“000999”，上市时间特意要求必须在1999年完成，9月份不能实现，当然就遗憾地不能选择在9月9日这一天，但11月上市，还是在11月9日上市发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则选在2000年3月9日9时，上市开盘大钟敲了9下。三九许多人的电话、手机，尾号是“3999”或“999”。
这种数字追求的完满，被赋予了太多的愿望，当然也要付出代价，不可能轻易获得。
资本金溯源
1985年8月7日，赵新先率队走上笔架山，南方药厂动工建设，到1986年9月18日，南方药厂各项筹建工作基本完成，并举行了试投产仪式。1987年1月1日，南方药厂正式投产。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刚刚正式投产的南方药厂，于1987年3月7日脱离总后深圳医疗中心，归属南方医院管理。
谈到这件事情，首先涉及到“三九”的一个公案：南方药厂建厂资金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后来的说法有几种，一说是借款500万元起家，一说是贷款500万元，还有说是投资500万元。500万元启动资金的来源，在以后的三九企业性质定位和企业改制中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当初的情况是，赵云宏和赵新先想办法说动总后医疗中心，出资500万元，并且是逐步到位。因为，最初的药厂是列在医疗中心的计划之中的，在建设深南大道最东端的现在的三九大酒店的同时，南方药厂同时起步，因此，医疗中心愿意挤出这部分资金。
药厂建成之后，精明的赵云宏和赵新先自然清楚这个项目的价值，因此在其他人还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立即操作归属南方医院的事项。因为一旦见到效益，要想从总后医疗中心挖走这块肥肉就难上加难了。
南方药厂很快归还了这500万元借款，人员又全部是南方医院的，一直由南方医院操办，总后医疗中心反而少了一个麻烦，脱离就脱离吧。
90年代初，赵云宏离休，南方药厂与南方医院的关系失去根基，赵新先与南方医院的关系绷紧，总后支付1亿元给南方医院，将南方药厂划给总后直属。此前，南方药厂已经向南方医院上交利润近亿元，再加上以总后名义支付的这1亿元，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南方医院在南方药厂拿到了2亿元。
总后收购或者说是划转南方药厂，并没有任何投资，只是一纸文件决定。总后支付给南方医院的1亿资金，也不是总后支付，是南方药厂从自己的积累资金当中支付，算作南方药厂脱离南方医院的代价。
南方药厂归属总后的同时，总后在深圳的医疗中心划给了南方药厂。此后，虽然不断有部队企业划给三九，资产质量多不太好，属于卸包袱行为，并没有资金的注入。
从以上的过程分析，有人认为，赵新先办南方药厂虽然是职务行为，但从资本金来源来看，南方药厂应该是民营企业。
赵新先曾表示，他到南方药厂后，南方医院一直给他发工资，但他没有领过。是一种无私奉献的表现，还是另有深意，也难以看透。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赵新先那代创业者，在创业之初，事业的冲动是最根本的，并没有想到年薪制，更没有想到民营化，没有想到MBO。但是利益的驱动是本能的，赵新先借款时可能隐约意识到将来的变化，有意无意之间，把原始投资设计成了借款。
四大“罪状”
赵云宏缴获南方药厂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南方药厂投产的时候，总后委派的专职委员焦万里也到了深圳，他受命调查赵新先的四大“罪状”。
据从有关渠道反映到总后的情况，反映赵新先有四大“罪状”。一是挪用公款买鸭场；二是工厂没建成就把家属搬来；三是搞豪华舞厅：四是违反财经纪律，把盖房子的钱拿去买设备……
来到现场一看，事情就立即搞清楚了。所谓挪用公款买鸭场，是因为厂门前有两个水塘，农民养了3000只鸭子，赵新先想搞点副业生产，改善职工生活，也考虑到把水塘买下来增两块地，于是花了2万元钱买了下来；所谓家属搬来，也是为了安定人心，让家属从广州第—军医大学搬到荒山吃苦头，显示背水一战创业的决心；所谓违反财经纪律，那是因为赵新先设计了三九胃泰生产线，计划买设备的钱差60万，只能咬咬牙把盖生活设施的钱先花了；所谓豪华舞厅，就是在饭堂牵几条彩带，让年轻人活跃一下文化生活。
事情搞清楚了，赵云宏反而有了一个要求南方药厂脱离医疗中心归属南方医院的理由：既然大家对南方药厂说三道四，那就让我来管好了。
市场启蒙
1986年9月19日，“三九胃泰”第一批试产品——那些褐色的颗粒状的晶体，经过长长的“NF-A型”自动化生产线，像一脉温暖的河流，带着特殊的植物芳香，源源不断地流出。那一刻，赵新先和那群年轻人兴奋得要跳起来。
不过，马上，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从流水线上流出来的药品，灌装、封袋、装箱，然后高高地、整齐地堆起来，越堆越高，压得他们的心也越来越沉。
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产品卖出去？
那时候，“市场”和“商品”还是禁忌的词汇，因为它们是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相对立的。产品是国家统购统销，特别是药品，更是计划物资，一下子冒出个南方药厂这么一个计划外的东西，把产品卖出去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显然，仅仅依靠挤进国家计划是不行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当时中国没有企业家，只有厂长，只管生产。走进市场，营销产品是一个新课题，最早觉悟、觉醒的，就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1984年的春节前，青岛一个国家定点鞋厂的200万双鞋被商业部门退回来了，厂里给职工过年的钱没有了。这怎么行？我们的产品可是国家包销的。新上任的厂长汪海去找商业局，回答是：“你们的鞋过时了，卖不出去，赔本的买卖不能做了。”去找上级机关，答复是：“我们只管下达生产计划，商业部门不收购，我们也没有办法。”
被逼无奈，汪海只好采取“秘密行动”，自己背上鞋从后门溜出去卖。因为那时候有明文规定，工厂不能私自卖产品，否则可能被扣上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罪名。
1988年，彩电还是国家专控产品，企业无权定价，双轨制下，企业没有钱赚，老百姓只能买黑市彩电，一张彩电票就是几百元。长虹的倪润峰被逼急了，也想出了一个法子。当时，为了抵制由抢购风带来的消费过热，国家陆续出台政策鼓励储蓄存款，鼓励手段之一就是有奖储蓄。倪润峰找到工商银行，提出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奖品，价格以略低于黑市计算。工商银行也很高兴，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办法得到计划内彩电，反正老百姓也接受黑市价格的彩电奖品。这是中国彩电第一次直接进入市场，虽然中间还加上了一个银行，但毕竟绕过了国家的计划。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由于国家酝酿征收彩电特别消费税，但征税的主体没有确定，商业部门怕征到自己头上，吃了亏，就不再进彩电，彩电积压到了工厂里。倪润峰就派出人员到机关企事业单位推销，把在市场上买不到的彩电送货上门。既解了产品积压之困，也开创了中国产品直销的先河。
这就是当时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市场困惑和启蒙。那个时候，没有人教你什么是市场，并且有重重阻力和限制。中国企业家不但要独自领悟和摸索，还要时刻冒着触雷的危险，摸进市场的大门。
赵新先是最早认识市场重要性，对产品进行市场推广的企业家。
赵新先说，销售是企业的生命。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这个大海里像一条小船一样，能不能平衡地运行，关键在销售。企业就是通过产品不断地进入市场，形成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那时候，大家还不太知道产品推销的方法。赵新先亲自出马当推销员。
1987年8月初，他带领几个人一头扎进高温的上海，邀请卫生局、药材公司、各大医院的200多位同仁参加产品介绍会。
推介会上，赵新先和他的手下特意换上整齐的军装，因为军队信誉好。赵新先大讲“三九胃泰”的研制和生产过程、讲病理和药理、讲产品质量和功效，简直就像作一场“学术报告”。与会者都是行家，一听就理解了这种新胃药的价值，自然产生信赖，更被赵新先作为学者、教授和厂长亲自出来跑推销所感动。感动与信赖转化为求购心，当场订货750箱，价值数十万元。
合同一签，赵新先带着那几个人又直奔北京、天津、济南。10天跑了3个城市，开了3个“学术报告会”。为了节省经费和时间，他们提前用电报通知，到目的地就开会，开完会，订过货，买个硬座车票又上路，有时为了赶路连硬座都买不到，就只好站着走。饿了，买个烤白薯，渴了，喝口白开水……1987年全年，南方制药厂在10个大城市开过这种会，赵新先主讲了8个“产品介绍推销订货会”。
那时候，这类产品推介会非常少见，大家兴致很高，其影响绝不是现在的推介会可比，可以说，所到之处，刮起“三九旋风”。
新闻公关
赵新先不但是最早使用产品推介会推销产品的企业家，也是较早借助媒体手段宣传企业，提高知名度的企业家。
1988年初的一天，赵新先找来秘书胡国城，简明扼要地交给他一个任务：“听说《健康报》、《中国医药报》的两位记者来深圳采访，你去把他们请过来。”
赵新先没有交待记者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在哪里采访，怎么联系。胡国城只好自己想办法到深圳市区满街去找。临出门赵新先又扔给他一句话：“你要先介绍你自己。”这句话也是那时候能够领悟到的公关方法。
胡国城此前并没有跟记者打过交道，凭经验推测，既然是健康报和中国医药报的记者到深圳，那准是跟卫生局有关系，他就径直跑到市卫生局去打听，可是一问，卫生局不知道有此事。没辙之际，想起了深圳的一个朋友，就跑到那儿，想请他给出个主意。不料，朋友还真知道那两个记者的去向，他们正在深圳计划生育委员会下面的一个计生服务中心采访。
然而，找记者容易，请记者却不容易。胡国城情急心切，见了人家一开口二话不说，就要人家到药厂去采访。人家一听，你是谁呀？你那个药厂根本就没听说过，怎么能去采访呢？这时，胡国城才想起赵新先临走时交待他的那句话：要先介绍你自己。顿时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于是便沉下心来，循着赵新先的那一套推销理论，一二三四地细细道来，最后特意告诉人家，他们药厂筹建不到一年开始出产品，投产第一年就取得1100万元的产值效益。
两位记者这才有了兴趣，感觉找到了新闻。双方越聊越热乎，中国医药报的那位记者还是一个主编，不但是赵新先的东北老乡，还是沈阳药学院的校友。这么精彩的新闻线索，再加上老乡观念和校友之情，两位记者立刻表示愿意到药厂走上一遭。
赵新先在药厂亲自接待记者，介绍情况。两个记者回北京后，将南方药厂的业绩，编写成篇幅很大的一则消息，发在两报的头版位置，使南方药厂第一次得以通过正式的新闻途径，在社会上亮相。随后，各路记者纷至沓来，胡国城也成了南方药厂的“新闻大臣”和“外交官”。
零散地接待记者，有时候还感觉忙不过来，何不把记者一次都请来，一次介绍够？这一想法也促成了南方药厂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企业开新闻发布会，南方药厂也算是最早的。
广告出新
搞市场经济，深圳的口号是照着香港的样子干，很多方面都是学习香港。但是有一样东西，香港人是学了内地的。这就是三九的出租车广告。
1988年4月，赵新先到国外考察。一日，在等待一个约会时，打开电视机消磨时间，正巧屏幕上出现了一辆车顶上背着个广告灯箱的“的士”穿越繁华市区的画面。这是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赵新先不禁怦然心动。
回国后，他很快在广州约见了一位年轻的广告商孙冕，讲述了自己在电视中受到的启发，要他在广州的“的士”顶上也为三九胃泰做个活动广告。在“的士”顶上做广告，不仅在大陆，在深圳没有先例，在香港也没有。年轻的孙冕果真神通广大，他调动自己的各路人马，很快说服了工商、交通、公安等各个执法部门，办齐了一应必须的手续。但麻烦的是他一连奔波了几天，却找不到愿意接这个广告业务的出租汽车公司。好不容易谈好了一家，按口头协议，由南方药厂投资10万元，订做了一批广告灯箱，临要安装了，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却又临时变卦。理由是觉得在“的士”顶上做广告不雅观，也不吉利，怕一旦顾客对这种新生事物看不顺眼，砸了公司的牌子，而且也恐怕在同行中会引起非议，成为众矢之的。
很显然，这已不单纯是广告问题。孙冕软磨硬泡费了半天口舌，也不能打动那位顽固的出租汽车公司总经理，事先又没有签定书面合同，也奈何他不得，只好另找合作伙伴。
孙冕又继续找下去，“广州汽车出租公司”的一位女经理听了这个设想之后，却感觉想法挺奇特，当即签定了合同。只是她对已经做出的广告灯箱的样式，还不太满意，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1988年8月1日，正是建军纪念日，广州市的人们一早起来，忽然发现街上到处可见一种样子奇怪的出租汽车，车的顶部一律带着一只精巧别致的小灯箱，灯箱的正面有一个醒目的蔚蓝色的“999”标志，背面上写着“胃药之王，三九胃泰”八个字，虽然看似简单，却是主题一目了然。
当时广州有2000多部出租车，广州汽车出租公司就占有其中的近400部。一时间，三九广告犹如一股沁人心脾的蓝色小溪淙淙流遍广州的大街小巷，在整个夏天成为花城的热门话题。
三九出租车广告一上路，还引来了一场争议。有人认为出租公司一切向钱看，有人甚至以这种广告形式不雅观、有损广州市容为由，建议有关部门出面干预。但是，开朗豁达的广州市民却在极短的不习惯之后，很快地接纳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小怪物”。很多人甚至为“999”这个号码所代表的吉祥的含义所诱惑，以乘坐“999”出租车为时髦。不仅如此，有一段时间，广州有些青年男女办喜事时，甚至专门跑去租用“999”出租车，接新人时，在广告灯箱上以红绸披挂，用心良苦地掩住背面的广告词，只留下“999”标志，取其天长地久之意。
1988年8月至1989年8月，“999”出租车广告做了整整一年，不仅为“广州出租汽车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三九胃泰在广州、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立下了一大功。
据说，与深圳毗邻的香港有关方面受“999”出租车广告的影响，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研讨论证，于1990年开始采用这种广告形式。
名人、明星做广告，也始自三九，由赵新先一手策划。
为了推销“三九胃泰”，赵新先肩扛手提，跑遍全国各地，大多是坐火车奔波，能坐上硬座就已经不错。
挤在硬硬的座位上，赵新先闭目休息。他在想，有一种什么样的办法，能让中国人迅速地知晓“三九胃泰”。另外，当时，他还遇到了一件烦心事，海南海口制药厂也开始在市场上销售“三九胃泰”，双方正在打官司，怎么样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也是他在琢磨的事情。
当时，赵新先不但当推销员，而且还直接策划广告，他就又找到广东广告公司的孙冕，提出能不能找个名人来做广告，他列出了赵忠祥、孙道临、李默然三个人。广告公司就去联系，赵忠祥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台里有规定，不能出来做广告，孙道临没有找到，李默然正好到广州参加一个会议，孙冕找到他，讲市场上假“三九胃泰”很多，老百姓吃了假冒药品会误事丧命，正直的人应该出来讲一下话，出来主持一下公道。没想到，李默然还真被激起来了，当场设计台词，在摄影棚里一气呵成，没来第二遍，广告就拍成了。做完之后，李默然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地回到了辽宁。
“干我们这一行的，生活没有规律。常患胃病……三九胃泰是治胃病的良药。制造假胃药品，是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李默然的三九胃泰广告就这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李因为在《甲午风云》中饰演民族英雄邓世昌而蜚声全国，再加上名人、明星做广告也是第一次见到，三九胃泰一下子名扬国内。当年李默然的酬劳不过是从戏剧家协会拿到一台700元的“随身听”，但其“明星效应”却为“三九胃泰”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当年南方药厂完成产值18亿元。
李默然却因此烦恼不断，让他始料不及。海口的公司威胁他，也有其他公司威胁他，还有朋友打电话讽刺他，单位领导也给他施加压力。赵新先就把李默然请到深圳，给他讲自己创业的经历，讲大家的不理解。赵新先说，名人做广告，在国外是非常正常的，在国内，一两年后也会很平常了。
不久，三九又特邀十几个名人来做广告，也是故意为李默然减轻压力。李默然成为中国名人做广告的一个开始，开创明星代言的先河。这也是李默然唯一的一次为商品做广告。李在2004年7月接受央视“艺术人生”的采访时表示“此后广告一次未谈。”
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1989年爆发的南方药厂和海口药厂之间的“三九胃泰”商标纠纷，也差不多是国内第一起商标官司。
1987年3月，南方药厂将“三九胃泰”申请专利，同时将“999”商标到国家工商管理局进行商标注册，注册证号为282410.当时，有人认为是多此一举。
赵新先对此却深有感触。五、六十年代，管理药品的部门认为，药品治病救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不能被某家企业垄断，药品就没有专利保护这一说。因此，一种药品面世，疗效不错，其他企业有生产能力，也可以生产，生产相同的药品并没有什么限制。你生产什么药，我也可以生产什么药。解放前，中国的药品更没有专利保护，比如，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生产六神丸，日本就把中国的六神丸搞成了救心丹。小柴胡汤、参麦散等，都被外国人毫无代价地拿去生产。如果“三九胃泰”卖得好，中国就有可能有100家药厂生产，你还不能追究甚至反对，如果反对，就是不人道，还要受到指责。这也是中国药厂难以做大的一个原因。
“三九胃泰”一面世，果然有不少药厂马上跟进生产。不过海口制药厂稍微有些离谱，它在模仿三九胃泰以三桠苦和九里香为原料生产胃药时，连商标都没有改，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也叫“三九胃泰”。
南方药厂认为海口制药厂“三九胃泰”属于侵权行为，前去交涉，对方根本就不理这个茬。由于在当时中国的知识产权法规还很不成熟，因此，国家有关机构在这方面也无法处置：双方都拥有“三九胃泰”的生产经营权。相反，海口制药厂还向国家工商管理局提出异议，认为南方药厂三九胃泰商标注册不当。一直到1989年12月25日，国家工商管理局才作出“关于三九胃泰商标注册不当”异议书的终局裁定，认定三九胃泰商标符合《商标法》规定。
这场官司旷日持久，1991年2月4日，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南方药厂与海南海口制药厂就“三九胃泰”商标纠纷达成协议。这场风波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及专利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南方药厂为此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国家有关部门将“三九胃泰”从公费药中剔除，列入自费药。据说，南方药厂“三九胃泰”的市场销量立即掉了一半。
赵新先开始探究更为深刻的竞争内涵：一个企业得以生存的真谛是什么？赵新先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战争决胜在战场，商战决胜在市场，三九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商标战决不出胜负，赵新先就及时地调整了战略，双方采取私了的办法，缓解了卫生部门的压力。之后，三九就把主战场转移到了市场竞争上，在市场营销战略上，三九通过一系列的市场战术把海口“三九胃泰”逐出了市场。
这场商标官司，对赵新先的刺激是巨大的，甚至是痛苦的。它对三九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作用。赵新先后来说，三九多元化就是由此而引发。中国医药市场不尽如人意的环境，各方面的利益冲突，都让他感触深刻，从而学会生存的方法。
多元化初试牛刀
由于重视营销，市场推广和策略得当，南方药厂的产品销售连年翻番。在三九胃泰取得成功之后，相继推出了壮骨关节丸、正天丸、皮炎平等系列产品。到1990年，推向市场的8个品种中，有4个品种的年销售量超过1亿元。
这时候，南方药厂的生产量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有人提出：在深圳关外再建一个南方药厂。“三九胃泰”销售这么好，一年出货60多万件，再过两年，年出货120万件是有可能的。
这时候，深圳的投资成本已经不是过去可以比的，当年，南方药厂是总后的项目，是部队项目，包括深南大道东的三九大酒店，土地是无偿划拨的，现在建厂，土地要出钱买，土地价格已经升了许多倍。还有水电气、仓贮运输、人工等费用都已是水涨船高。统算下来，再建一个南方药厂需要投资1亿元，时间需要两年。
赵新先舍弃了再建一个药厂的方案，而是率先按照GMP标准进行设备改造，提高质量。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经过广东省医药管理局有关领导的批准，采取了原材料发外加工的方法，将中成药生产中粗加工的部分发往省内一些生产条件较好但效益不好的中药加工厂代为加工。
在市场销售的拉动下，南方药厂达到满负荷生产，开始规模的扩张。
南方药厂的多元化扩张，实际上是在1989年开始的，开始主要是在制药产业链上的延伸。
1989年初，南方药厂正式投产两年多，职工增加到400多人。由于产量很大，1988年包装印刷费用达到1000万元，1989年超过2000万元。委托包装很难满足质量、交货期的要求，影响到药品的上市。
为此赵新先决定办一个高档次的印刷厂，并把创建印刷厂的任务交给了随他第一批上笔架山的左敏。
1989年8月，南方药厂与香港越秀公司正式签订合同，越秀公司投资100万美元，南方药厂投资500万人民币，合资组建九星印刷包装中心，由南方药厂负责经营。1990年3月18日，九星印刷包装中心破土动工，3个月后，2800平方米的简易厂房就建起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德堡彩印机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6月28日，九星正式投产。
从土建到建成投产，四个月建成一个印刷厂，这样的建设速度，在全国印刷业是从来没有的。1990年，九星的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当年就把南方药厂投资的500万元赚回来了。1991年九星的产值达到6000多万元。
此后，九星印刷厂也成为三九扩张的一个母体。在四川成都与全兴酒厂合资兴建了九兴印刷厂。到1992年，左敏离开九星到德国去办公司的时候，九星已经向南方药厂上交利润2000万元，上交20套住宅，价值1000多万元；九星厂房土地等固定资产价值至少达1500万元，机器设备原值大约有3500万元。
1998年，九星总资产达到1.84亿元，销售收入1.2亿元，利税3380万元，净利润3130万元。
创办九星印刷厂使南方药厂走出单一的制药业，尝试多元经营，在南方药厂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左敏也因此而被赵新先看重。
从中药跳到西药
陈重，不是第一批随赵新先上笔架山的，也不是出自南方医院的嫡系，甚至不是出自部队。但是，赵新先把他视为“三九”的创业者，委以重任。因为，陈重是三九产品多元化，从中药跳到西药的关键人物。
1989年8月，正是深圳多雨的季节。那天，瓢泼大雨像是要把笔架山泡透。一个被雨淋得透湿的年轻人走进了赵新先办公的铁皮房。那时候，笔架山还很荒凉，从最近的公交车站要走近半个小时以上的荒野小路，才能到南方药厂。
这个有点文弱，但显示出执著的年轻人就是陈重。
陈重，1983年毕业于沈阳药学院，分配到东北某药厂合成研究室，承担国家级大项目头孢三嗪科研任务，曾任该课题组的组长。认为原厂对这个项目重视支持不够，产业化阻力太大，因此离职南下。
陈重先后找过白云山、东方白云等制药厂，也找过几家医药公司，有的对这个新药不了解，有的对市场前景没有把握，有的认为投资太大，风险太大。陈重这才来到笔架山。
“头孢三嗪？有没有资料带来？”赵新先眼睛一亮。他是学西药的，对这个产品有所了解，知道它的分量。
陈重呈上产品介绍和研究开发状况及市场调查的资料。赵新先看资料的时候，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把铁皮房敲打得砰砰直响。
赵新先看完资料，在狭窄的办公室里转了几圈：“这个项目可以，你来实施这个项目，我给你创造条件。”
赵新先立即交待有关人员陪同陈重到省卫生厅办理项目开发的有关手续和立项。
没过几天，几家曾经拒绝陈重的企业回过神来了，也到省卫生厅办理申请立项手续，结果已经晚了，卫生部已经对这种药品实施了保护，不准再有企业上这个项目。
头孢三嗪的药理有公开文献，取得生产权，必须在生产工艺上有创新和突破。赵新先要求陈重另起炉灶，改变工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重新做起。赵新先拨款3万元，陈重回到母校租了间西药实验室，请了几个退休技术工人帮忙，两个月做出样品。然后小试样品经过省卫生厅检验合格，又借母校一个闲置的车间中试。三个月拿出样品，进行临床试验。1992年初春，南方药厂终于拿到国家级新药头孢三嗪的证书。
1991年，赵新先赋予陈重全权筹建、管理深圳九新药业有限公司的重任。这个公司就是为生产头孢三嗪准备的。
上马头孢三嗪，有两种办法：一是短、平、快。这种方法采用现有传统的设备，投资少，见效也快，风险小。但产品后劲不足，在国内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市场中很快会被跟进淹没。陈重是另一种思路，未来西药市场的竞争，主要体现为质量的竞争，设备是产品质量的保证，高水平设备无疑需要高投入，得到的是高产出和高效益，也就筑起了行业的高门槛，别人进入也难。
陈重把自己的思路想法向赵新先讲，得到了首肯。
陈重看重的是德国BOS公司的一种设备。传统的化学药生产有几道工序：首先把原料放在一个反应罐里溶解，结晶出来的东西放在离心机里分离；把固体和液体分开，分离出来的固体放在盘子里，然后放在烤箱里烘。几道工序分别使用几种设备，生产的药品几次暴露在空气里，极易污染。德国BOS公司的设备，在一个罐内就能完成全部工序，这个罐边旋转，边搅拌，还能适应真空，适应压力，无菌，还能把搅拌时掉下的东西带走，不进入药品的反应，从而增加药品的纯度。
德国BOS公司的设备是好，但价格也不菲，一台100多万马克。
陈重不敢做这个主，请求赵新先。赵新先说：“大胆干，看准就签字。”
当时，德国BOS公司的这种多功能无菌设备只生产了两台，一台被日本企业买走，一台落户九新。
1993年9月，投资600万美元的九新药业建成投产，销售额和利润不断攀升。1995年后，成为三九新的增长点。1997年，上交利润2000万元。1998年销售收入3.7亿元，人均利税67.3万元，上交集团2500万元。
超越白云山
三九集团在回顾企业发展过程时，把1985年到1991年确定为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高科技、高效益、高成长”。
1987年1月，南方药厂正式投产，第一年产值1100万元，创利税178万元；
1988年，产值6500万元，创利税1400万元；
1989年，产值16000万元，创利税2800万元；
1990年，产值38000万元，创利税6370万元；
1991年，产值64000万元，创利税9800万元。
这是公开的数字。据以后的数字显示，在此期间，南方药厂共向南方医院上交近亿元，另有3亿多元的企业积累，1亿用于总后支付南方医院作为划归总后直属的代价，2亿元用于总后划归三九集团企业的支持资金。
从资金角度而言，南方药厂创办初期的这几年，是赵新先手头最宽余的阶段。这个时候发愁的是，怎么给这些资金找出路。以后，尽管三九规模一再扩大，债务却越背越重。
1990年，赵新先的南方药厂就超过白云山制药。
“向赵新先同志学习”
1989年，南方药厂产值16000万元，创利税2800万元。这一年，赵新先开始出名。
1989年4月11日，解放军总后勤部为南方药厂记集体二等功，授予赵新先“优秀军队企业家”荣誉称号，颁发二级英模奖章一枚。总后党委还作出《关于向赵新先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军后勤部队官兵向赵新先学习。这样的荣誉是非常少见的。
5月11日，总后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隆重举行命名大会，总后副部长刘明璞代表总后宣读由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和政委刘安元签署的授予赵新先“优秀军队企业家”荣誉称号的命令和为南方药厂记“集体二等功”的命令，并宣读总后党委《关于向赵新先同志学习的决定》。
9月，赵新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是在1988年，当时上榜的有20位。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有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陈清泰，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周冠五，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青岛双星集团公司董事长汪海，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等。到2004年赵新先离职之前，仍在企业岗位工作的只有汪海和冯根生两人。
张瑞敏，1984年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1984年创业；四川长虹总裁倪润峰，1985年上任；任正非，1987年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王石，1988年成立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李东生，1985年任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1988年，创维黄宏生下海……
赵新先和这些优秀的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20年中，搏击风云，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评析]前有白云山，后有三九
前有白云山，后有三九。这是中国中药产业的一种普遍的说法。
在三九崛起之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中药企业的旗帜是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年销售额达到2亿多元，主打产品“感冒清”的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而当时国内整个中药产业产值不足10亿元。但到2000年，全国中药整个产业市场规模达到200多亿元，三九集团的总收入则达到76亿元。三九对中药市场的功劳不可抹煞，以致国家部委有领导将赵新先称为“中药产业化之父”。
因此，超过白云山，是三九创业初期最有意义，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个时期，在经营产品和市场方面，赵新先显示出一个杰出企业家的天分和眼界，也表现出了创业者的颇力和能力。
超过白云山，三九起步三年，在90年代初就达到了，并且一直遥遥领先。而白云山由于自身的失误，再无起色。
今天，当过去20年，我在写三九兴衰史的时候，禁不住想到当年白云山的教训。
就像南方药厂坐落在美丽的深圳笔架山脚下一样，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公司也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广州白云山东麓。白云山是由其属下五间制药厂改制而来。作为广州市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白云山集团在一位一度被誉为挟改革风气之先的改革家贝兆汉的带领下，由制药起家，成为中国中药产业的翘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白云山吹响向多元化迈进的号角，集团如“滚雪球”般膨胀壮大。1990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集团的经营开始出现滑坡。到了1992年，新的机会从天而降，全国经济一片热，房地产炒得火爆，白云山集团在钱流滚滚的狂热中怕“走宝”（吃亏），决定高负债大举进军房地产业。虽然制药是白云山集团发家的主业，但集团此时开始将之弃置一边。
正是在这样一种躁动的心理推动下，一直喝“头啖汤”的白云山集团，于1993年11月将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推向证券市场。白云山一次募集资金2.3亿元，虽然公司招股书中承诺大部分资金投入制药项目，但经不住房地产热的诱惑，结果“奋不顾身”全部“倒”进房地产。公司当初的想法是，赚“快钱”，等“快钱”赚到后再投入制药主业。
确实，泡沫式扩张使白云山上市第一年还是攀上了历史的巅峰，只可惜这种辉煌没有持续多久。1994年后，银根收缩，利率上调，房地产开发热度骤降，公司投入房地产的大量资金被紧紧套牢，更不用说回过头来发展制药主业。
后来，白云山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公司当初将募股资金的一半用于制药业发展，也不至于跌落巨额亏损的深渊。然而悔之已晚，从1994年起，白云山开始一年不如一年，业绩每况愈下。
白云山不仅败在房地产的多元化，还败在收购兼并的扩张。白云山是由贝兆汉一手运作上市的，虽然名义上打着股份制运作的旗帜，但实际上头脑里并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观念。公司董、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决策层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公司上市不久，决策者就决定把公司办成“空壳”药厂，本部变成信息、营销、技术和投资中心，主体是在全国各省市大规模兼并、控股、联营100家药厂。由于公司本身在人才、管理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自身难保的同时，对遍布各地的企业鞭长莫及，各地的药厂几乎全部覆没。
在白云山内部，成立了一大堆经营部，但管理一片混乱，处处可见多头生产、多头销售的局面。而在用人上，贝兆汉又经常“心太软”，比如有一个经营人员，被人骗了巨资，本应严肃处理，但却被姑息迁就，结果开始“胆生毛”，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公司造成损失。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使白云山的药品卖不出去或是卖出去收不回货款。据统计，1998年初，公司应收帐款高达5.7亿元，1998年末，加上房地产积压，公司存货高达6.2亿元。
关联交易在白云山更是有恃无恐。上市公司与集团之间长期存在关联交易，尤其是与集团的财务公司，不仅相互担保，在经营运作上也划分不清，经常是两个“荷包”里的钱倒来倒去，公司拆借出去的资金大多收不回来，资金运营整个是一笔糊涂帐。集团财务公司作为广州市第一批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之一，长期存在着超范围贷款、高息揽存、超规模发行债券等违法行为，并将上千万元的公款存入私人名下。这种管理上的漏洞无疑对白云山造成极大冲击，截至1999年末，集团及属下公司尚欠上市公司6.5亿元应收款无法还清。
白云山终于撑不住了，1997年公司出现第一次亏损，1998年公司历史遗留问题彻底曝光，净亏损8.19亿元，每股亏损2.19元。当时有投资者气愤地表示，全公司的人一年里即使啥事不干，也不致亏这么多！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天造好的，白云山也不是一年就亏掉的，白云山1998年出现巨额亏损，是公司连续多年掩盖矛盾后的总爆发。当三九在1999年上市的时候，白云山制药已经戴上了S的帽子。
今天，我来写三九的时候，中国中药产业的这面旗帜，又重新蹈入几年前白云山的老路。兼并扩张、多元化、关联交易、管理混乱、用人不当，白云山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它所留下的覆辙，三九又重新走了一遍，而且走得更远。
前有白云山，后有三九。这句话成了一句谶言。
面对众多中国企业的三九式陷落、白云山式陷落，应该思考，我们为什么走不出三九、白云山陷落的怪圈？
中国落后多年，特别是近百年的屈辱历史，让赵新先这一代人民族感特别强，从五六十年代的赶超英美开始，就埋下了一种赶超的志向。赵新先站在南方医院药局的大楼里，发誓赶超白云山制药时，自我激励鞭策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种心态。这种不平和的心态，不断膨胀，让他以后所走的道路急速而扭曲。灾难，就这样不经心地播在了脚下的土地里，逐渐萌芽，悄悄成长。
做企业应该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急躁必然冒进，冒进难免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