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出生的人，怀念的触角很容易延伸到阿尔巴尼亚，它曾经是我们的朋友。
有一年的建军节，我在广播中收听到国防部长——不是林彪，而是另一位元帅——发布的广告。他说天下大势已成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定局，亚非拉为农村，美国是城市。世界农村将以星火燎原之势攻陷美英诸国。我听到后，上街买了一付绑腿，如我军主力部队那样在腿肚子打出“人”字形，睡觉也不褪，打了一个月。等待召募我们的人到来。那时，脑中时不时环绕元旦社论的一段话；“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美帝国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安静的绿洲。”这是夏青的声音，锵锵然。当时，“农村包围城市”的说法是一个著名的论断。
在这样的局面里，阿尔巴尼亚的名字常常从广播传到我们耳边。在露天电影的“加演”中，一般都有毛泽东热情接见他们的纪录片，人们也能藉此见一见卷毛凹眼的洋人，这在当时少见，况且是咱们自己人。阿人在毛主席面前没啥拘束，好像刚从前线回来，一副恳挚的同志情怀。这时，我们在下面（银幕下面）心里也热呼呼的。
提起《宁死不屈》，知道者多否？这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文革”中穿插放映于八个样板戏之间，可以看到珍贵的战斗情节。一般说，孩子都有暴力倾向。样板戏中“咚锵咚锵”的虚拟搏斗场面满足不了他们渴盼“杀得尸横遍野”的欲望。《宁死不屈》当然也没有杀得尸横遍野，但不时有人拿冲锋枪向山下扫射，也不错。最动情的是一段吉他弹唱“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上山、春天、游击队，多刺激。这种带洋味的小调式歌曲，切中我们下怀。童年时，盟公署家属院破衣烂衫的孩子们，攒集于水文站丢弃的一艘旧铁船上，用喉音将此歌唱到天黑。睡觉前，我们尚能感到嗡嗡的悲壮之音，挥之不散。那时罕闻外国音乐，没有麦当娜，没有平克顿与蝴蝶夫人的对唱，也没有史瓦辛格的嗜血小影碟。
我们熟悉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斯坎德培广场上的那座白色雕像，熟悉爱尔巴桑的纺织女工和斯库台的矿工。国防部长巴卢库同志（后被霍查枪决）相貌和蔼，白发的谢胡同志（也被枪决）是他们的二把手。他们常到中国来，在纪录片上，我们一望就能分清谁是谁。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在红底上有一只黑色的山鹰，剽悍醒目。毛泽东称他们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并书赠王勃的送别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句脱胎于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估计他们不一定懂，一点心意吧。阿尔巴尼亚的艺术家来中国演出时，男人穿紧身黑马甲与肥硕的白灯笼裤，两撇胡子极为神气，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旋转着，的确有一点像鹰。霍查执政后，立法宣布真主与上帝已经死了，清真寺与教堂变成了仓库。那时并不知道他们是一个穆斯林的民族。思维尔。霍查在1985年4月逝世之前曾经说，阿是“世上惟一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后来两国绝交，听不到那边的消息，因此不知“真正的共产主义”是怎样一种景象。
近来零星看到中阿交恶的一些内幕，包括阿方的“坏人坏事”。这并没有影响到那个时代的人对阿尔巴尼亚的怀念，正如中阿热吻时，这些人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在今天，人们未必不知专制主义的丑陋。想念阿尔巴尼亚，实际是在想念我们的童年，这恐怕是让善变的外交家们吃惊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