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鲁德·威廉斯的梦想是把儿子带到他能接受像样教育的地方，有机会出人头地。
我一九三二年六月初中毕业时，她储在床垫底下的钱还不够让我们迁居北方。母亲并没有气馁。她加倍努力，除了替好几个营地的河堤工人烧饭和洗熨衣服之外，凡是有人给她工作她都做。那年整个夏天，她就像中了邪似的。其实我自己也一样，因为我要帮忙工作，为五十个男人洗熨衣服、烧菜煮饭。
夏天渐渐过去，情况很明显，在开学以前我们不可能攒到足够的旅费去芝加哥。就在这个低潮时刻，她告诉我一个令我惊讶的消息：“你会继续留在八年级，直到我们储够钱去芝加哥为止。”她不希望我成为街上的野孩子，也不希望我就此开始贱役生涯。为了避免我未来走上那条路，她要我重读八年级——有必要重读多少次就重读多少次。
大家都嘲笑我们。邻居对她说，为一个肯定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的男孩如此日夜辛劳，简直是愚蠢。我母亲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不停地工作、梦想，和存钱。她说：“在这场比赛中，只要我们敢于自信能得胜，也有气力去跑，我们胜利是必然的。”
在那一年多里，母亲的决心从未动摇，虽然连继父也怀疑她这决定是否明智，她依旧不为所动。一九三三年七月，我们的积蓄加进了最后一枚饱染痛苦和汗水的银元。她转过脸去遥望北方和自由。
继父尽力劝我们留在阿肯色城，警告说我们等于在跳火坑，又说到了冬天我们就会在寒冷的芝加哥街头失业者行列里活活冻死。我知道母亲深爱我继父，因此我相信这是她一生活中最勇敢的行动之一：丢下挚爱的丈夫，带我踏上征途前往陌生的都市。也许她的心已碎，但我们登上火车时，她没有丝毫犹豫。她爱我继父，但更爱自由和教育。
我既兴奋又充满憧憬，也满怀爱惧。那时我十五岁。一切从此改变了。
到了芝加哥，母亲找到一份佣工。一年后，我继父也来了。我进了杜沙博高中，以优异成绩毕业。到了一九四二年，我计划出版我的第一份杂志《黑人文摘》。还有最后一道障碍：我需要大约五百美元，用来买邮票寄信给可能的订户。货款公司愿意借给我这笔钱，可是必须拿些有形资产作担保。
母亲因有我帮忙，设法买了几件新家具，我请求她让我拿这件新家具作抵押品去借那五百美元。和她朝夕与共那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犹豫不决。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赚够买这些家具，可不想就此有去无回。我一再恳求，最后她说：“这件事我必须问问上帝的意见。”
连续将近一个星期，我每天一回到家就问母亲，上帝有没有说过什么。她总是说：“没有，我仍旧在祈祷。”于是我和她一起祈祷。最后她说：“我猜想上帝希望我这样做。
到了一九四三年，《黑人文摘》已是畅销刊物，使我有能力做我已经梦想多年的事。我请母亲退休，对她说，以后她可以享福不必再工作了。那天我告诉她要把她的名字列入我私人的薪水名册时，她哭了，我也哭了。那种重负尽释的感觉，那种成就感——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而从那之后未曾再有。
从一九一八年到她去世那天，足足五十九年，我们几乎每天见面或者用电话交谈。无论我身在什么地方，在俄罗斯也好，在非洲或法国也好，我每天至少打一次电话给母亲。有一次在海地度假期间，为了打我每天的例行电话，甚至必须爬到电报电线杆上去。和我一起的人都笑我，但是母亲了解我。
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打电话给母亲，而她总会说：“你应付得了的。”
在那个也许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星期里，有一天我对她说：“妈，你知道吗，这一次看来我要失败了。”
“儿子，”她说：“你尽了全力吗？”
“尽了。”
“使出一切的力量？”
“使出了。”
“那就是罗，”她下结论，“只要你已尽全力，便是成功了。没尽力去做的才是失败。”
她是个坚强的女人，身心皆是。我每一天都想起她，从而得到鼓励与支持。
这是极例外的一次，也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一次。
做富于创意的人——冀富创
四年前，一个赤日炎炎的周日的午后，我从蛇口的朋友家出来，两个人又站在路边闲聊了一会儿，我才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市公安局。
当时我正业余在成人教育学院学习，成人教育学院就在市公安局旁边，一般搭出租车我总说去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大部分人都知道，等到了后再告诉他们在哪里停，免得一开始就说成人教育学院还得费事解释半天在哪里。
没想到等我坐稳后，司机却问我：“你是去成人教育学院吧？”我有些惊奇，问他怎么知道。他抬头从倒车镜中看看我，笑嘻嘻地说：“你去公安局干什么？报案吧，你又一副不急的样子，何况手里还拿着一叠课本，不是去教育学院去哪里？”
出租车司机说得十分自信，随后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也真有自信的资本。他开出租车六年，每天跑哪些路线、怎么跑、什么时间跑到什么地方几乎都是精心编排好的，所以他极少开空车，每个月的收入也都在别人的一倍以上，他说这就叫创意。
我打过无数次出租车，这是极例外的一次，也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一次，因为遇到一个讲创意的司机。
后来，我把从这个出租车司机处学来的东西应用于我的工作。我把千篇一律用过即扔的长方形包装盒做成漂亮的纸质饰物匣，衣服穿过后可折叠重新放回盒子，凭空增添了一种档次与风情，使出口量从十个货柜猛增到四十个货柜。
这就是创意。创意需要努力与经验，还需要认知和勇气，此外还需要一点点灵光一闪。真正的创意是那种可操作的，可产生最大的回报，并且要它什么时候出现它就能什么时候出现。
天底下，没有任何人心甘情愿受人支配、受人控制，谁都希望自己做一切事，都能完完全全地操之在己，尤其是希望自己的想法、观念，能够被他人采纳和尊重。
获得合作——戴尔·卡耐基
对于你自己独自创见的心得，是否觉得要比别人强迫推销的观点来得踏实一些？你是不是也觉得与其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和心得倒不如只是提供一些建议、暗示，凡事让别人自己去理出一个结论，反而来得有效。
费城的亚道夫先生，眼见手下的业务人员组织散漫，效率差，士气日益低落，迫不得已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并诚恳地要手下业务员谈谈自己真正的想法，一一记录在黑板上，然后对大家说：“你们的要求，我将全力为大家做到，但是，在我做到之后，我希望你们现在就告诉我，你们将何以回报？”
这一提问在台下引起了热烈反响，有的表示愿更加积极乐观地推动业务，有的表示愿对工作更加忠诚敬业，有的表示愿更加发挥团队精神，争取业绩增长，甚至还有人主动要求每日工作１４个小时，会议结束后，大伙儿果然是士气如虹，而公司的销售业绩，也立即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在于亚道夫与他的业务员之间建立起一种道德默契，只要我信守诺言，他们也肯全力以赴，为自己的承诺付出心力，而真正造成这一事实的关键，仍是在于他能耐心地听取了员工的心声，对他们的需求，表现出关怀。
天底下，没有任何人心甘情愿受人支配、受人控制，谁都希望自己做一切事，都能完完全全地操之在己，尤其是希望自己的想法、观念，能够被他人采纳和尊重。
住在新布鲁威克的一位先生，也曾以同样的方法，使我心甘情愿地变成了他的房客。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适逢休假，打算到新布鲁威克住几天，到附近的湖中划船钓鱼一番，于是我写信给当地的一些旅行社，向他们索取旅游观光资料。不出几天，琳琅满目的观光资料、旅游指南，立即有如雪片般寄到我的住处。我看了又看，挑了又挑，一时真不知该住在哪一家旅馆好。
后来我注意到其中有家旅馆，非但将价目、简介寄来，而且还寄来了所有在他们那住过的旅客通讯录，并建议我向这些旅客询问有关他们在旅馆的情形，言下之意，对他们的口碑显然是信心十足，尤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那份通讯录上，居然还有我朋友的名字，于是我当即拨了电话过去，后来的结果自然是向那家旅馆订了房间。
多少人竞相争取的生意，结果却让它轻轻松松地弄到手。说穿了无他，只不过是这家旅社勾起我主动购买的欲望，就可赢得竞争了。
所以，要想改变别人的想法，应该设法使对方相信，新的想法亦完全是出于他本身，并非你推销给他的。
个性是我们刻在事物上的标识，正是这种无法涂抹的标记，决定了所有人、所有劳动的全部价值。
品格与个性的力量——奥里森·马登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狂热追逐金钱的时代，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虽然身处这样的时代，那些衣衫褴褛、身无分文的作家、艺术家和衣着朴素的大学校长，他们在社会上反而更有声望，报纸也更愿意不惜篇幅来报导他们的行踪或活动。之所以有这种反差，也许要归因于追求知识和追求财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前者有很多积极的影响，而后者存在着很大的负面作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以金钱为标准的世界里，凡有一个人获得了成功就必定是以成百上千竞争者的失败为代价的；而在知识和品格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个性是我们刻在事物上的标识，正是这种无法涂抹的标记，决定了所有人、所有劳动的全部价值。我们都相信个性成熟的人。一个伟大的名字意味着怎样的一种魔力啊！西奥多·帕克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苏格拉底的价值远远要超过像南卡罗来纳这样一个州的价值。
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政治家约翰·罗素说：“在英国，所有的政党都有一种天然的倾向，他们都试图寻求天才人物的帮助，但他们只会接受那些具有伟大品格的人作指导。”
“通过培养品格与个性，最后我获得了真正的力量，”英国着名政治家坎宁在１８０１年写道，“我并没有尝试过其他的途径。我也相信，这条路也许不是最便捷的，却是最稳妥的，对这点我十分乐观。”
对一台机器，我们可以根据它所能够承受的最大压力来检测它的性能，但房间的温度也许就会决定它的性能。然而，对一种伟大的品格与个性来说，谁又能估价得出其内在的力量呢？谁又能够料到，一两个小孩可能会对一所学校品性产生影响呢？一所学校的传统、风俗和行为方式，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几个具有非凡个性的学生，再经过几届学生的变动，就完全得以改变。这些学生就像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种力量，作用有些类似于拖拽着一长列货车的火车头，而他们正是以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却和那些风俗传统同样重要的——方式，改造了这一切，成为了校园英雄。几乎每一个学校的老师都可以告诉你一些诸如此类的故事：几个具有巨大感染力的学生，如何带动了学校的进步，或是破坏了它的发展。
如果我们的言行受我们理智的支配，那我们就可以避免不健康理智对我们行动的影响。
严以律己——弗洛姆
只有自然界的弱肉强食不在人类身上上演，人类相食相残的悲剧才会谢幕，真正的人的历史才会开始，为了促成这样的变化，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我们同类相食的方法和习惯是多么的罪大恶极。即使充分意识到了，但如果不同时进行公平全面的自责，也仍然是于事无补。
自责绝不是抱歉所能代替的，它要远远超出抱歉所能表达的内涵。真正的自责和随之而来的耻辱感是可以防止旧的罪行一次次重复的惟一的人的情感。哪里缺少了自责，哪里就会出现没有犯罪的幻觉。但是，人类历史上有哪些地方出现过这种自责呢？以色列人为他们对迦南部落施行的灭绝种族的屠杀自责了吗？美国人为几乎彻底地消灭了印第安人自责了吗？几千年以来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中，它准许取得胜利的人无须自责，因为权力有时是可以取代权利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坦白承认，由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同代人或我们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无论是我们直接去干的，还是其他人干的，我们都曾对这些罪行冷眼旁观。
这些罪行应该在公开的典礼上宣告出来。罗马天主教堂给个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忏悔自己的过错，以便听到良心的呼唤。但我们应该明白，个人的忏悔是远远达不到效果的，因为它不需讲出由一个团体、一个阶级、一个民族，或最为重要的是一个不听从于个人良心指示的主权国家所犯下的罪行，只要我们不愿作“民族罪行的忏悔”，我们依然采用我们的老办法，敏锐地注视着我们的敌人所犯的罪行，而对我们自己的人民所犯的罪行视而不见。当一些自称道德卫士的民族丝毫不考虑到良心时，个人怎么能认真地开始遵从良心的指示呢？这样惟一的结局是：每个人心中的良知都被长期尘封起来，因为良心并不比真理更难被分割。
如果我们的言行受我们理智的支配，那我们就可以避免不健康理智对我们行动的影响。智力仍然是智力，即使它被用于罪恶的目的。然而，我们对本来面目的现实而不是对我们想要看到以便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的现实的认识——在这种意义上，理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它可以驱除我们不理智的情感，也就是说可以使作为人的我们成为真正的人，并把以往驱动我们的不理智动力替代掉。
在这种屈从中，我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它补偿了我经历的一切苦难，这是既痛苦又无效的持续反抗所不能给予我的。
宠辱不惊——卢梭
很多时候，我都在生活的命运中挣扎。我这个人缺乏技巧和手段，短于城府和谨慎，坦白直爽，焦躁易怒，挣扎的结果是使我更加被动，并且不断地向我的敌人提供他们绝对不会放过的可乘之机。直至最后我才发现，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只是在白白地折磨自己。我很愤慨，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决定放弃服从命运的安排，放弃对这种必然性的反抗。在这种屈从中，我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它补偿了我经历的一切苦难，这是既痛苦又无效的持续反抗所不能给予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