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什么能够伴你一生。我不信，觉得至少友谊是可以的。可当我的“发小”李义，从监狱重新走回我和大康这个友谊圈时，我却发现，历经几十年经营的友谊，竟像冰山遇见太阳一样，在一点点消融。
没想到，朋友的相逢，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
一
李义住在北京西城的四合院，小时候，我和大康常常在他家写作业。后来，那院子搬进了许多人家，成了大杂院，我和大康还是进进出出。
这就是李义。我们站定，面对面地望着。
他老了许多，密匝匝的胡子里，钻出了片片白茬。他母亲喊：“坐！小义，招呼冬姑娘坐下扯嘛。”
李义的眼神木愣愣的，没有生气。他盯完我，又扫我身后。我赶紧说：“大康跟外商谈判，他说谈完就来的。”
李义原来是校合唱团的领唱，现在嗓子全哑了，说话有气无力，好像是跑了调的留声机。小时候，我们仨常常玩我爸那架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留声机，放上唱盘，我们仨就一起唱，从《长征组歌》一直唱到样板戏。
此刻，李义脖子上的喉结滑动了一下，说：“你们今天来看我，对我后半生都有意义。”
他说的是“你们”，包括没来的大康。
李伯母说：“你们仨打小要好，现如今小义从大牢出来，丢了差事，你们可要帮衬他。”
我连忙说那当然。因为大康是公司副董事长，我说他安插个把人一定没问题。
李义是为大康入的狱。那年，大康父亲病重急需住院费。担任单位出纳员的李义挪用公款给了大康，还没补上，赶上了查账。他被隔离审查的头一天慌慌张张找过我，一再嘱我不能告诉大康实情。他被判了5年，在北京服了2年刑，赶上“严打”，加刑4年，被武装押送到新疆巴楚监狱。
李义闷头吸着自卷的“大炮”，吐出一股股特呛的味儿。
我问他，这几年吃的苦是不是挺多，他刀削般的脸颊抽动了两下，一字一顿地说：“苦的是我妈！”
听到这话，李伯母呜咽出一声，就赶紧捂住了嘴。
李义走的这9年，李伯父去世，李义妻子离婚，留下的儿子全靠老人家带。
“给，儿子……”这时李义从身上摸出两枚从新疆带回来的铜钱儿，歉疚地瞅着儿子。
李义走那年，儿子1岁，如今10岁，念四年级了。人又小又瘦。
“给呀。”李义探着身，儿子则死死地腻着奶奶不肯动。
“乖，这是你爸。”我说。
孩子的回答使大人一片沉默：“他是贪污犯，我们老师说他是坏人。同学都不跟我玩。”
二
第二天是周日，我又去看李义。
他的目光从我脸上缓缓移开，期冀地凝视着我身后。
我知道他想什么，赶紧把大康的名片递给他：“这上面有地址电话的，义哥，你给大康打电话吧。”
李义不晓得我手里拿的是什么物件，他走那年还没兴名片。他接过去看了一会儿，低声说：“我等大康找我，我这种身份不能先去找谁。”
“他特忙，”我说，“我刚跟他通完电话，他正主持董事会，抽不出时间，要不就和我一块来了。”
李义很相信，点点头：“我跟大康是生死之交，他不会闪了我。我妈说这几年他没少接济我们家。我等他来就是了。”
他从我手里接过礼品袋，没打开，放在了五斗柜上。那柜已经掉漆了。
有一年，我把玻璃丝编织的网兜也放在了这个柜上。“嗖”的一下，里面窜出了一只小麻雀。那是全民捕杀麻雀的年头，幼小的我并不知道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灾难，也不懂得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的意义。那时，我随着李义、大康在房顶上跳啊跑的，他俩逮，我就撑着网兜等。一共就捕了那只小麻雀，还叫我放跑了。我吓得哭起来，他俩反倒安慰我。
李义卷着“大炮”，对我解释：“柔的我抽不了，也贵。你朝窗根儿坐。”
我就坐。他还记得我对烟过敏。那年，我们仨去插队。坐在不知把我们拉向哪儿的火车上，他俩第一次抽烟，呛得我直咳嗽。他俩赶紧把烟掐了。
李义抽开了，没话。好像屋里没有我。
我几次想开口，想问他巴楚的日子，问他妻子，问他日后的打算，可又怕哪句伤了他的心。他这人自尊心特强。
“你还写诗吗？”我觉得找到了一个好话题。当年他酷爱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还学写了两首送给我。
“屁诗。”他把烟头扔到地上发狠地搓碎了。
我不喜欢他说粗话。他到底念过电大。
“我去把玉茹找回来？”我问。玉茹是他前妻。
他摇头：“当年我看不上她，现在我不想让她斜着眼睛瞅我。”
“你看不上她干吗娶她？”我小声嘀咕。
他不吭声，板着从巴楚带回来的冷面孔，又卷了一支“大炮”。
屋里雾腾腾的，还是没话。
我悻悻地离去，走到当院时，见到正在择菜的李伯母，我问她李义为什么瞅不上玉茹，李伯母的表情有些辛酸，说出的话令我不解：“姑娘，你真不知道？”
三
我明白，李义最重友情，最怕失去大康的情分。因此，我一遍遍拨叫大康的电话，催促他去看望李义。
大康呢，这样说：“当然去当然去！可我忙得五内如焚啊，公司做亏了两笔生意，为找补回来，我快累吐血了！”
又一次，他说我讲话尖刻，不体谅他的苦楚：“想想看，我手下两百多口子等着开薪水，我急得上吊的心都有！不瞒你，为公司我后院着了火，你嫂子想跟我打离婚！”
我觉得自己肩负着保护“友谊圈”的重任，就郑重地向大康声明：“你听好啊，大康，我不是求你。今儿晚上我去看李义，一小时，你能不能抽出时间一起去？”
大康回答得很干脆：“我尽量！行吗？我晚上有个会，散了就去！”
我隐隐感到，我们已经无法回到童年。
四
再见李义。
他的目光照例从我脸上滑到了身后。15瓦昏黄的灯泡没能遮掩住他的失望。
咣当一声，弹簧在我身后扣死了他家年久失修的破木门，也像是扣死了他苦苦等待的希望。
我赶紧用轻松的语调说，大康一会儿就来。可我分明感到，那好像是大人在哄孩子。
李义垂下头，把烟头往地上一啐，伸出脚搓灭了。我以为他会骂，可他却平平静静地坐下了，声音极小，像是说给自己听：“我等他。我不信他不来。我们哥儿俩情分不一般。”
他俩的情分真的不一般。那年，我们去北海公园过中队会。李义赛船逞能，翻了船，秦大康下水救他，险些丧命。感动得李义一家人直抹眼泪。
李义又没话了。我走不是，留不是，就瞅他的家。
估计，北京城已经难以找出这么一户人家。墙壁被炉火熏得黑灰，大铺板的一头卷着铺盖，铺盖拱出了脏兮兮的棉絮。李义“文革”中亲手打造的一对简易沙发，已是摇摇晃晃，胆小的人决不敢坐。最要命的是头顶上，那灰蒙蒙的顶棚里有老鼠奔跑的嬉戏声，间或还掉下点土渣，有一次居然掉在我脸前一只蝎子！
就好像他家没经历过改革开放；没有随同数亿中国人一道走进20世纪90年代！
我想起他担200斤盐碱土与农村小伙子比试的情景。我回过身劝李义，说他40多岁，正当年，找份工作，把家置好点；说希望像太阳一样明亮，我们都拥有明天。
可是，我心中马上流过一缕悲哀。让他上哪里找工作呢？谁愿意雇用劳改释放人员呢？我的劝说有什么意义呢？他只要走出这间破旧小屋，接受的就都是鄙夷的目光！
我的确作了一番努力，从朋友所在的出版社领取了一摞校对稿，希望他在家校稿挣点钱，他在电大念的是中文系，干起来应当不费力。没想到李义连看都不看，说认识的字忘在巴楚了。
我又说邻居结婚想打家具出价不低，他年轻时手艺不赖，可以先干着再谋份可心差事。也没想到，他摇摇头，说身子骨垮了干不动。
我感到悲凉，他已经不是我原来认识的义哥了。
他倒笑起来—这是他出监以来，我见的头一次笑。他说老妈退休金不高，可还养得起他，让我不用费心思管他。
我想他肯定是在等大康公司那份事。我许了愿，以为大康一定会管，可是大康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心思。
李义送我到门口，突然说了一句话：“我回答你那天的问题。我原来以为你跟大康好，才跟玉茹结的婚。”
我有些发蒙。以往我们走过的日子里，全是友谊。友谊是一种快乐，爱情也是。可是谁能说友谊就一定得升华为爱情呢？
五
李义回来半年了，总算上了北京市户口，可工作还是没着落。
我心里暗暗生大康的气，质问他为什么不能在他的公司给李义谋份差事。哪想到大康比我还有理。
他说：“你以为我是谁？你以为这公司是我秦大康开的？进人是公司人事部的职权范围，我怎么能随意批条子？你以为我没替李义想过？他进这道门槛得跟所有人一样应试，他落后时代九年，让他考不是让他现眼？”
我还有话，说他大康在世面上混，总比我这个教书的有办法。
大康没有吭声。我就邀请他晚上一起去看李义，毕竟，李义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了大康180多天，可大康还没露过面。
谁知，大康回答道：“我不想去。”
我的心一沉。原来，他以往的“忙”，都是托词。
那一泻千里奔腾了三十多年的友谊之河，在哪里拐了弯？
那瞬间，许多成语在我脑中跳跃：恩将仇报、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不仁不义……
我瞪着他。大康倒很冷静：“不管李义是什么原因入狱，也不管咱们和他有过多深的私交，有个事实得承认，他是被国家制裁过的人，所以他择业的范围就比一般人窄得多，对不对？”
我心说你废话。如果李义择业范围宽，还用你秦大康干吗？
大康管自说下去：“我们公司是合资性质，这不适合李义。其实我这里正缺一位财务主管，可我不能叫他干。这不仅因为他品行上有过缺陷，也还因为他不懂电脑、传真和现代化办公设备……”
我实在不能忍受了：“秦大康，如果你准备推卸当朋友的责任，那你这番话足够了。我不想听了。”
大康说：“那我给你几句忠告吧。李义落伍九年，你以为你的思维方式就跟趟吗？中国搞不上去的原因之一就是任人唯亲、哥儿们义气。我不搞这套。我也从来没安插过我们家谁。我知道李义是为我入狱，我也想帮帮他。可我面对的是转轨的市场，是强手如林的竞争，是几百位信任我的职工，我需要精兵强将，我要的是不倒的公司！很抱歉，我不能去看李义，因为我帮不了他。起码是现在。”
我一时语塞。是谁错了？秦大康？李义？还是我？
就在这瞬间，希望的火星完全熄灭了。铸造新的希望，需要材质，需要人，需要过程。可是，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黑暗中，我恍惚感到，有什么东西散落一地。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珍珠，是用三十多年时间磨砺的友谊的珍珠。可惜，我们谁都没有去捡拾。
六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在宣武门大街见到一个瘦弱冷漠的高个子男人在卖烟，那可能就是李义。他谁都没靠，自己支起了摊子。有人说，玉茹拿的照，和他一起干。
听说他现在处境不错，回头客不少，有些小发，可一直没有与大康见过面。我也没再去找过他。
他说到做到，不看望任何人，甚至连电话也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