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螺寺与植物
怀柔红螺寺的三绝，均为林木：翠竹成林；两株银杏树，一雌一雄，粗壮茂盛；紫藤寄松尤为奇特，松不高，冠极大，覆盖大半个庭院，旁生一藤，爬满松树。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到此游历，藤已长得健壮，当时就感新奇：松老藤少，不知何时攀来缠绕。适逢春末夏初，串串紫花沿着藤与松的枝叶垂落下来，香气弥漫寺院。那时寺里并无许多竹，或不引人注目，不像现今，一进寺院，满眼翠绿万千，由此也就关注起了寺中植物。
翻检志书，竹之多少，历经变化，算为趣竹之话。据说竹是云山大师归老红螺寺时所栽，那是元末至正年间的事。怀柔知县吴景果有诗：“不知此竹始何时，手植传是云山师。”南方植物，育活不易，不知大师缘何想起这般清雅有节之物。至康熙二年（1663年），竹子长势极好，康熙“圣驾临幸，设御座于山亭，亭下有竹甚茂，上命内侍记其数，凡六百余竿云”。皇帝能在北方赏到稀罕之物，备感新奇，极为喜爱。吴诗中还准确记下了当时清点竹数“六百一十有三竿”。查光绪十五年重印本《光绪顺天府志》，曾参考过吴景果编纂的康熙《怀柔县新志》。志书中还记载了竹的位置和面积，“殿西有竹一亩，则竹之繁植已久”，历经几朝几代，已是遮天避日，“想见此君繁盛日，绿云苍雪连诸天”。
之后，可能是气候的原因或疏于管理，竹子颓势，数量渐少，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竹已没剩几根，成书于此时的《日下旧闻》中写道：“惜寺僧不知培护，今仅存弱筱数竿已。”吴景果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做了怀柔知县，在任期间写下《红螺寺竹下作》，其中描写了所见场景：“即今巨竹尽凋残，弱筱（女便）娟尚可怜。”仅存几竿弱竹，作为县长，不免留恋盛景，极力嘱咐寺僧要勤于护养。这仅是愿望，百年后晚清时，“今竹已芟夷几尽矣”，所剩无几。
现今的旅游热带来巨变。竹子种满山门前，不仅在“殿西”，也绝非“一亩”。万竿金翠，挺拔而立，微风徐来，瑟瑟作响，令人浮想联翩：盛衰之变，无可非议，耐人寻味的是，彼时难事，此时变得如此轻松。
当年红螺池三面都是果园，春日花开灿烂，引得众多游人观赏。至于银杏树，志书上未提及，是否大寺庙多有，不得而知，倒记载了“殿前古槐二株”。树冠相当大，吴景果的表弟，参与编纂《怀柔县新志》的潘其灿有诗，“槐覆浓荫接地流”。吴景果时就称古，再加上之后的300多年，至今真是老槐树了。现在山门前四棵槐树，一棵最粗，也有古意，另两棵略细，一左一右，应是同年所种，与古树对称的东边那棵要细得多，在原根上生长。据在这里长年工作的老同志说，原树在50年代初曾被锯倒，不过《怀柔县志》上没有记，倒是记载了“文革”期间砍伐过许多古树。
当然，红螺寺的名气还应归于佛事之盛。据《红螺山大明寺碑》载，红螺寺是圣安寺的下院。大圣安寺就在现西城区的南横街，是金元两代皇室的家庙，当年里面供奉着金世宗、金章宗的像。金世宗完颜雍继位，正是大定年间，请佛觉大师到红螺寺，“以镇兹山”，使红螺寺名声大起。朝代更迭，元仁宗下诏，请云山大师主持大圣安寺，因同宗同派，内侍大司徒王伯顺奏请太皇太后，动用国库修缮红螺寺。在几十年过去后的元末，云山大师自大圣安寺归老，迎来红螺寺的再次兴盛。中国佛教净土宗出了13位祖师，其中第12代彻悟（号际醒）大师和第13代印光大师，都曾在红螺寺讲经说法。在众多大师的影响下，才有了“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
解放后，与许多寺庙一样，红螺寺也被改成学校。20年前，红螺寺的大雄宝殿只存基座。我们站在台基环看寺院，虽未被完全修复，依旧可以看出其地势的优越和庙宇的气势。后面几间禅堂里有一老僧，时近中午，正在做饭，见来造访，很是健谈，手中不停忙着活计。这才得知，他一人守护着寺院。说了许多寺内的事，出乎意料的是，他随意中吐露每年还要进城看几次孩子。此语一出，立惊四座，周围人大惑不解。
仔细了解才知，此僧号海峰法师，俗姓马，1920年生，11岁出家，后在北京广济寺受戒，到过红螺寺、广化寺，最后重回法藏寺。1947年土改，寺院被封，于是还俗回村务农。海峰法师多才多艺，当过教师和剧团导演。1988年怀柔县文化文物局接管红螺寺，忽想起海峰法师，于是请来。海峰法师侃侃而谈，还说了许多对佛学的理解及寺的来历。
其实红螺寺并不叫此名，原称大明寺，明正统年间改名护国资福寺。《康熙怀柔县志》记载：资福寺在县北二十里红螺山麓，古大明寺也。《日下旧闻考》载：此寺“创于金皇统初。明正统丁巳重修”。不过，按元代樊从义《大明寺碑》称，始建于唐，所附词中具体说是“开基创建于盛唐”。之后历代都有修复。
现在寺名与一段传奇有关。《长安客话》载：“山巅有潭，相传潭中有二螺，大如斗，其色殷红，时吐光焰，照映林木。”附近村民生出许多传说：玉皇大帝的两个女儿，下凡化作两个红螺，暗中保护寺院和周围百姓等。当地人便俗称这座山为红螺山，寺为红螺寺。红螺终有一老，死后埋在寺中。寺内西院修了两座塔以纪念。双塔至晚清时还在，后来圮毁，现在具体位置也难考证，新建不在原位。
志书中有详细的记述，“凑凑出石隘中者，龙潭水也”“水色澄碧”。红螺就长在这里。螺为何红，似乎奇异，可细想，螺蛳本有棕色，含红的色素，又长得那样大，故必然会有异常。至于“照射林麓”，有些志书把红螺放光时间确定为“夕吐”“每夕”，就是在夕阳的照耀下，那么物体也就自然发生色彩变化了。
寻访红螺山
专程到红螺山寻访。沿红螺寺大门西行几百米路北，有一深坑，直径五六米，如果不是当地专家确定，想不到这里曾有水。据目睹过此景的人回忆，20世纪80年代末还能看到泉水，水中涌出一串水泡，炸开于水面，犹如珍珠散开，所以叫珍珠泉。《长安客话》载，“红螺山有泉一线，以珍珠名，其水涌如喷珠故也”，可见此泉古时喷力之足。
自珍珠泉沿柏油路转向西南，山形逐渐收入目中，确有气势，略能看到有两座山峰，所以范文程的三子，兵部尚书范承勋在《范氏京儿诸阡记》中写下红螺山得名的另一说，当地人称“两山顶若双螺”，志书没有记载，却可想见，此处绝非凡山。当年明成祖选陵，深得朱棣赏识的廖均卿奉命进京，还曾考察过红螺山，并作为仅有的几处候选地之一，可见其地势。
山坡下路西边，就是范文程墓，没有任何凸起标识之物，若非特意寻觅和引路，很难在一片庄稼地中找到。说起此人，未必谁都关心，要说到吴三桂搬清兵入关，人们耳熟能详。那时，睿忠亲王多尔衮并不认为是个机会。他三次兵围都城，都没拿下大明，而李自成一举成功，这足以说明其实力，比较是最好的鉴别，怎敢轻举妄动。他对手下的阿济格、多铎说：“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这就是最初的多尔衮。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范文程力谏借机进攻，深入分析了清军必能取胜的原因，坚定了多尔衮入关的信心和决心。
入关作战中，范文程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告诉民众：“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几句话把兴师的意图和方针说得明明白白，檄文后还署上范文程的官阶和姓氏，使“民心遂安”。
范文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智谋和远见，提出了一系列开国要则，进京后为崇祯帝发丧，安抚遗民，任用明官，定律令，建议减少赋税等。顺治二年，江南既定，范文程上书顺治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解决了人才来源和普通民众的入仕之路。
就因为其的远见卓识和忠心耿耿，皇上格外重视范文程，每次议政，一定会问，范文程知道吗？如果不知，便问，为什么不与范文程商议？如果说“他也这样认为”，皇帝就同意了。
这位开国功臣侍奉过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福临、清圣祖康熙玄烨四代君主，官至文馆，是其中的主要成员。文馆就是皇帝的内阁，专门给皇帝出主意，起草文件。后来，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也称内三院。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之后又定，内三院为文臣班首，位置排在最前边。范文程最后成了太傅兼太子太师，就是给皇帝和太子当老师。什么职位能比影响皇帝思想意识更重要呢？
皇帝念及其为开国老臣，因此非常敬重范文程，给予其厚重礼遇。《清史稿·范文程》载：“文程疾，尝亲调药饵以赐。”历朝历代，有几个大臣能让皇帝调药，何况他又是汉人。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去世，卒年70岁，谥号“文肃”。康熙皇帝亲撰祭文，并立碑纪念其功绩，赐给墓地。红螺山巍峨雄伟，一山双峰，比肩耸立，两翼舒展，引带群山，酷似舞动双翅的大鹏金翅，护卫着此地。40多年后，康熙皇帝又为其祠亲书横额“元辅高风”。
范文程墓探源
站在山坡上，看不出墓界，却能感觉出其坐北朝南，规模宏大，据说占地约有5亩。在这片土地的挡土坝上，能看到垒有许多汉白玉建材，整块的还能看出房檐、碑座等形状，绝大部分已是碎石，有些上面残存着精美的纹饰，能看出雕工之精细，建筑之铺张。据《怀柔文物集成》记，墓是土宝顶，前有石供桌，有华表一对，四柱三间汉白玉石牌坊一座，石牌坊很高，上面还雕着石兽。有螭首龟趺一通墓碑，碑身四周刻有游龙戏珠。《光绪顺天府志》载，墓前有“赐谥及谕祭碑”。仅这些足以说明墓主的地位与待遇。砖木结构的祠经不住时间磨砺，石材还能保存得长久一些，但这些石雕也在“文革”时期被砸碎。
山坡的上方，墓穴就在地面裸露着，里面空空，一眼见底。墓穴四壁，非砖非石，十分坚硬，据说是用江米汤和白石灰浇铸而成。现在仅存范文程与元配陈夫人的两个墓穴。站在墓前，令人感慨万千，这样一位显赫一时的人物，刚过去两三百年，就已逐渐淡出了世人的记忆，真应了曹雪芹的“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范文程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从清朝角度看，他是个开国功臣，有人把他列为中国历史上十大谋士之一，与张良、刘伯温并论，《清史稿》上也认为与那些名臣比，“殆无不及也”。而从明朝角度看，他对中华文化和明王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个人功利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于大节有亏。
他是北宋范仲淹第十七世孙，六世祖范岳在明洪武年间获罪，从江西的乐平县被谪往辽东都司的沈阳卫，曾祖范锪，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范文程就生在沈阳。八旗军攻下抚顺后，努尔哈赤一眼看上了这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一问得知是名人之后，从而招纳至后金。因此，有人认为范文程与一般意义上的主动投降有区别。
范文程也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反映了其内心深处难言的痛楚。他深知自己的一句话能影响皇帝，故为大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安民、利民、为民，用他的话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这代表了他的思想，也使他内心得以慰藉。
望着这片土地上的汉白玉碎石，同行者多有感慨，当地专家也说，要是把这些碎石收拾一下，还能凑出不少文物。碑有一块，前几年有人想卖掉，村里人说，不能卖，这已不是个人财产，结果硬是将其从车上搬下来，放在卢庄村委会院内，直到现在。相对说，这应是墓地上最完整的器物了，上面多数字迹还清晰可辨。
当地人多不知范文程，只知有位范阁老，这可能与他最后的职务有关。而耕种这片地的主人却与众不同，巧得很，我与其正好相遇，他自称是范家后人，说这几年来过不少人，其中有领导、艺术家、学者，都称自己是范仲淹的后代，来此打听过范文程。
听到这里，忽想到，今天到这里的没有范氏，不是寻根，是来寻访。不论怎样，范文程终究是历史人物，这片土地上的珍贵遗迹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见物思是，发思古之幽情。幸好还有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