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节又称元宵节。一说元宵，人们马上想到食品，那句精典台词“何书记，吃元宵啦—”让长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记忆犹深，仿佛吃元宵是那个节日的象征，一如五月初五被叫成粽子节，八月十五被叫成月饼节一样。其实吃是过节中很小一部分，单说吃，元宵节还有很多食品。《燕京岁时记》上说，“市卖食物，干鲜俱备，而以元宵为大宗”。此时只是元宵销量大。
那时元宵的品种少。明人刘若愚在万历年间出版的《酌中志》记，元宵“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为果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者”。现在要记元宵就麻烦了，馅不下几十种，一句话写不详细。重要节日，吃仅是一种形式和寓意，否则“闹元宵”便成了闹着要吃的可笑之举。
元宵本意指时间。正月为元月，古汉语中“夜”与“宵”义同，由此而名，又称上元节。如果说相邻的春节重在祭祀，不忘根本，而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则恰恰相反，重在轻松娱乐与欢庆。
灯节之灯有张挂之意，习俗由来已久，始于汉代，据说由西域传来。明代刘侗有过专门考证，《帝京景物略》中写道，“张灯之始也，汉祀太乙”。张灯最初有祭祀的意思，从黄昏点到天明，后来含意有了变化。正月十五张灯在初唐，景云二年，时在正月望日，正是太阳与月亮对面相望之日，睿宗皇帝登上京师安福门赏灯。此时，安福门外搭建起二十丈高的灯轮，点燃千万盏灯，有如花树。《旧唐书》中也证实：那天皇帝非常高兴，把妻妾也叫来，手拉手一起唱歌跳舞，与文武百官一同狂欢，“一夜方罢”。那种与民同乐的壮观场面可以想见。当此一日，留给后人深深的记忆。
此后，灯节规模不断扩大。唐玄宗李隆基继位，把十五前后各增加一夜，成为3夜。北宋乾德五年，宋太祖下诏书：“朝廷无事，年谷屡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两夜。”看来要让灯节寓意国家的安定富足。南宋理宗淳佑三年，灯节又增为6夜，自十三日起，“巷陌桥道，皆编竹张灯”，家家挂起灯笼。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放灯十日”，永乐七年，下令赐文武百官放假10日。朱棣迁都京城，依旧从初八直至十七，不过百官只放假5日。清代，灯节缩短了，从十三到十六或十七。不论长短，灯节的中心还是十五，那夜称为正灯。
有了灯节便有了灯市。灯与市是两个概念：灯指张灯，从晚挂到早；市指市场，从早开到晚。明代灯市同在一处，从东华门向东绵延二里。《宛署杂记》写着：各种物品摆放在“东安门外迤北大街”，所以那个位置叫灯市口。到了清代，灯与市分开，市场移到琉璃厂，张挂灯的地点改在前门和地安门一带。清初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上写：“悬灯胜处，则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为最。”清末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时：“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民国时，夏仁虎的《旧京琐记》：“正月之灯向集于前门内之六部，曰六部灯，以工部为最……灯市旧集于东、西四牌楼，后始移廊房头条。”作者时代不同，能看出地点与规模也有变化。
市场热闹非凡，商贾云集，带来全国各地的商品，“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吃穿用玩一应俱全。仅食品一项，《酌中志》作了详细记述，什么塞外之黄鼠，江南之密罗柑，西山之苹果、软子石榴、水下活虾之类，五台之天花羊肚菜，东海之石花海白菜，辽东之松子，苏北之黄花，江南蒿笋、糟笋、香蕈，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精，以及本地的烧鹅鸡鸭，又有海参、鳆鱼、肥鸡、鲨鱼筋、猪蹄筋共汇一处。天南地北的珍品不可胜计，丰富充足可见一斑。
清代的琉璃厂也是百货云集，从初三开始直到十七，游人如织，东琉璃厂的火神庙更是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去那里购物游玩，《光绪顺天府志》上称为“逛厂”。而“逛厂甸”是现代的事了，市场扩大至南新华街。记得“文革”前，初一初二，厂甸的商家才摆摊上货，人们也多是拜年串门儿。初三以后，来逛厂甸的才逐渐多起来。
黄昏以后，便进入灯的世界。华灯初放，街上挂着各式各样的观赏灯，名目繁多，有纸灯、玻璃灯、牛角灯、走马灯、宫灯。多的还是五色纱绢灯，大小方圆形状各异，绘画古今故事。灵巧的匠人把冰镂空做成冰灯，栽种麦苗做成各种人物，极为形象有创意。街头也摆着出售的各色彩灯，灯名不一，价钱有别，贵的能至“千金”。明代还真有为买一灯而耗尽“平生家计”的事，可见其精巧程度。各家也挂灯，有钱人家要在门、井、灶等处挂一百零八盏，燃四个晚上。没钱的只能少挂或不挂。
观灯之外，还有各种娱乐表演：踩高跷的、跑旱船的、舞刀弄棒的、舞龙灯的穿梭如流，热闹非凡。各种杂耍表演着“队舞、细舞、筒子、觔斗、蹬坛、蹬梯”。吹鼓手奏出《橘律阳》《撼东山》《海青》。丝弦器乐也弹出“套数”“小曲”“数落”“打碟子”等各种曲目。表演还有故事情节，“百戏之雅驯者，莫如南十番”，装扮成大头和尚的更是饶有风趣。另外还有盘杠子、跑竹马、敲太平神鼓等诸多节目。
空中燃放着烟火，竞巧争奇，有声的叫响炮，能上天的叫起火，能起又连响的叫三级浪。还有多种名目：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长明塔、金盘落月、葡萄架、盒子、花盆、二踢脚、飞天十响、五鬼闹判儿、八角子、炮打襄阳城、匣炮、天地灯、霸王鞭、竹节花、泥筒花、金盆捞月、叠落金钱、大梨花、千丈菊等，种类纷繁。这些花炮当然多是“富室豪门，争相购买”。小型烟花有只在地上喷花盘旋的“地老鼠”，在水中燃放的“水老鼠”，小孩儿玩的“小黄烟”。街头还有推车挑担的在叫卖：“滴滴金，梨花香，买到家中哄姑娘。”有些花炮十几年前还能看到，直到近几年，孩子们还在放“滴滴金”。
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媳妇，灯节期间可以外出了。于是灯节之中多了不少与妇女相关的民俗内容。正灯日要逛灯，十六日还要“走桥摸钉”，妇女群游夜行，祈福免灾。外出行走可以去病健身，叫“走百病”。但凡有桥之处，三五成群而过，可以长寿，俗称“走桥”，取“度厄”之意。高士奇有《灯市竹枝词》：“夜深结伴前门过，消病春风去走桥。”然后再去摸门上的钉，正阳门中洞前居多，逛灯时顺便。摸钉可以走好运。
宫廷贵妇也要出来逛灯，自古有之。在唐代李商隐眼中是：“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辛弃疾看到“宝马雕车香满路”。清代也如是，让廉在《京都风俗志》上描写：“王孙贵客，士女儿童，倾城出游，谓之逛灯。车马塞途，几无寸隙。”《帝京岁时纪胜》上记：“五夜笙歌，六街轿马，香车锦辔，争看士女游春。”盛大的场面，本身就是一景，少不了围观之众。
从春节至灯节期间，贵妇多有一饰物，用乌金纸剪成，再用“猪鬃尖分披片纸贴之，或五或七，下缚一处，以针作柄”，如簪子插或戴在头上，叫做“闹蛾儿”。《日下旧闻考》中这一说明，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名句“蛾儿雪柳黄金缕”。一些宋词的选本笼统地将其说成女人饰物，没有“蛾儿”的确切解释，而清人于敏中又明确说明“此古之遗俗也”，已成习俗，时间不会短暂。偏巧《帝京景物略》作了考证：唐代规制，立春这天，民间剪彩为“春幡”，插在头上。到了明代则用乌金纸画上彩绘，称为闹蛾。《酌中志》中也有，妇女都“头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的记述。看来南宋辛弃疾的“蛾儿”应指此物。
有了全民的参与，场面怎能不热烈。南宋时，灯市的中心扎盖起鳌形的高台。皇帝到宣德门楼上观赏鳌山。《大宋宣和遗事》里记载：鳌山高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明代京城也搭起“鳌山灯、扎烟火”。皇帝赏灯时还放起大型花炮。清代街上还有一项目：用泥塑成一判官形，称为“火判”，腹中是个大火炉，可装几百斤煤，晚上看时，遍体通红，五官冒烟喷火，好看新奇。
灯节上，热闹场面令人眼花缭乱：向上看，皓月之下，火树银花，光彩照人；空气中，弥漫着鼓乐笙歌；街头上，车马喧阗，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举国欢庆的景象可想而知。表演的、逛灯的、观景的欢天喜地，都会在这欢快的节日里，把一年的积淀全部宣泄出来—真一个“闹元宵”。
有了妇女的出行，这个节日便引出了诸多故事，使得文人墨客写出不朽的佳作，古典名著中多能读到。耳熟能详的诗词中，欧阳修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平易直白，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含蓄，给人无穷的想象与回味。常有人在灯节上相遇、相识、相约，因此有人觉得，其中的意味更近于西方的情人节。
在幼年的记忆中，春节已与灯节连在了一起，过年时总要买上只灯笼，几乎成了必备的年货。那时生活水平不高，卖的灯笼多是纸制的，可折叠；颜色有红黄绿，绘着图案。中间点上蜡烛，晚上挂在门外，或提着出去上街玩耍。20世纪80年代已有了用电池点的灯笼。“文革”前的北海公园，春节期间总要举办游园灯会，里面挂着大红宫灯，以及用绢纱、玻璃或纸做成的形状各异的灯笼，上面画着花卉、动物、仕女、人物故事，大小不一。还有一片灯谜区，列出各种谜语，每盏灯上用纸条写着谜面，猜中撕下可去领奖。记得还有冰灯、麦芽灯等，那时幼小，不知是风的动力，只觉得走马灯奇怪，没有机器怎么会转？
关于灯节的起源有各种观点。有纪念“平吕说”：汉文帝戡平“诸吕之乱”称帝，时为正月十五，之后每年是日夜晚，都要与民同乐。还有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无论如何，灯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不能遗忘或丢失。
略一回想，我国的传统节日，多为祭祀与纪念，纯属娱乐和欢庆的还真不多，这样元宵节就更值得我们回味与珍惜。街头挂起大红灯笼，舞起龙灯，家家张灯结彩，那种灯节的热烈场面，才是“闹元宵”的氛围与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