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谁搞垮了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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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被重视的小势力 (2)

可现在的李鸿章位高权重,手里还握有五万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淮军,由他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再合适不过了。只要不走到起兵谋反这一步,勉强还说得过去。

关于李鸿章的品德问题,曾国藩已经无能为力了,事已至此,他的造化会怎么样,只有看天意了。再说,这次剿捻的主力还得要靠淮军,和自己的这个门生搞好关系,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正如曾国藩所担心的,不甘寂寞的李鸿章看准了湘军元气大伤,剿捻非得淮军不可,他要在这场战斗中把淮军的声威大大提高,最后将湘军比下去,他自己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这就注定了曾国藩剿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淮军姓李不姓曾

曾国藩好不容易才拼凑了五千湘军,这点兵力要剿灭来去如风的捻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他奏调淮军五万,才组成了一个强大的作战兵团。

也许你会问,淮军不是在曾国藩的一手操办下才成立的吗?要借用淮军,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还用得着上奏?

的确,如果没有曾国藩,也许就没有历史上的淮军了,可淮军弟兄们自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跟着李鸿章混饭吃,所以,更忠诚于李氏兄弟。

如果湘军姓曾的话,那么,淮军这支军阀性质浓厚的私人军队自然就姓李了。所以,即使李鸿章买曾国藩的账,淮军也不见得买曾国藩的账,况且,李鸿章不见得就和曾国藩穿同一条裤子。

行军打仗就要令出如山,最忌讳不听指挥的行为。而这支内部矛盾重重、表面上看似强大的军队,偏偏存在这种危险的隐患。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元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奉命赶赴徐州,准备在那里建立“剿捻”大营。途中突然接到捻军南下安徽围攻雉河集的急报,于是改道临淮关,前去解雉河集之围。

曾国藩把他手下的三千兵卒交给刘松山统一指挥前去解围,同时急电刘铭传迅速从山东济宁回援雉河集。可电文却如同石沉大海,不见刘铭传的回复。

刘铭传就是那个台湾第一任巡抚,先来看看这个人。

刘铭传,安徽合肥人,祖上世代以农为业,他在兄弟中最小,排行老六。从小闯荡江湖,专门打抱不平、劫富济贫,有“乡间恶少年”之称。后来,厌倦了游荡的生活,想找个正经营生,便投靠了朝廷,在家办起了团练。

同治元年(1862年),刘铭传率所部加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与淮军中的其他队伍一样,“铭字营”也是依靠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更容易驱使指挥。在和太平军的战斗中,刘铭传受到重用,由千总、都司,很快提升为总兵,29岁就擢升为直隶提督,成为淮军名将。他的“铭字营”也成为“铭军”,分左中右三军18个营,威震天下。

俗话说:有奶便是娘。虽然刘铭传此时归曾国藩调遣指挥,可他的根子还在淮军那里。所以,在接到曾国藩的命令后,他并没有马上执行,而是先向李鸿章请示,看看主子的意思如何。

原来,李鸿章表面上把淮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曾国藩,但一直都在秘密操纵淮军,他不愿意任何人对自己辛苦建起来的淮军指手画脚,当然包括自己的老师。

人都是有私心的,李鸿章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还玩这一手,确实不太恰当,弄不好就会葬送成千上万名士兵的生命。

可问题出现了,当时没有电话,书信都要靠快马传递,李鸿章又远在上海,一个来回下来,没有十天半个月是无法完成的。等李鸿章的意思传给刘铭传后,别说剿杀来去如风的捻军,就是连捻军的一根毛也逮不着。

对于刘铭传的做法,曾国藩心知肚明,是李鸿章对自己不放心,否则刘铭传不敢公然违抗军令。

万幸的是,捻军看到清军大队人马前来救援,尤其是湘军的到来,让他们心有余悸,便主动撤围了。从此,捻军尽量避免攻坚,发挥骑兵的优势,加强了“以走疲敌”的战术运用。

虽然有惊无险地解决了雉河集之围,但必须牢牢掌握对淮军的调遣权,否则,这仗还怎么打?再说,不见得下次还有这么好的运气。

于是,曾国藩借机向李鸿章发牢骚,指责他不愿把淮军的指挥权交给自己。面对老师的训斥,作为学生的李鸿章也觉得不能太过分,毕竟曾国藩是主帅,这事儿要是闹到朝廷上,自己铁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暂时把淮军的调遣权交给了曾国藩。

表面上看似相安无事了,但当真正触及到李鸿章的利益时,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为了和捻军的骑兵对抗,曾国藩把僧格林沁的残余马队调到徐州和鲍超队的800匹战马组成一个骑兵队,并且任命李昭庆为队长。这个时候,在幕后的李鸿章站了出来,坚决反对这个队长的任命。

按说一个三军统帅,任命一个队长的人选,根本就不算个事儿,不该出现问题,可偏偏就出问题了。

原来,李昭庆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的亲弟弟,这个骑兵队队长铁定是打先锋的,刀剑无眼,没准就因此送了小命了。李鸿章便给曾国藩写信,希望能换个人选。

身为统帅,岂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如果答应换人,自己的威信何在?还如何带兵打仗?便明确拒绝了李鸿章的换人请求。

淮军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力,是姓李不姓曾的。和李鸿章闹得如此尴尬,曾国藩的处境注定越来越难,北上剿捻也是困难重重。

四十章 一场灾难便降临了

雉河集解围后,曾国藩继续北上徐州。

一向都擅于谋略的曾国藩总结了僧格林沁覆没的原因:僧格林沁统率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步兵为辅,步兵和骑兵相辅作战。但僧格林沁亲自带领骑队追击捻军,与步兵分割开来,结果被敌所乘,战死疆场。

目前,曾国藩统领的这支军队正好相反,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军行缓慢,每日不过二三十里或四十里。而要想追赶来去如风、飘忽不定的捻军,那是妄想。所以,必须改变作战策略。

经过一番研究后,曾国藩制定了重点设防的战略决策,重点设防的地区是捻军经常出没的苏、鲁、皖、豫四省十三府州(十三府指江苏的淮安、徐州与海州;安徽的庐州、凤阳与颍州;山东的济宁、兖州与沂州;河南的归德与陈州);同时,又确定以临淮关与周家口为重中之重,在这些地方设立大营,驻扎重兵,屯集粮草。一省有难,三省支援。

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改变了清军“尾追”的局面,“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这种类似于守株待兔的决策能剿灭捻军吗?在这里还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自从曾国藩重点设防以来,捻军照样东征西讨、纵横自如,防线如同是一个摆设。毕竟曾国藩的兵力有限,在四省的广阔大地上设防,根本没有优势可言。

事实证明,重点设防并不能限制捻军的马足,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方略没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但他不信这个邪,他认为只要设防合理,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后来,刘铭传提出了河防之策,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曾国藩觉得可以考虑,因为凭借黄河、运河、淮河等天堑把捻军围堵到一个较小的范围,再对他们进行围歼,便可大功告成。

1866年5月20日,负责剿捻的曾国藩便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企图进一步遏阻捻军的流动。经过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商议后,确定了运河、黄河的设防部署。在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南后,曾国藩又设沙河、贾鲁河防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此外,为了攻守结合,又命鲍超、刘秉璋等部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捻军,密切注意捻军的活动动向。

曾国藩自信地认为:各分汛地,层层布置,或渐逼渐紧,然后把捻军驱逐到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除。

其实,建立这个防线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沙河、贾鲁河,沿河两岸都是沙土,质地松软,缺乏黏性,很难设防。河南官绅认为设防贾鲁河、沙河是劳民伤财,所以一致反对设防。曾国藩不顾舆论的反对,强行在贾鲁河、沙河沿岸构筑堤墙,经过再三修补,堤墙才勉强建成。

曾国藩企图运用重点设防和“聚兵防河”点线相结合的办法打击捻军。问题是用有限的兵力千里设防,这种一字长蛇阵很容易被一点突破,只要捻军乘虚而入,突破一点,整个河防战线便全盘崩溃。虽然曾国藩的设想很好,但战局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河防堤墙建成大约一个月光景,对自己的杰作,曾国藩还没欣赏过瘾,一场灾难便降临了。

1866年9月24日,正是中秋时分,月朗星稀,大队捻军开始冲击曾国藩苦心经营的防线。无奈曾国藩的兵力有限,而设防的地区又太多,顾头顾不了尾。结果,沙河、贾鲁河、运河防线,都被捻军冲破了。捻军闯到豫东、山东,纵横驰骋,湘军对捻军却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1866年冬,曾国藩在军事上连遭失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剿灭捻军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国人一向都喜欢落井下石,看不得别人好。曾国藩的失败无疑又给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制造了口舌。

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起,指责曾国藩剿捻一年多,毫无建树,反而捻军却越来越猖狂。捻军突破贾鲁河、沙河防线的军事胜利,地主官僚的嘲讽,使曾国藩寝食难安,有些撑不住了。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朝廷能说句公道话,曾国藩心里也许会好受些。偏偏清政府也申饬曾国藩剿捻不力,曾国藩内心相当不服,他认为僧格林沁“剿捻”四年多,结果全军覆没。自己“剿捻”还不到两年时间,只是一时受挫,根本没有大败,就要受到严厉的申饬,太不公平。这根本就不是人干的活,曾国藩便决定借口病重难痊,奏请开缺,让朝廷另找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