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冬天，曾国藩进京准备会试，途经长沙岳麓书院，在这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终生至交的刘蓉。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轩，清代湖南清省湘乡县人，是桐城派古文家。他曾经做过曾国藩的幕客，为人勤奋好学，写了不少古文、诗词，“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就是出自于他的散文《习惯说》中的名句。二人共同的志趣使他们成为了至交。
在岳麓书院，曾国藩和刘蓉彻夜长谈，交流做学问的心得和做人的道理。住了几天后，二人才依依惜别。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曾国藩终于来到了天子脚下。在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眼中，京城充满神奇和未知。
这里是大清国的政治和文化中枢，在蓝天和白云下，有高高的红墙、宏伟气派的宫殿以及气象万千的皇家园林，有谈吐文雅的官员以及从天南海北汇集的无数人才俊杰。
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充满着期待。
从跨进京城的第一天起，曾国藩的内心就立下了誓言，一定要竭尽全力跻身在这个行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春风得意、雄心勃勃的曾国藩参加了礼部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三月的会考。可是，考题很不对曾国藩的胃口，他云里雾里地阐述了一番观点后，神情颓废地走出考场。
结果就和他颓废的神情一样，曾国藩名落孙山了。
面对偌大的京城，看着人来人往，曾国藩一下子感到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失落。自己二十年的寒窗苦读难道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吗？这里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他外公的话又回荡在耳边：“我过去就知道你的后代会大有作为，我没说错吧，不过，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他爷爷的话也回荡在耳边：“官是做不尽的，千万不可以骄傲，满招损，谦受益。还有，做官不光是为我们曾家，还要为天下百姓，为皇上分忧。”
曾国藩的亲人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的眼前一一闪现。他背负了太多的期望，压得他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可喜的是，拥有很高期望、进取不止的曾国藩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总结经验，调整自己，准备来年的大考。
人算不如天算，运气来了，那是挡也挡不住的。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恰恰是皇太后60大寿，按以往的惯例会增加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中第的机会。
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曾国藩真是喜出望外。他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恩科考试。
于是他决定留在京城的长沙会所，等待参加第二年的恩科会试。
在北京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除了准备功课之外，还目睹了京城文物名胜，渐渐开拓了自己的眼界。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很快地沉醉在唐宋的诗词和古文之中。他觉得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比起那束手束脚的八股文，实在是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此刻，曾国藩已经不再是蛰居湖南山乡的寒门儒生了。
转眼间，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曾国藩再次踌躇满志地进入考场，但令人惋惜的是，他再一次与登第无缘。
对于胸怀大志的曾国藩来说，两次落第，无疑是从头浇了两盆凉水。一片茫然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像一头无助的羔羊，看不到任何的希望；而那功名又离他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他被折磨得焦头烂额，忧心忡忡。
不巧的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曾国藩在京城已经住了两年，经济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两次名落孙山的痛苦打击，也让他对景仰不已的京城失去了刚到京城时的冲动和幻想，甚至，还有些许怨恨和不满。当然，这个湖南青年更多的是面对高大红墙的不屈和坚韧，天生就不服输的他是不会就这么罢休的。
大丈夫活在人世间，必须时常问问自己：活着时怎样站着？死去时怎样躺着？面对屡次的失败，曾国藩没有气馁，也不会气馁，既然还能呼吸，他就一定要让自己好好地站立在这个人世间。因为他努力过，没有成功，也许是水平问题，但绝对不是态度问题。
曾国藩的人生就这样走到了一个隘口，过得去就一片光明，过不去将被死死卡住。对于此时的他来说，除了回到湖南，再做打算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回头望望身后的京城，曾国藩暗暗发誓：老子不会就这么罢休的，总有一天，老子要站在紫禁城之巅，赚尽天下人羡慕的眼球。
借钱买史书
曾国藩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收拾行李，满腹惆怅地搭乘运河的漕船南行。
会试落榜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虽然无力改变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无论心情好坏，日子总是不紧不慢地一页一页地往过翻，干吗不让自己有个好心情、好心态呢？
于是，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这一年多来，尽管曾国藩省吃俭用，但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到了江苏境内，曾国藩想起老乡易作梅正在睢宁县当知县，便前去拜望。
易作梅也是湖南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及父亲都相识。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他的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不是凡人，前程自然无法估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猜测他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便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时，还赠送了他几两散银。
一路上，曾国藩走走停停，边读书边游玩。当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便逛了几圈。在书肆中，曾国藩对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便爱不释手，他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来增加自己的学识了。可一问价格，他大吃一惊，这部书恰好和他身上所带的钱相当。这下可真是左右为难，如果买了书，自己怎么回家就是个大问题了。
曾国藩再三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把这部史书买下来。而那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开价一百两银子，一个子儿也不给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俭用，花费很有限。自己随身所带的冬季衣物在这初夏季节也用不着，不如拿去当了换点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刻，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东西，可见曾国藩青年时代读书求学的热情多么高涨。
到家后，父亲曾麟书见他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连衣服都卖光了，却带回来一套史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满脸疑惑。
“父亲大人，这是孩儿用借来的上百两银子，买回的史书，因为买了书，没了盘缠，只好把不用的衣服典当了。”
“区区一套史书，值得你这么做吗？”
曾国藩说：“华丽的衣服可以没有，美味佳肴可以没有，豪华别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
父亲听了很高兴，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道：“你借钱典衣买书，我没有异议，只希望你把此书仔细研读圈点一遍，也算对得住我了！”这几句话对曾国藩既是安慰，也是鼓励。
曾国藩激动得热泪盈眶，本以为父亲要责骂自己一番，没想到父亲如此通情达理。
此后，曾国藩天天足不出户，发愤攻读一年，把《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并且烂熟于胸。这样，自从京师会试以来，曾国藩对古文和历史便格外感兴趣，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埋下了伏笔。
从此，曾国藩便养成了每天读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以史为鉴，历来是为官之道，这便为他以后从政为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几岁决定男人的一生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在家读书的曾国藩透过史书，感受到了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性。他为那些精英往往只在上面留下了只言片语就匆匆而过，感到惋惜和无奈。如果自己也能在史书上留下只言片语，也不枉来人世一回。连续两次落榜的他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透彻了许多，逐渐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这年，曾国藩在长沙碰上了正在省城应试的老朋友刘蓉和后来的第一高参郭嵩焘。
郭嵩焘随曾国藩组建“湘勇”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