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委靡让曾国藩感到头晕恶心，感觉浑身无力，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他一分钟都不想在这里待了。所以，元宵节一过，曾国藩便赶紧逃也似的离开京城，奔向保定任所。
经过几天行程，曾国藩到了保定，接任直隶总督，那天是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元1869年3月9日）。
彼得拉克说过：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曾国藩对自己的仕途还是比较满意的，能爬到这个位置，对于一个毫无背景的山村小伙来说已经是相当不易了。
不过，眼见大清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落，自己却无能为力。曾国藩感到全身的精血好像一下子被抽空似的，只剩下了一身皮囊，心情也坏到了极点。但他还是坚持工作，准备把自己这把老骨头献给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直隶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永定河水患。曾国藩一路巡视永定河水利设施，严督河道清除淤泥修筑堤坝，还上奏道：直隶应办的首要事情是练兵、饬吏、治河。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六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还调长江水师总兵彭楚汉来直隶训练新兵。八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只有义理是治学的根本。十二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案件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也许是劳累过度，也许是为大清的前途担忧过度，紧接着，曾国藩的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况：先是眼睛昏暗，看东西好像隔了一层迷雾，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接着便疼痛难忍，吃药针灸丝毫不起作用。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四月，已经60岁的曾国藩右眼完全失明，左眼也仅仅能看见微弱的光亮，精力更加衰弱，经常在白天打瞌睡，还无缘无故地出现一阵眩晕，耳鸣脑涨，无法办公，只得上疏请假。皇帝奏准病假一月，还下旨问候一番，让他好好治病。五月，又续假一月。
就在曾国藩养病期间，天津城里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事，又把他推进民族斗争风浪的漩涡之中。
誉毁津门
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了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纷到天津强占民地，修建教堂、育婴堂，搜罗爪牙，拐骗人口，广大的天津民众对列强的这种侵略行为早就怀恨在心。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6月）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突然死亡三四十人，尸体自外腐烂，不是正常死亡由里向外烂，人们都怀疑是教堂有意虐杀中国婴儿。同时，天津附近州县不断发生拐迷儿童的案件，迷拐儿童的犯人的口供也往往都和教堂有关。
五月二十一日（6月19日），一名叫武兰珍的拐骗犯被群众当场捉住，在众怒面前，武兰珍承认是天主教民王三给他迷药，迷倒并拐卖幼童的，还称以前因为成功迷倒一个小孩而得到五块银元的赏钱。
这个王三是个开药店的商人，他依仗教会势力，欺压善良民众早就引起人们的公愤了。现在听说他还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人们对他更加恨之入骨。
早就有传言：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经常用迷药将婴儿迷倒，然后挖心掏肺。
这下，人们很自然地把武兰珍迷拐幼孩与天主教联系了起来，又盯上了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一传十，十传百，此事便一下子哄传开来，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大家恨不得亲自手刃了案犯主谋人。
恰巧当时直隶旱情严重，许多地区都是颗粒无收。本来就贫困的百姓只能背井离乡，外出乞讨，一下子都蜂拥进了天津城。而天津城也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饥民，一下子变得骚乱不安。如今发生天主教育婴堂杀婴事件，更是火上浇油。
这是什么世道，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仅吃不上饭，还要遭受外国佬的欺负，凭什么他们法国人在中国吃香喝辣，还干这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干他娘的，把这些外国佬都赶出中国去，于是，百姓把目标对准了“洋教”。
但中国人民还是比较可爱的，他们并没有直接冲击教会，而是按照程序走，希望大清政府为民做主。
满是怒火的群众把武兰珍扭送到天津知府衙门，知府张光藻知道反“洋教”都没有好结果，本不想问案，但是看到人情激愤，如果不问这个案件恐怕会立刻引起事端，只得讯问人犯。
被告武兰珍是个软骨头，自然对罪行供认不讳。张光藻深知：近来许多地方流传天主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但都没有证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是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得罪洋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为了给百姓一个交代，还是答应带犯人去找洋人对证，同时警告百姓不可生事，否则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随后，张光藻约了天津道员周家勋一同向法国育婴堂发出照会，让他们交出罪犯王三，结果却遭到拒绝。
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张光藻、周家勋只好带着人证，押着犯人到育婴堂门前对质，并让武兰珍指出王三来。结果，育婴堂不承认有王三这个人，武兰珍在法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指责下张口结舌，无奈，天津府、道也只好当场向法国人赔礼道歉。
大清官员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他们灰溜溜地走了。可围观百姓不干，与教堂人员发生口角，进而发生斗殴。气愤的群众越聚越多，开始向教堂扔石头、谩骂，眼看就要冲击教堂了。
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很生气，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前去镇压。后来见崇厚不肯出兵，他便亲自带着护卫西蒙到崇厚的衙门寻衅，连续两次向崇厚开枪，幸好没有人受伤。
由于与外国人的条约中有规定洋人传教自由并且还受到保护，所以中国官员都不敢动这些洋人，任凭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飞扬跋扈、作威作福。
这时，衙门外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天津民众，他们强忍怒火，看这件事如何收场。崇厚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自己也不好向上面交代。于是，反而对向自己开枪的丰大业好言相劝，让他在衙门内歇一会儿，等群众散去以后再回领事馆。傲慢的丰大业不听劝告，反而气势汹汹地冲出门外，举着枪，叽里哇啦地狂吼，完全不把中国百姓放在眼里。
在大清的领土上如此嚣张，无疑是自寻死路，活该。
不久，天津知县刘杰闻讯赶来，劝群众散开，不要闹事，不少群众都听从劝告陆续回家了。这场风暴本来很快就会平息下去，不料丰大业一见到刘杰就开始挑衅，再次开枪行凶，打伤了刘杰的随从。这下彻底激怒了围观群众，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丰大业的狂傲，便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了丰大业与西蒙。
群众在打死了这两个人以后，已经无法控制愤怒的情绪。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冲入法国教堂和育婴堂，打死打伤法国传教士多名，又将两堂点火烧毁；接着又冲击了法国领事馆、洋行，并拆毁了英国教堂和美国教堂，先后打死20多名外国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发泄完愤怒的群众，自然很爽，但外国人是不会就这么罢休的，大清会为他们做主吗？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俄等七国，立即向中方提出联合抗议，并调集军舰，进行战争威胁，让清政府严惩闹事民众，并索要巨额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