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云
从人头攒动的南京东路折进山东中路，穿过九江路和汉口路，向南一直走到福州路，上海这条长不过200米、宽约10米的马路，在当年的十里洋场，有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望平街。近人叶仲钧在《上海鳞爪竹枝词》中吟咏：“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这条马路的赫赫声名，来自它一街两行鳞次栉比、形形色色的报馆。
1872年，英人美查创办的《申报》首先在望平街设馆。20余年后，美商福开森的《新闻报》也在这里开业，与申报馆衡宇相望，互争短长。1904年，国人狄楚青设时报馆于福州路、望平街口，与《申报》、《新闻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尔后，《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天铎报》、《民立报》、《大共和日报》、《民权报》、《民国日报》、《晶报》、《立报》等数十家报馆相继在此安营扎寨或设立批销处，就连“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天津《大公报》，也歆羡望平街这块“风水宝地”，于1936年派人马南下上海，设立分馆。望平街，这条狭短的陋巷，成为举世闻名的报馆街，中国报人心中的“罗马”。
曾经是望平街一员的曹聚仁，新中国成立后寓居香港。上海的这条马路，常使他魂牵梦绕：“望平街这条短短的街道，整天都活跃着，四更向尽，东方未明，街头人影幢幢，都是贩报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数千人。一到《申》、《新》两报出版，那简直是一股洪流，掠过了望平街，向几条马路流去，此情此景，都在眼前。”
曹聚仁生于浙东乡村，他说自从自己有了知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便“如雷贯耳”了。后来到杭州读书，对上海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当然，最向往的便是望平街，因为“那是光照世界的文化灯塔”：“短短望平街，代表着西风吹动以来的中国文化，从这一街巷的浪潮上，体会着时代的脉搏。从启蒙运动以来，每一个和政治动向有关的人物，没有不在望平街上留下他们的足迹。”
的确，一部望平街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新闻史，也正是一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史。
在望平街上，报人们为了报纸的独立，不被利诱，不为势屈。
1915年8月，“言论界骄子”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轰动南北，使意欲变更国体、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备受挫折，派帝制分子、《亚细亚日报》总编薛大可携带30万元巨款到上海“运动”报界，为复辟帝制寻求舆论支持。当薛大可把15万元支票送到申报馆主史量才的面前时，遭到史的断然拒绝。9月3日、4日，《申报》连续两天在显著位置刊登启事，将这一丑闻公诸天下，并明确表示：“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正真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
遥想望平街当年（代序）北洋政府时期，政局诪张，环境险恶，史量才为使《申报》免遭摧残，言论上采取审慎态度，着力于企业化经营，更新设备，兴建大楼，招揽广告，扩大发行，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攀升，稳固了《申报》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大报地位。但是，信奉“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国将非国，报将非报，人将非人”的史量才，绝非追名逐利之徒。1932年，他借《申报》创刊60周年之机，对报纸实施全面改革，“以极挚诚的态度，对政府、对国民尽舆论贡献之责任”。同时，报馆开办流通图书馆、妇女补习学校、新闻函授学校，出版月刊、年鉴、丛书、地图，服务社会，启迪民智，以文化事业“救国难”、“策危亡”。“一·二八”淞沪抗战，史量才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维持会解散后，又被推选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他又与朋友合办中南银行，获得成功。史量才成为上海滩舆论界、金融界和社会组织的头面人物，国民党处理当地事务，几乎不能忽视他的意见。
史量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民主，主张抗日。据说，蒋介石曾约他到南京谈话，警告他：“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壮语犯颜，蒋氏遂下杀史之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乘车自杭返沪，在海宁翁家埠遭国民党军统特务狙击，当场殒命。一代报人，以身殉报。
在望平街上，报人们为了新闻的自由，奋起抗争，无所顾忌。
1912年3月2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未经临时参议院授权，颁布《暂行报律》，电传至上海中国报界俱进会，令其转饬全国报馆遵行。3月6日，中国报界俱进会和曾经鼓吹或支持革命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天铎报》、《大共和日报》等望平街各报，联名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通电各埠，坚决予以抵制：“今统一政府未立，民国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次日，望平街各报又同时刊出《大共和日报》社长章太炎起草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逐条批驳报律条文，批评临时政府“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之覆辙”，将报律“却还”给内务部。孙中山得知此事，当即于3月9日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宣布《暂行报律》违背法律程序，予以撤消，并声明：“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因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催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
1912年5月20日，《民权报》主编戴天仇（季陶），不满袁世凯政府举借外债，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24字的超短时评《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太炎阿权，杀！”上海公共租界以“鼓动暗杀”的罪名，将其拘捕。唐绍仪闻知戴天仇被捕，不但没有拍手称快，反而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说话。他的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当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正式公布实施，其第六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最后，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以罚洋30元结案。戴天仇出狱后，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这一事件，却也显示了民国政要尊重言论自由的政治风度。
在望平街上，报人们为了社会的进步，以笔为旗，前赴后继。
1903年5月，倾向革命的《苏报》馆主陈范，聘请爱国学社学生、年仅22岁的章士钊担任主笔，“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章士钊痛感言论奄无生气，人心无从振发，于是在《苏报》上大事宣传邹容的《革命军》，刊登章太炎嘲弄“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文章，不惜以身家性命，“为爆炸性之一击”。清廷大为震怒，指使地方官吏向租界当局交涉，对相关人员实施拘捕。章太炎坐等被捕，“邹小弟”自动投案。被清廷赏予二品顶戴的《新闻报》老板福开森，派记者到监狱劝说章太炎，向其宣传封建伦理思想。章太炎嗤之以鼻：“去矣，新闻记者……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章太炎把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台，每次审毕，他乘坐马车，高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诗句，意气洋洋地返回监房，万人围观，街衢为之拥堵。“苏报案”历时10月，前后开庭7次，方于次年5月22日结案，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两年。邹容年少气盛，积愤成病，在监禁期满前两个月瘐死狱中，章太炎则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被孙中山派人接往东京，委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的重任。
被誉为“元老记者”的于右任，在1909年5月至1910年10月的一年半内，兜转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屡封屡办，坚忍卓绝，连续创办了一脉相承的“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为国民效驰驱，为神州树义声。尤其是《民立报》，在宣传革命、联络志士方面，厥功至伟。孙中山在海外闻讯武昌首义成功，火速归国，抵沪后首次出门拜访的同志就是于右任，并题写“戮力同心”四字勖勉《民立报》同人。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论功行赏，又向《民立报》颁发了“旌义状”。
在望平街上，报人们为了民族的尊严，众志成城，宁死不屈。
1937年10月5日，《上海报》、《大晶报》、《小日报》、《正气报》、《世界晨报》、《金刚钻》、《东方日报》、《明星日报》、《福尔摩斯》、《铁报》等10家小报，在淞沪抗战激烈进行之时，联合发行《战时日报》，放弃往日的吟风弄月和追星捧花，担负起建立民族“精神堡垒”的责任：“我们为什么要干这样一张小型刊物，我们是不愿在这大时代行进中，来放弃我们的责任，我们未曾忘记自己是一个大中华民国的百姓，我们知道自己是有五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所以我们要干，干到敌人的铁骑，不再来践踏我们的国土为止，同志们请大家来努力吧！”上海陷落后，日寇强令各报新闻送检。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毅然停刊，迁往内地。与《大公报》一样义不受辱，不接受日寇新闻检查而停办或内迁的报纸有30家，它们是：《救亡日报》、《立报》、《申报》、《民报》、《神州日报》、《战时日报》、《辛报》、《抗报》三日刊、《战时联合旬报》、《救亡周刊》等。
“孤岛”时期，《大美晚报》附刊《夜光》主编朱惺公，因发表痛骂汪伪投敌的文章而收到一封恐吓信，上写“如再恶意谩骂，将被国法宣判死刑”。朱惺公毫不畏惧，又在《夜光》上发表了一篇《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洋洋洒洒，对汪精卫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文章说，汪精卫的行为如欲国人不反对，除非将中国人赶尽杀绝；自己若因反汪而死，英灵必将彪炳于云霄之上，与日月争光。“余生作庸人，死作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1939年秋的一个下午，朱惺公从寓所步行去报馆，路上突遭暴徒狙击，弹中太阳穴而死。一代报人，生为人杰，死作鬼雄！
短短的望平街，与世界潮流同步，呼吸相通。
1917年11月，《申报》的张蕴和、张竹平、伍特公，《新闻报》的汪汉溪、冯以恭，《时报》的包天笑，《神州日报》的余谷民，《中华新报》的张群，《民国日报》的吴苍，《新申报》的席蓉轩，《时事新报》的冯心支，《亚洲日报》的薛德树等上海新闻界代表，组团考察日本新闻业。考察团先后访问了东京、九州、大阪、长崎等地报馆，详细了解和学习东邻新闻业的发展情况与管理经验。
1921年10月，第二次世界报业大会在檀香山召开，我国有董显光等六位代表与会。代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董显光，曾受业于世界报业大会会长、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因此中国代表团颇受大会欢迎和器重，有四位代表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申报》派出的代表是王伯衡和王天木，史量才虽未到会，亦被推选为大会副会长。
1921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老板北岩爵士，来沪考察新闻事业。他先后同上海日报公会、新闻记者联合会代表进行座谈，并参观了《申报》、《新闻报》、《大陆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报馆。史量才在巍峨壮观的申报馆三楼餐厅，宴请这位有“舰队街拿破仑”之称的异国同行。高朋满座，意兴湍飞。席上，北岩爵士盛赞《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纸，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百闻不如一见’，此次广观贵国情形，对贵馆方面深抱乐观。”一个月后，世界报业大会新闻调查委员会会长、美国新闻学家格拉士也来访望平街。在申报馆举行的茶话会上，格拉士期望中国报界，也能够像美国和列邦报界一样，有独立精神，不受政治潮流之浸润与打击，心力专一，唯人民之幸福是谋。东道主史量才答曰：“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本馆宗旨，迄未偶移。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本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短短的望平街，有多少报人故事，英雄传说。
创刊于1916年1月的《民国日报》，虽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却是上海有名的穷报馆。某一冬夜，各版新闻都已经排好，天也快亮了，可是白报纸还没有着落。社长叶楚伧和经理邵力子两人，只好脱下身上的皮袍，送到当铺抵押一点钱，买了几十令白报纸，才开机印报。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工作非常努力，报纸内容十分精彩。叶楚伧乃诗酒文豪，在编辑室常常是一边喝高粱，一边嚼花生，一边写评论，酒后文思涌发，气势如虹。后来北伐成功，叶、邵二人都离开望平街进了官场，《民国日报》的声光也就黯淡下去了。
陈布雷也曾经是望平街上的一支健笔。1921年上海《商报》创刊，他担任总编辑，以“畏垒”之名发表的抨击军阀、支持革命军北伐的政论享誉一时，多为革命报刊所转载。后来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的程沧波，当时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即开始向各报投稿，文章受到陈布雷的推重，便经常替《商报》写文章。程沧波每于星期六下午去商报馆看望陈布雷，陈也常常请他到附近的宁波菜馆小酌。1924年寒假，京沪路因“齐卢之战”中断，程沧波无法返乡，就留在上海，天天晚上到《商报》写杂评。《商报》当时经济窘迫，两大间编辑室勉强生了一个火炉，大家围坐其中，几包花生米其乐无穷。程沧波说，他为《商报》写了三四年文章，从没有支取过一文稿费。他当时从梵王渡乘船到租界，几视望平街和自己的老家一样。
《民立报》社长于右任，“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政府捉拿，一度躲到一个名叫“荷花”的青楼女子家里。他当时身上只有12块饭钱，双方说好只住半月。谁知后来无法走脱，于右任在这里又住了五个月，隐姓埋名，看书写字，没有再付一个钱。荷花姑娘性情爽直，饮食供应不废，从不追索房钱。后来，他看到有人常在对面凭窗窥望，怕有杀身之祸，就在某晚一走了之。20多年后的1935年4月，已是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在沪上名中医陈存仁等陪同下，微服重游旧地，一心想寻到荷花姑娘，报答当年的收留之恩。然而物是人非，荷花已不知去向。此事被《晶报》记者俞逸芬获知，以“于右老花丛访恩人”为题予以报道。于右任初闻不悦，后来一想，自己确实是来访旧的，也就释然，并且还对陈存仁说：“这消息传开来，也许更容易找到荷花的下落。”
……
抗战胜利，停办的报纸复刊，内迁的报纸复员，外地的报纸也进军“罗马”。望平街无地容纳，各报只好就近觅址，本来南北走向的报馆街变成了东北伸展：《大公报》、《中华时报》、《和平日报》设馆于南京路，《中央日报》、《益世报》、《前线日报》比肩于河南路；《正言报》在福州路西头抢先复刊，《东南日报》在北四川路底的长春路上从容创业；上海《新民报》晚刊租下圆明园路50号怡和洋行房屋作为社址，不少晚报则被挤到了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这是广义上的望平街——无论馆址是否设在这条街上，在世人眼里，它们都属于望平街。
国民党要把望平街变成清一色的天下，首先以“附逆”为由，勒令《申报》、《新闻报》停刊整顿，将其改组为官商合营报纸，大权操在陈布雷手中，以潘公展主《申报》，程沧波主《新闻报》，堂而皇之地复业。望平街上历史最悠久、销路最大、经济基础最稳固的这两家私营报纸，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就连上海《中央日报》也变成“童养媳”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的新闻统制，以《申报》、《新闻报》为中心，《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乃是外卫；《正言报》、《东南日报》、《前线日报》、《益世报》更是外卫的外卫。然而，民间的《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观察》周刊，国民党还是无法强行支配，就连CC派的《东南日报》和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前线日报》，由于主持编务的工作人员中不乏思想进步人士，也多少带着自由主义的色彩。国民党玩弄伎俩，阻止《新华日报》战后在上海出版，但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力量，依然在这座城市暗暗滋长。
当望平街上的报馆为白报纸外汇配额争得头破血流之时，国民党军队在内战战场上正节节败退。1948年底国民党经济防线崩溃、徐蚌会战惨败，京沪人心立刻浮动起来，社会上开始流行一个新词语：“应变”。名为“应变”，实则逃亡。官办或半官办报纸，国民党政府拨有“疏散”、“迁移”款项，应变的行动最为迅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首先迁移到了台北。CC派的《东南日报》有着杭州和上海两副家当，杭州的轮转机先拆掉运往台湾，不料搭乘的太平轮在舟山群岛附近倾覆，机器和报社当局的大批财富，连同几位随行的家属一起沉入海底。这样一来，上海《东南日报》的机件，就在员工们的反对之下不能移动了。上海《中央日报》的机件、白报纸和其他财富，与南京《中央日报》不相上下，社长冯有真和国民党新闻官彭学沛去香港打前站，想在那里找个新的据点，谁知搭乘的那架飞机在香港上空失事，两人一同遇难，迁移报馆的计划便受到了阻碍，除了一大批白报纸和印刷原料给几位高级人员瓜分了去，其他粗重器材都被职工保留了下来，等待共产党方面的接收。《申报》、《新闻报》也曾有过南迁香港出版联合版的打算，但是遭到中下级职工的反对，两报的几位大头目，也就各捞到一大笔现款，远走高飞了。《前线日报》在台南高雄找到了房子，把印刷机件运去，想在那里打开新的天地，可是全社职工中只有四五人愿意随社迁台，报纸也就一直不曾在台湾复刊。
在政治夹缝中艰难求生、试图探寻“第三条道路”的民间报人，在这一历史的大变局中，如果不愿意离开“父母之邦”而远走他国，就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抉择：要么留在大陆支持共产党新政权，要么追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大公报》的王芸生、《文汇报》的徐铸成、《观察》周刊的储安平、《新民报》的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这些曾受国民党打压甚至封杀的民间报人，带着对新时代的憧憬选择了前者；《世界日报》老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成舍我，在上海得知共产党接收了自己北平的报馆，非常倔强地选择了后者。曹聚仁则在上海“旁观”革命一年之后，南下香港，担当起海峡两岸的秘密信使。
所有的选择都合逻辑，所有的结局都有宿因。
1949年5月25日，上海国民党守军土崩瓦解，解放军于夜半攻入市区，一举占领了市政府。那天晚上，望平街上的《申报》和《新闻报》都在准备出版第二天的报纸，却估摸不准天亮后的上海市，究竟是属于国民党的，还是已经换了主人。《新闻报》主持人头脑活络，先编好了国民党口吻的报纸，浇好了版等待着；等到解放军到了市中心区，便又改编成共产党口吻的报纸，以新鲜醒目的字眼做了上海解放的头条新闻。至于《申报》，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江苏丹阳集结、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时已经决定：进城后迅速将其接收，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因此，随军入城的新华社工作人员，5月25日晚便进入了汉口路309号申报大楼。5月27日，历时77年、共出25599号的《申报》终刊。次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上海市委联合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在望平街与读者见面。
从此，中国的新闻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曾经喧嚣激荡的望平街，成为那一张张发黄新闻纸上的斑驳记忆。
笔花墨香报人魂，百年望平幻风云。
辛勤检得虫鱼字，旧梦前尘待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