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八版文章千滴泪
邓季惺“大闹立法院”
“报纸本身就是目的”
老板做不成了
告别《新民报》向左走向右走
抗战军兴后西迁重庆的《新民报》，八年间在财力、人力、新闻业务与管理经验方面的积累，使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有了在抗战胜利后扩张这份事业的“底气”和“本钱”。
1937年11月《新民报》从南京撤离，设备和人员上船后，报社仅剩下200多元现金，总经理陈铭德只好解开私囊，作为同人沿途伙食和零星开支。人马到达重庆时，社址虽然已由先行一步的总主笔罗承烈在七星岗租好，但开办事宜千头万绪，两手空空的陈铭德感到寸步难行，无从着手。幸好有朋友帮助，以轮转机和卷筒纸作抵押，向重庆银行借贷3000元，复刊工作才得以启动。经过短期筹备，《新民报》重庆版终于在1938年1月15日正式出版。发刊词宣称：“本报以南京旧姿态，出重庆之地方版，相信抗战既无前方后方之分，救亡安有中央地方之别。战局虽促，但我们必须坚定最后胜利之信念。社会间虽不免间有摩擦，但吾人则认定民族统一战线实高于一切。其原则，在能以抗日反帝反封建反汉奸为出发点，而以民主化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方能消除内部之矛盾，坚强抗战之实力。本报今后立言主旨，即本乎是。”
新民报社“三张”：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自左至右）。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新民报》在重庆可谓一炮打响。当时复刊启事一登出，预订报纸的读者即络绎不绝，报社不得不动员经理部全部人员来办理。广告方面，一开始就拥有了全市影剧院、主要公司行号和商店的广告。
报纸迁渝成功，正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这句古话。《新民报》是抗战时期从京沪西迁重庆出版的第一家报纸，陈铭德、邓季惺都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四川人认为是四川人主办的报纸，下江人又认为是从下江迁来的报纸，对《新民报》都具有感情”。从深层上看，《新民报》的成功主要得力于编辑方针的正确。鉴于迁渝后读者的广泛性，陈铭德与张友鸾、罗承烈、赵纯继等骨干商议：报纸以城市市民——偏重中下层公教人员为主要对象，着重社会新闻；根据随抗战而迁徙到四川的文化人和学校日益增多的情况，增加副刊分量；汲取上海《立报》和《南京人报》版面特点，新闻和文章力求短小精悍，编辑组版以生动活泼取胜。“这个设想体现了《新民报》同人已经找到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办报方针。这个设想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民间性。读者对象的确定是为自己划定了服务范围，它既不是办给达官贵人看的，也不是办给少数知识分子看的，而是为处在社会最底层而又是有条件看报（相对地处偏远、又普遍没有文化的农民而言）的那一批人服务的；以社会新闻为主的方针就是在内容上保证了这张报纸是以反映最底层的疾苦和呼声为要的；编排和文章风格的确定显示了他们对于服务对象趣味的了解。”这一编辑方针，以后继续用于重庆版晚刊和成都版日、晚刊，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南京、上海、北平各版，成为所谓的“《新民报》的传统”。
办报方针既明，人称“刘备”的陈铭德，广纳贤才，知人善任：来归的南京《新民报》旧人、“办报全才”张友鸾主编新闻版，名噪海内的小说家张恨水、“副刊圣手”张慧剑主编副刊，自称“民主主义者”的赵超构担任主笔，主持言论。如此众多的行家里手“鼓捣”一份四开一张的小型报，岂有不旗开得胜之理？
开端良好的《新民报》一年后便遭遇挫折。1939年5月初，日机对重庆市区连续进行大规模轰炸，导致重庆各报均无法正常出版。国民党当局遂决定，《新民报》与《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10家报纸，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三个月后各报才得以恢复独立出版，但《新民报》的销路已大不如前。为打开报社出路，同时也为了缓解物价飞涨下同人的困苦生活，陈铭德、邓季惺召集报社骨干商议，决定集中优势阵容，增出一张晚报。1941年11月1日，重庆《新民报》晚刊问世，崔心一任总编辑，张友鸾主编社会新闻版，张慧剑主编副刊《西方夜谭》。晚刊《发刊词》说：
报纸之消极作用，在报道新闻，积极作用，在指导社会。但无论报道和指导，要贵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俱能与读者发生密切联系。晚报之发行，正所以在空间和时间方面补充上项之缺憾者也。
本报创刊已十有一年，自惭对于社会服务之工作，犹有未逮。尤其在此国际国内情势瞬息万变之时，各方需要情报，更为迫切，早报消息虽多，但转眼便成往史，且目前陪都并无任何晚报之发行，本报今以晚刊补此缺陷，自为事实上所必要。惟晚报消息来源，比较缺乏，本刊自当尽力，以求充实；同时并着重于副刊之趣味化，藉使首都人士每日工作疲劳之余，得以焕发其精神。至如衡论事物，一本日报之旨，公正平实，要期有益于社会。所可憾者，筹备时间太短，同人等能力亦复有限，益以目前各种物价高涨，人力物力胥感困难，草草问世，缺憾甚多，尚望贤者不时赐教，是所厚幸。
当时，偌大的重庆报业市场只《新民报》晚刊一家晚报，因此一创刊便不胫而走，发行量不久攀至四万份，是日刊的四倍。晚刊经营所得，不仅维持和壮大了重庆社，也为日后《新民报》的扩张积累了资金。晚刊发行的成功，使陈铭德、邓季惺明确了《新民报》的经营思路，即着重发展晚刊。以后创办成都版和抗战胜利后恢复南京版，就是先从晚刊起步，打下基础后再经营日刊，上海版则只出晚刊。
胸怀大志者永远不会“小富即安”。1943年，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把事业的领地拓展到“花重锦官城”的成都，于6月18日在成都创办《新民报》晚刊，两年后的2月1日又增出日刊。至此，《新民报》已拥有重庆、成都两社四版，初具报系规模；日总发行数最高达到10万份，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事业的发展需要经营管理水平的跟进，否则终难形成气候。早在1937年春天，南京《新民报》经过八年的努力，经济上终于实现了自给自足，不用仰人鼻息，靠接受各方津贴艰难度日。邓季惺也不再做执业律师，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副经理，帮助夫君陈铭德打理报社。邓季惺学法律出身，又善于理财，加盟《新民报》之后，首先着手建立健全的财会、广告、发行、印刷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报社走上企业化管理轨道。1937年7月1日，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成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任董事长，董事几乎囊括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各派各系，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当然，他们把自己个人的事业变成公司组织，不仅仅是为了经营管理的需要，更是出于报纸生存的政治考虑：“在当时的形势下，既要找些人来挡风挡雨，掩护这个事业；又要合作的人不过分干涉《新民报》的内政，好让我们还有点‘自由’。”
1943年9月，根据董事会决议，《新民报》总管理处在重庆成立，下设稽核、业务、秘书三室和供应部，陈铭德任总经理，罗承烈、张恨水、邓季惺任协理。总管理处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会计制度重加修订，贯彻由总管理处集中领导和成、渝两社独立核算的精神。总管理处的成立，使报社经营管理进一步资本主义企业化。
抗战胜利在望，《新民报》公司已经粮草充沛，蓄势待发。1944年5月，第三次股东大会决定增值增资为1200万元；1945年3月，为复刊南京版做准备，陈铭德、邓季惺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决定增资为2000万元；6月，他们另组重庆新闻公司，集资3000万元，作为上海版的创办费。他们还把集资款和报社原有积累，买进黄金美钞存储，以规避法币贬值风险。
真正让陈铭德、邓季惺感到自豪的是报社人才济济，战将如云。报社在重庆开办时，职工只有八九十人，到抗战胜利，重庆、成都两社职工已达300余人。陈铭德帐下有可以倚重信赖的同乡挚友、总主笔罗承烈，新闻界名宿“三张一赵”——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重庆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编辑高手程大千、姚苏凤，主笔崔心一、方奈何，还有一大批年轻的编辑记者。另外，抗战时期先后入川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巴金、叶圣陶、朱自清、洪深、阳翰笙、陈翰伯、黄炎培、陈寅恪、章士钊、徐悲鸿、顾颉刚、吴宓等新朋故交，几乎被陈铭德罗致无遗，成为《新民报》的作者。其中夏衍还亲自主编过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陈翰伯曾担任重庆版晚刊的副总编辑。如此强大的编采、管理阵容和作者群，放眼当时的民营报馆，恐怕只有《大公报》一家可以媲美。
抗战胜利前夕，《新民报》管理层就规划好了战事结束后报社的发展蓝图：重庆、成都两社继续经营，由协理兼总主笔罗承烈负责；协理邓季惺、副总主笔赵超构负责南京版复刊和上海社的创办；协理兼主笔张恨水负责创办北平社，邓季惺协助筹备；陈铭德在重庆完成调度工作后，将总管理处迁往南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苦撑八年之久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按照事先的规划，陈铭德坐镇重庆，调兵遣将，指挥同人兵分三路从9月起先后出川：一路是邓季惺、张友鸾、张慧剑、程大千、郑拾风和配备的经理、印刷部门人员分乘飞机、轮船赴南京；二路是赵敏恒赵敏恒（1904～1961），江苏南京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官费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文学院学习，后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被留美学生会推举担任《中国留学生月报》总编辑。1927年夏回国，担任北京《英文导报》副总主笔，兼任中国大学教授。1928年8月受聘于英国路透社，先后担任南京特派员、汉口特派员、中国分社兼重庆分社社长，还曾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派员。“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际新闻社、伦敦每日电讯社、日联社、朝日新闻社、塔斯社都曾聘他发布新闻。在路透社工作期间，因抢先报道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西安事变、开罗会议等事件，享誉国际新闻界。1944年，经英、法去非洲采访，因在重庆《新民报》连载《伦敦去来》，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残酷统治，受到路透社指责，愤而辞职。后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1945年10月起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新闻系采访与写作教研组主任。1955年7月因“国际特嫌”受到审查，1961年在江西逝世。周重光等赴上海；三路是张恨水、方奈何等去北平。
《新民报》女管家邓季惺，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开疆拓土”的气势和效率，让同行惊叹不已：
1945年9月18日，邓季惺只身一人从重庆飞抵南京。到南京后，立即将新街口原来的报社社址收回，作为总管理处办公地址，又租下中山东路一幢楼房，作为报社社址。本来，原计划张友鸾、郑拾风是和邓季惺一起复刊南京版的，可两人乘船到南京后却离开了《新民报》，张友鸾带着郑拾风去复刊自己的《南京人报》了。邓季惺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946年元旦在南京出版《新民报》晚刊，这是继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南京复刊的第二家报纸。同年10月10日，《新民报》南京版日刊也成功复刊。邓季惺亲任南京社经理，总编辑、采访部主任分别由曹仲英、浦熙修担任。
南京版复刊、上海版创办筹备工作告一段落后，邓季惺即飞到北平，冒着严寒满城寻找合适的社址，最后以1400两黄金购得东交民巷瑞金大楼作为北平社社址，还为张恨水买下了一处宅子，供他到京后安顿家小。北平版本来由张恨水负责筹备创办，可是他携家带口，一路辗转到北平时，已是1946年2月，社址和印刷、办公设备邓季惺已经置办停当，不劳他费心了。1946年4月4日，《新民报》北平版日刊创刊。报纸创刊之日，发行即达四万多份，一跃而居北平报纸发行之首。
南京《新民报》日刊1946年10
月10日社论《复刊致词》。上海版的创办原由赵敏恒主持。赵敏恒到上海，向怡和洋行租下圆明园路50号房屋作为社址后，就参加《新闻报》去了，创刊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南京诸事稍有头绪，邓季惺马不停蹄赶赴上海，和赵超构一起接手上海版的创刊工作。她干脆在圆明园路50号楼内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床铺，吃住都在这里，不分昼夜地筹备起来。南京是《新民报》的发祥之地，北平是张恨水的成名之地，《新民报》在这两个城市复刊、创刊，虽有不少困难，但总体上还比较顺利。但是上海人地生疏，报馆又多，在这里开办一份新报纸，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陈铭德、邓季惺知难而上，冒险出击，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第一，因为上海是东方大港、国际市场，中外观瞻所系，要在国内以至世界报坛上争取地位，必得在上海取得一席立足地；其次，上海人文荟萃，组稿组画容易，可以同时供应其它四社七版的需要；再次，便于为其它四社采办纸张和其它印刷物料。”陈、邓二人的胆识和战略眼光，由此可见一斑。1946年5月1日，《新民报》上海版晚刊正式发刊，经理邓季惺，总主笔赵超构，总编辑程大千。随着国民政府还都，陈铭德已将总管理处迁到南京。他也来到上海，和同人们一起住在报社，苦撑苦斗，直到上海《新民报》晚刊的销路赶上或超过其他晚报后，才返回南京。邓季惺因身兼南京、上海两社经理，只好两地奔走，在沪宁铁路的火车上睡觉，对她来说则是常事。
1953年1月24日，陈铭德、邓季惺结婚20周年留影。陈铭德、邓季惺夫妻恩爱，但是为了《新民报》的事业，邓季惺常常不得不去其他分社处理事务。当她不在南京时，陈铭德在布置完日常工作后总会打长途电话给她：“季惺，我好想你噢——！”偏偏邓季惺耳朵有点背，听不清楚，陈铭德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再重复一遍。南京社同事就模仿老板给夫人打电话的腔调取乐。
在抗战胜利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民报》由两社四版扩张到五社八版，成为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走向一生事业的巅峰。《新民报》战后的大发展，当然与战前陈铭德有计划地积累资金、招贤纳士分不开，但更得力于邓季惺步步抢得先机和严格的管理。多年以后邓季惺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是用这样的口吻说道：“要快点跑啊！要赶紧哪！要让那些钱尽快变成东西！”五社八版运作后，信奉法治的邓季惺，为总管理处和各分社制订了详尽的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办事，使《新民报》股份公司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企业。很难想象，这位娇小体弱、将届不惑之年的女性，能够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话用在邓季惺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1949年9月《新民报》创刊20周年，陈铭德在纪念特刊中发表了一篇总结性长文《二十年之回顾与前瞻》，对报社的核心人物进行评价，向曾经荣辱与共的“战友们”表示感谢。他扬善不避亲，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自己的妻子邓季惺：“邓季惺先生事实上是成都、南京（复员以后）、上海、北平四个社的创立人，找社址，买机器，买纸张，安排人事，甚至一颗螺丝钉的装设，一张凳子的安置，都经过她的眼，透过她的心，艰难擘画，贡献最大。她是铭德的妻子，然而就事论事，绝对不应该因她与铭德的关系，就抹杀了她在本报的业绩。”陈铭德：《二十年之回顾与前瞻》，1949年9月9日《新民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新民报总管理处编）。
陈铭德对妻子的感激之语，发自肺腑，情真意切。
邓季惺1907年生于重庆，祖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商人，叔父邓孝可曾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副会长，舅父吴梅修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母亲吴婉知书达理，性格刚强，主张女子教育，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后，创办了重庆第一所女子学堂。受先天遗传和家庭环境的熏陶，邓季惺具有经营理财的天分和改造社会、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14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她离开家塾，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习。后来成为风云人物的卢作孚、恽代英、张闻天、肖楚女，当时都在该校任教，肖楚女还夸奖过邓季惺文章写得好，有思想。
1923年，邓季惺与同学吴淑英相约出川，先后在南京暨南大学附中、上海中国公学预科读书。其间，她认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竹似，两人相爱，于1925年结为夫妇。第二年秋天，因为生育，她中断了学业，全家回到重庆。吴竹似受聘于《大中华日报》任编辑，结识了同社的陈铭德，三年后一起在南京创办了《新民报》；“新民报”三字，就是精于书法的吴竹似从孙中山先生的遗墨中摹写下来的。
不料吴竹似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病，在杭州调养数月，不见起色，只好到气候干燥的北平碰碰运气。邓季惺也带着三个孩子，陪丈夫北上养病。但是，北方的气候也没能救回丈夫的生命，1931年7月，吴竹似撇下年纪轻轻的邓季惺和三个孩子撒手西去，最小的儿子吴敬琏（后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只有一岁半。
陈铭德到北平去看望朋友的遗孀，发现邓季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悲愁哀怨，而是一边抚育孩子，一边在朝阳大学攻读法律，坚忍地面对丧丈之痛。对邓季惺，陈铭德由同情而生敬佩、怜爱之心，决心用自己的肩膀，为这位娇小而顽强的女性分担人生的不幸。当时陈铭德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双儿女。他就和妻子协议离婚，使自己能够光明正大地去关爱邓季惺一家。1933年1月，两人在北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婚礼，一百多位亲友见证了他们别开生面的结合——所有来宾都得到了一张粉红色卡片，上面印着陈、邓二人的结婚协议，并盖有“海枯石烂永不相忘”一对印章。协议内容为：婚后各人用各人的姓，即邓季惺不冠以夫姓；邓季惺带来的三个孩子依旧姓吴；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协议的内容，应该都是邓季惺提出的。这样的约定，在时人眼里可能有悖情理，却也反映了邓季惺对法治的信服和对平等的追求。事实上，这份协议也并没有影响夫妻二人半个世纪的真挚感情。
1933年夏，邓季惺从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南京，任职于国民政府司法部。不过，她很快就厌倦了衙门里的生活，开始热衷于妇女运动，和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等一起，成立“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开办南京第一托儿所，承办《新民报》的《新妇女》周刊，有声有色地开展起“女权运动”实验来。
1935年秋，因为《新民报》刊登了一则不利于司法部的消息，邓季惺受到部长训斥。一气之下，她干脆辞掉了司法部科员之职，专门在南京、镇江两地做挂牌律师。陈铭德多次邀请她进入《新民报》工作，她不愿被看作是丈夫的附庸，决心经济独立，事业有成，所以一直没有应允，只同意业余主持《新民报》的《法律问答》专栏。
1937年6月，邓季惺终于被陈铭德说动，正式加盟《新民报》任副经理，掌管经营和财务。从此，“刘备”得到了“女诸葛”，邓季惺用自己的才智和胆识，通过建立健全财会、人事、广告、发行、印刷等方面的制度，使《新民报》从个人的小作坊式经营走上了现代化的管理之路。可以说，没有善于理财、崇尚法治的邓季惺的加盟，《新民报》在陈铭德手里可能只是个小小的文人论政的舞台，不会成长为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报业集团。难怪陈铭德在20周年社庆时充满感激地说，邓季惺对《新民报》的贡献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