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南来香港之初，就有人对他的真实身份表示过怀疑。自称与曹聚仁相识多年、早他一年来香港的“易金”说：“不论他在香港有无任务，起何作用，这个人的‘来龙去脉’，还很少有人清楚他。”曹在香港新闻界的一位朋友，则称他是“谜样的人物”。1955年，曹聚仁就有回大陆采访的打算，但迟迟没有成行，美国《时代》周刊为此还发过一则消息，称曹正担任“国共和谈的桥梁”。1956年1月15日，曹聚仁通过香港《真报》发表书面谈话，力辩《时代》周刊所言纯属谣传。然而，周恩来总理同年6月28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讲，曹聚仁便于7月1日束装北返，这就难免使人有“神经过敏”的推测。况且，他临行之前所写的公开信，在表白自己回大陆是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绝无政治上的作用”之后，却大谈国共“重新回到圆桌边”的问题，更使人有“此地无银”之想了。
那么，1950年代后半期曹聚仁频频北行，之后孤守海外直至客死异乡，是否真的与国共和谈有关？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长期以来云遮雾罩，因为缺少真凭实据，大家只是猜测而已。直到1990年代后，曹聚仁的部分遗札被亲友陆续公布，一些当事人也出来澄清事实，一个“真实的曹聚仁”才逐渐从历史的“后台”走了出来。
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回忆：
曹聚仁1956年初来北京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主管统战工作的徐冰部长都对他很重视，认为他是台湾当局派来刺探、了解我们对台政策底细的，而且我们在香港指定联系人为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与他联系。我们对曹聚仁这位老朋友，以及他的老朋友马树礼、宦乡都很熟悉。我与曹聚仁也常见面。台湾当局一方面想摸清共产党的底，另一方面又怕被别人知道。当时不是曹聚仁的原因，而是蒋氏父子不可能让曹聚仁，也不可能让任何人插手，不留文字，这种心理状态是可以肯定的，蒋氏父子心胸很狭窄。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人士”，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柳哲：《周恩来为曹聚仁亲拟碑文》，1999年7月28日《中华读书报》。
向左走向右走1950年曹聚仁打算离开上海去香港前，曾经写信给北京的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回信说到海外一样可以爱国，还给他指点了一些大纲要目。但邵指点的“大纲要目”的具体内容，曹聚仁从未告诉他人。他同时给上海主管文教工作的夏衍及有关部门发了信，表达了去香港的想法，也没有受到阻拦。1956年春天，他让妻子邓珂云转寄邵力子一信，表示自己愿意到北京为祖国统一做桥梁。不久，邓珂云转来邵力子简函，对曹的北行表示欢迎。可见，曹聚仁当初南来香港是个人行为，虽然中共方面知情，但并非派遣。1956年他首次回大陆，是在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之后，由中共在香港的联络人、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的安排才成行的。实际上，费彝民是陪着曹聚仁一起北返的。根据罗青长回忆，当时周恩来、陈毅等虽然重视曹聚仁此行，但是并不完全信任他，怀疑他是台湾方面的“探子”。既然怀疑曹是“探子”，为何又允许他回来呢？徐淡庐回忆说：“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作宣传。”
于是，周恩来在旬日之内三次接见曹聚仁，并于颐和园夜宴那一次，将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意向告诉了他，让他在海外广为传布。
曹艺的女儿曹景滇撰文说，父亲为了不辜负哥哥的重托，一直守口如瓶，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伯父曹聚仁的文稿；“文革”期间，文稿被红卫兵抄去，父亲冒“死罪”据理力争，才索要回来，为此而忍受着精神上的凌辱、肉体上的鞭挞和非人的折磨。当年，伯父要求弟弟为其保密20年：“20年内无历史，20年之后再大的机密也可以公开。”但是父亲审时度势，谨慎地把保密期限又延长了20年。
在曹艺保存的这批材料中，有部分近似书面报告的文稿，曹景滇曾看过，“其笔迹是曹聚仁和邓坷云两人的，估计是伯母帮伯父誊写的”：
7月19日报告：聚仁此次以5月5日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本月14日方回香港，先后两个半月。这一段时期，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尊处意向有什么变动？我的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我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钧座报告，我已经回来就是了。
目前，国际情势如此复杂，聚仁殊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具，我个人只是道义上替台从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无意走向这一解决国是的途径，似乎也不必聚仁再来多事了。诵于右任先生读史诗“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之句，为之惘然。依聚仁这两个月在大陆所见所闻，一般情况比去年冬间所见的更有进步，秩序也更安定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月13日，我和朋友们同在汉口，晚间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没有混乱过，海外误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实情如何，千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
周氏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处千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再不必弄机谋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北京方面的朋友，嘱聚仁奉候起居！
7月23日下午，曹聚仁接到W兄电话：“G公嘱兄耐性，我即来港面谈。”然后是曹聚仁7月27日的“综合”报告。该报告分甲、乙、丙三个部分。甲为“前词”，曹聚仁在综合报告前先讲了三个要点：（一）中共在短期内就把这么一个大的国家搞好，我们应该自惭不如。我们对大陆的态度应该是：既不应再有阻碍、扰乱视听的言行，也不应旁观冷笑，“一切只能就中共当局已有的建国基础上去做，不必另起炉灶。聚仁反对再革命的一切打算，时不我与，我们应该共同去建设”。（二）《苏俄与中国》一书分量虽多，并无新义，对孙总理外交政策的继承与批判，颇难自圆其说，在美国的反响也并不如预期。（三）只有和平解放台湾，“台座”才有政治新机，中共也可加强建设力量。此乃两利之“自求多福”途径，关系“台座”一生成败，不可交臂失之。
乙部分为“庐山及溪口近况”：
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尊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庐山已从九江到牯岭街市区筑成汽车路，大小型汽车均可直达（轿子已全部废去），约一小时可到。牯岭为中心，连缀庐山北部西部各胜地（以中部为主）已建设为疗养地区，平日约有住民七千人，暑期增至三万人。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是山中游客文化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一体系。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庐山南部，以海会寺为中心，连缀到的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这一广大地区，正可作老人优游山林、终老怡养之地。来日国宾驻马星子，出入可由鄱阳湖畔，军舰或水上飞机，停泊湖面，无论南往南昌，北归湖口，东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成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从由台归省，仍可住美庐，又作别论。
1957年6月18日，曹聚仁、邓珂云夫妇与徐淡庐在庐山。美庐内外景物，依然如旧。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休息，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修葺，盖亦期待台从或有意于游山，当局扫榻以待，此意亦当奉陈。
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我所说的“过去”，乃是说1946年冬天的情形（战时有一时期，特殊繁荣，那是不足为凭的）。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至尊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难保全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墓园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区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处之也。惟国际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丙部分是曹聚仁旅行大陆各地后，对“大陆情势之推断”：（一）中共政权建立后最可赞许者，为国家财政之充裕与民生经济之稳定，这是政治与经济相为表里的大成就。（二）中共政权获得支持的程度，虽然无法提出民意测验的统计数据，但毛主席、周总理的威望，还在抗战胜利之初“老人”所得万民拥戴之上，这一份威望足以弥补中共本身存在的问题；全国人民对政府不无怨言，但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周总理关心他们的生活，一时的困难与错误，毛主席一定会有办法解决；中共政权在城市中获得了小市民与工人前所未有的普遍支持，“中共政权实际乃是小市民所支持的政权，工农两阶级乃是中共请出来的陪客”。（三）中共政治以政党代替中国传统的“宰相—绅士”政治，从无为政治转为有为政治。“今日中共当局，持法不免过严，生活却十分清苦，做到了大夫无私财的标准”。（四）农村生活的改进，只能从衣食等小事上去看，不能希望短短七年就变成现代化的生活；中共勤俭定国，不会失去民心。（五）“右派分子”大都是政治认识不十分清楚、利禄之念甚切之人，投机成分居多。中共由于革命历程中痛苦受得太多，也就十分敏感，所以对于形成政府组织的可能活动都在打击之列。“反右派运动”并不在“反右派”，而在扫清整风的障碍。受打击的右派分子不会投向美国路线。
在这份综合报告的最后，曹聚仁告诫“台从”，“在今日而谈反攻，诚如螳臂当车”。同时，他表白自己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决不考虑个人出处，也不惜献身；事成之后，“严光还是严光”，决不居功，愿以新闻记者终老其身。
除了7月27日的这份综合报告外，还有7月27日、28日曹聚仁与W兄的“谈话记录”。这位W兄郑重声明，此番谈话只能算是他个人供给曹聚仁参考的资料，不作为正式记录，也不负任何责任。“谈话记录”中以下几条颇耐人寻味：（一）G氏谓：不论大陆今日局势实际如何，海外人士总以为爆发了新的危机，应该坐待变化。此时，派遣专人访问大陆，必定增加困难。他嘱聚仁耐心等待，老人并无切断联络线。老人嘱聚仁多向大陆巡游，增加彼此之了解。（老人看了照片，非常感动。）（二）G氏谓：目前情形复杂，他本人就难于来港，尤其在这一段特殊时期。以后一切由W兄负责联络，决无疏远之意。（三）G氏安慰聚仁，谓和谈虽未成熟，希望依然很大。华盛顿方面对此事颇感头痛，这就是代价。老人谓华盛顿最怕国军反攻大陆，我就喊得更响。
9月23日，W兄再次来港，告诉曹聚仁台北朝野不独对战争没有信心，对和平也没有信心。在野的党派，无形之中，有一种相互联络呼应的倾向，即是反蒋家独占政权的倾向，这是华盛顿方面从中分化的成果。G氏近来把意志更隐晦了，即是避免这一种逆风。G氏似乎有意要造成一个控制政党的力量。曹聚仁问及G氏与陈氏之间合作的可能性，W兄认为要彼此相服是很难的，一山难藏两虎，到了老人身后，这问题就很难了。所以和谈要成功，最好在老人身前。曹聚仁还问及G氏能否派人到北京去试探，W兄说人是一定要派的，不过老人还迟疑着，认为不要太露痕迹。
W兄这次来港，向曹聚仁转述了“老人”的奖惜之意及垂询诸事，让他一一奉答。曹聚仁在“奉答”“老人”之前，先向G公谈了一番“利害”与“义理”：
聚仁私意，吾人今日所考虑所推寻的，不管义理居首，利害居次，或是专研究利害关系，不问义理，总得有一共同目标。今日解决台湾海峡问题，除了和平谈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寻？看来是不会有的了。美国方面明明表示无所爱于国民党政权，一切只是为着美国利益而考虑，那就谈不上什么道义的了。中共方面，当然也无所爱于国民党的政权，但在考虑中国的利益就连带考虑到国民党的利益，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和谈的基础。聚仁这一年半来，也看明白许多枝枝节节问题是难于一一安排好的，只要台湾海峡问题一解决，其他就迎刃而解了。恕聚仁直言，G公的精神准备不够，因此多所牵虑。固然中共当局把政治尺度放宽来，让台方人士安了心，才可以减轻许多阻碍。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台湾海峡问题明朗化了，中共可以安心去建设，就可以把政治尺度放得更宽的了。
接着聚仁也想说点义理。聚仁认为革命乃是一时性的变态，社会政治的常态，乃是建设，不是革命。孙总理说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一点，中共所建立的政权可说十足做到了。在这基础上，谈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才不致于受外来势力的牵制。伦敦华盛顿方面的外交政策，就是不希望东方有强大的中国，这一点我们必须争气一点，不要做西方国家的工具。“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与“求个人之自由平等”本来是两件事，国民革命的目标，并不是要求个人之自由平等的。我们可以批评中共的人民政府，乃是斯巴达式的政府，而不是雅典式的政府，却不能因为他们并不保障个人的自由就抹杀他们所实现的“中国之自由与平等”的。
聚仁要重提G氏的一句旧话。G氏在赣州曾对我们说：“中国旧社会中，恶势力有组织，可以横行霸道，而善良势力，却没有组织，他们大都是独善其身的，所以被恶势力所宰割。我们要帮着善良势力，让他们也组织起来，和恶势力相对抗。”（大意如此。）这话是不错的。中共主政以后，所有恶势力的组织都摧毁了，他们组织了善良势力。聚仁的说法是：无论什么势力，一组织起来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流弊的。所谓“童子操刀而割，所伤实多”也。组织善良势力的基本观点还是不错的。
以下乃是曹聚仁对“老人”的“奉答”之辞：
甲、聚仁三次访问北京，从没听到任何人谈到军事，我也故意避免谈及军事，除了国庆日的阅兵，也没看见过解放军。因此海防情况如何，聚仁无从作答。当年指挥东南战区的陈毅将军，目前在北京负责文化艺术工作，也绝口不谈军事。只有一回谈到朝鲜战争的经验，今日解放军的假想敌乃是美军，以国军的军事装备与解放军相较或许太差了一格。中共当局也曾问及国军的军力问题，聚仁作较高估计，说是有四十五万战斗兵。依现代作战常例，一个战斗兵在前线作战，后方得有七个人来供应，因此在运输供应上，依存于第七舰队的成分更深。聚仁从旁冷观，中共虽未疏于海防，但也不一定把国军的反攻当做严重的因素来考虑的。中共不一定把第七舰队的力量估计得很高，当然也不会估计得很低。聚仁当然是不知兵的，1957年7月3日曹聚仁拍摄的奉化溪口远景。但有这么一个印象：国军有可以战的下级官佐，却没有可以作战的士兵；解放军的士兵教育是成功的，又有一个辅助官佐作战的政治组织。至于统帅指挥作战的技术，聚仁不想作什么批评。作战是综合的艺术，三分是天才，七分是对现代科学知识的了解与运用。解放军随时可以解放台湾，而不轻易用兵，这便是一种政治技术。（解放军的将领都懂得政治，这也是一种进步。）
乙、关于中共的内部矛盾的解释或许和老人所得的情报大有出入。聚仁肯定地说，在大陆，有组织的叛变是不存在的。中共本身是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同时所有恶势力的组织都已摧毁了，事实上，中共已扶植了若干善良势力的组织，所谓积极分子是也。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从同盟会到北伐军，都是与恶势力为缘的，而今，恶势力不存在了，有组织的叛变不可能了。中共今日已无内顾之忧，所考虑的只是世界性的流行性感冒，那是“外感”，不是“叛变”。所谓内部矛盾，我看台北比北京更多些。例如：中美乃是比肩作战的战友，事实上是同床异梦的。台湾的朝野间的矛盾，与国际间矛盾，也时常表面化的。中共当局，希望内部团结起来，与香港人士，希望中共内部分裂，这也是明显的对比。聚仁希望老人不要把东欧的纠纷和中共内部矛盾混为一谈，在共产集团中，中共乃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并不是促成纠纷的因素。老人总以为中共听命于莫斯科，这是一种错觉，今日的中共，乃是远东的盟主。美国有如战国时代的齐国，苏联则如当年的秦穆公，中共则是当年的晋文公。我们希望太平洋上的盟主转到中国手中来，中共的成功也就是老人的成功，我们对历史该有新的交代。
丙、老人或然关心大陆人民的意向，这也是中了香港政客们的宣传之毒害。民意测验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工作，我并未在大陆各地做过测验。我所见闻的，当然是各色人等的随感录，但比海外人士的幻想实际一点。不过，大陆人民不希望再有战争，也不希望再改变目前的政治秩序，则是普遍的共同的心理。老百姓所看见的只是从手到口目前的事，说他们会有远见，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听到台湾问题可以和平解放，的确是高兴的。就在私下谈话中，没有人相信国军会反攻大陆的。这几年的社会教育，解放军的抗日英勇故事，以及朝鲜作战的传奇，代替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说，试问国军再利害能比得上日军和美国吗？聚仁在这儿应该说实话，请老人听了勿失望。我们今日所要努力争取的乃是和平。
12月11日，W又来香港与曹聚仁会面。“这两个多月中，经过了国内外许多大事件的激荡”，曹聚仁想知道G氏的新意向及“老人”的决意。W兄说G氏的情绪近来还不错，不过他的心境这些年都是这么沉郁，没像先前那么开朗的。至于“老人”，其用心一向是多角形的，W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大变动。曹聚仁认为W兄的政治感受，本来就不十分敏感，于是“再答老人问”：
聚仁三次访问北京，所见所闻，大都已写在通讯中，先后由W君陈览，此外也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说。今日最大的秘密，还是和谈的真正进度，真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也。辱承垂询，敬一一答复如此：
一、聚仁个人看法，许多议论，还是由于不同的观点而来。尊处所得若干情报，搜集的人和判断的人，都缺少全面的与社会的观察力，不免人云亦云，所以落空了。例如，某方面出了问题，出了问题是事实，聚仁的推断，中共一定会有办法来应付，而且会安排得很停当的，台方的判断说中共的政权，出了纰漏，就此会垮下来了，其结果，尊处的预断常落空，聚仁的推论常正确。（请看我所写的整风十题，我所报导的并不一定合乎中共的意向，但我所下的断语，大都接近事实。）并非我的见解特别高明，而是我的见解不依违于传统的观点，正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不同于胡三省的《史论》。
二、政治情势的演变，和社会组织的迁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大革命，并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孙总理在民元时期力主美国式的两党制，到了国民革命时代，他就改主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了。在一党专政的观点，台湾与北京的政治路向是一致的。至于说，在野的政党将来是否会有起而执政的机会？在目前已经不是十分重要的论点了，因为主政的政党，在社会建设时期，便等于总工程师，其他政党便等于各部门的工程师，新中国的建设方面实在太多，工程也实在太大了。和谈成功之后，并不等于国民党势力的消灭，而是由国民党来担任台湾方面的建设工程。至于五十、一百年后的事，浪淘沙去，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也不必考虑得太多的了。
三、今年六月间聚仁在北京和黄绍竑先生见过几次面，他的兴致很好。有一天，他参加了整风的座谈会回来，还写了一首词，那时，反右派运动还没有发生。到了七月间，我已经离开北京了，在反右高潮中，北京的情况，只能得之于传闻了。尊处的议论，也和香港的论客说的一样，大部分接受了报纸刊物上的材料。孔子说“文胜质则史”。（司马光说：“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文，不只是敷衍其词，还有自圆其说之意。）纸片上的材料，自该审慎加以鉴别的。聚仁对于右派思想的看法，和中共当局的观点不尽相同。聚仁认为，四十以上的人，他们接受了传统的社会生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要蜕变过来是不容易的，碰到了任何问题，本着下意识中的存储反应，用旧观点来应付新环境也是常事。这种旧观点不一定属于资产阶级的，大部分还是士大夫的“老生常谈”。若说，民主政团人士怀有推翻目前政权，起而代之的打算，他们有了过去七八年的经验，决不会这么愚笨的。我看，除了头脑太简单的旧军人，说是把政治前途寄望于海外的势力，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四、聚仁认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承认中共担当建国的总工程师，我们不仅要断了“再革命”的念头，而且要帮着消弭海外那些存着“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我们不要期待国际间大变动的局面，即算世界大战不能避免，我们也要争取一个与民休息的建设机会。聚仁以为我们的心理上，似乎不妨这么说：中共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可以帮助中共来求进步的。
1月14日，W君又来香港，向曹聚仁传达了G氏的几项重要建议，嘱托他入京取得谅解。W君据此推断：“台湾海峡问题，在今后一年中，将有决定性演变。”以下是W君告诉曹聚仁台湾方面的一些近况：
一、严家淦在华盛顿接洽增加经济援助款项，并无结果。美方口头允诺在国军贷款项下保留优先权，也只算是空洞的允诺。严氏在美时期，美国朝野情绪紧张，也不及照顾台湾问题。依严氏所得暗示，美国势必听从西方国家共同意向，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华盛顿方面本来想把中共参加联合国与美国承认中共分成两件事。目前，美国当局受朝野舆论的压迫，非承认中共不可，这就对台湾当局有了事实上的困难。因为美国承认了中共，便非触及第七舰队的撤退问题不可。
二、兰钦大使临别前夜，曾与老人密谈了三次。据称兰氏以友谊地位作表示：台湾对美国的依赖心不可过深，因为美国不能不考虑西方友邻的远东政策，同时，本身困难重重，在万一情势下，只能改变这几年来勉强支撑的远东政策。（美国民主党所不同意的外交政策。）兰氏认为两个中国如不能实现，美国只能放弃台湾了。兰氏在台湾日久，他也知道两个中国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共太强大了，台湾又太弱小了，对称不起来的。兰氏暗示：杜勒斯到台北，将传达华盛顿方面的最近决定，也要和台湾当局研讨这一问题的。
三、G氏表示：大方向，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是不会变的，嘱聚仁转陈京中友人，尽可放心。
曹景滇女士公布的这几则史料，均有明确日期而无年份。根据材料内容、曹聚仁大陆行程及相关史实，可以断定：上述1月14日W君来港是在1958年，其他均为1957年。在这些材料中，曹聚仁用代号指称几个重要人物。其中，与曹联络的W最为关键，他的身份明确了，其他代号所指便迎刃而解。据罗青长、徐淡庐和曹聚仁在澳门的妹妹曹守三等回忆，W为蒋经国赣南新政时的亲信王济慈，与曹聚仁本来就十分相熟。因此，材料中提到的“台从”、“台座”、“G公”、“G氏”为蒋经国，“老人”为蒋介石，则是无疑的了。实际上，曹聚仁所设的谜局并不隐晦，只要知悉相关史实，就能对其所言会然于心。
把各种线索贯穿起来，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
1950年7月，在上海“观变”的曹聚仁因生计所迫和“精神恐惧”，经中共默许，南下香港另谋出路。1956年，他申请回大陆采访，中共起初怀疑他是台湾方面的“探子”，但是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周恩来遂将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意向告诉他，借助他的健笔在海外传播中共的政策。估计曹聚仁曾向周恩来等表态，愿做两岸沟通的桥梁，所以周恩来、陈毅、邵力子等频频会见他，所谋应该多与国共和谈有关，其中筹划的方案之一是让蒋经国和陈毅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曹聚仁1972年1月12日致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信中，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之事。但后来不知何故，陈、蒋川石岛密晤之计划并没有实现。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将在大陆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写信转告台湾的蒋经国。当时香港的《真报》报道：“几个月来，传说中国国民党和红色中国将会和谈的谣言，传遍了整个远东。在香港，谣言集中于记者曹聚仁的头上，他著名于既反共亦反对国民党。在国民党被逐出中国大陆之前，他认识国共双方的许多显要人士，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蒋经国的书。他相信一个道理：台湾是没有前途的，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后的事情是国民党和中共谈判而得到一个解决。他从北京方面得到讯号，就写信去给台北的蒋经国，信内说：‘在这一紧急时间中，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他要求蒋经国派出一个彼此熟悉的人士来香港，他呼吁说：‘不要让这时机溜了过去。’曹氏得不到答复，他又写一封信，催促说：‘有很机密的事情要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沉寂，他再试探：‘某一方面要求我告诉你几句话，请你谨慎考虑。’‘我再要求你，勿让这一件大而难得的时机溜走了。’”相信这则消息的源头正是曹聚仁本人，否则外人绝无可能知悉他先后三次给蒋经国去信的内容。
蒋氏父子终为所动，派王济慈来到香港，托请曹聚仁再回大陆游历，写出综合报告以资定夺，并特别托付曹去庐山、溪口看看，拍成照片呈览。于是曹聚仁1957年5月再度北行，把蒋氏父子托请之事告诉了周恩来。北京方面遂派徐淡庐陪曹氏夫妇做东南之游。徐淡庐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秘密身份是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曹聚仁对徐淡庐的秘密身份可能并不知情。其间大陆爆发了“反右”运动，曹聚仁7月14日回香港后不知道蒋氏父子的意向有没有变动，综合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只写了一封简函，连同几幅照片寄给了台湾。7月23日，王济慈从台湾电告曹聚仁：蒋经国嘱其耐性，他即来港面谈。7月27日，王济慈果然来到香港，告诉曹聚仁：蒋介石看了他拍摄的照片，知道“庐山风景依旧，溪口花草无恙”，非常高兴，嘱托他以后多向大陆巡游，了解情况。蒋经国认为，鉴于大陆现在的局势，应该坐待变化，和谈虽未成熟，希望依然很大。至于详细的报告，台湾方面还是需要的。曹聚仁遂于当日给蒋氏父子写了大陆之行的综合报告。
估计蒋介石看了曹聚仁7月27日的综合报告后，颇为赞许，亦有疑问，遂派王济慈于9月23日再次来港，转达奖惜之意和问讯之事。王济慈告诉曹聚仁，陈诚在台湾与蒋经国争权，彼此很难折服，所以和谈最好在老蒋生前进行，否则就很难了。曹问及蒋经国能否派人到北京去试探，王说人是一定要派的，不过老蒋还在迟疑，以为不要太露痕迹。
台湾方面迟迟不见动静，曹聚仁担心夜长梦多，询问蒋氏父子是否有新的意向。王济慈于12月11日来香港与曹聚仁会面，告诉他小蒋的情绪近来不错，也看不出老蒋有什么大的变动。曹聚仁认为王济慈的政治嗅觉不够敏感，于是“再答老人问”。1958年1月14日，王济慈又来香港，向曹聚仁传达了蒋经国的几项重要建议，嘱托他入京取得谅解，并托他转陈京中友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台湾方面大方向是不会变的，尽可放心。王济慈还不无乐观地对曹聚仁说：“台湾海峡问题，在今后一年中，将有决定性演变。”
不料，台海局势于1958年夏突然紧张。7月17日，台湾当局以“中东地区当前的爆炸性局势”为由，发布特别戒严令，并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美国也下令驻太平洋地区的第七舰队处于战备状态。毛泽东遂决定炮击金门、马祖，以试探美国对台海的政策底线。据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回忆：“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金门炮击行动让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曹聚仁遂于炮战开始前在《南洋商报》上发表轰动世界的独家新闻。罗青长回忆说：“金门炮击前几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将金门炮战的底细，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以避免美国人插手使台湾划海峡而治，让曹聚仁设法传递给蒋氏父子。曹聚仁答应将消息传给蒋经国。周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了金门炮战的消息。周总理对此事有些不满意，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保密工作。”
看来，毛泽东事先向曹聚仁透露炮击金门的“天机”，是让他转告台湾，并非是让他提前见报。不过，多年后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中却说：“我们事先让曹聚仁这位大记者知道，也要准备他第二日写成新闻去发表。当天，台湾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信以为真，若信以为真，要做防备工作也来不及了。让我们的大记者更出名也好。”有人据此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旨在提升曹聚仁“此君确与中共最高层保有联络”的知名度，增加其做对台工作的权威性，也向台湾示意：中共的重大举措光明磊落，炮击金门之事已先行通报，勿怪言之不预；同时期冀曹氏日后向台湾解释中共之真正意图，勿使台湾方面的理解产生歧义，即中共自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决”之诚意未变，炮击实出于被迫无奈，是为了“以战促和”，并非重回“武力解放”方针。
中共8月23日中午开始炮击金门，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译作杜里斯）发表声明，暗示愿同北京重开谈判。杜勒斯的声明证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预判完全正确，即美国不一定敢在金、马与共产党中国进行军事较量。9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海地区的严正声明，等于是对杜勒斯声明的回应。9月15日，中美在华沙恢复去年12月中断的大使级谈判。迫于中共“边打边谈”的方针，加上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对台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声明：美国没有保卫台湾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也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杜勒斯之意，美国想放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换取长期霸占台湾，即造成“两个中国”。美国此举，不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美蒋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为了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6日1时起，停止炮击金门七天，允许蒋军自由地运输补给品，但要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开宗明义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之间的战火”应当停止，并予熄灭。但是，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前一天，曹聚仁又用“郭宗羲”的化名，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传北京同意短期局部停火，避免两败俱伤，国共双方酝酿直接谈判》的独家报道。对曹聚仁此举，毛泽东、周恩来都很生气。10月11日，毛写信给周：“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斟。”周恩来让费彝民转告曹聚仁：“三年之内，我不会见他了。”不过不久都还是见了他，批评自然是在所难免。一年后的10月24日，周恩来接见曹聚仁，还当面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原来，停止炮轰金、马的消息是陈毅透露给曹聚仁的，据徐淡庐回忆：“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的金门炮战消息，是陈毅跟曹聚仁说的。陈毅对他透漏了一点中美谈判的消息，他马上出去发电报到《南洋商报》……陈老总不应该这样的，但我们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告诉他金门炮战的消息。”
在1958年8月至10月台海关系紧张期间，曹聚仁频繁往返于京港之间，为北京和台北传话。据童小鹏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和《周恩来年谱》记载，毛泽东曾于1958年8月、10月13日两次会见曹聚仁；周恩来会见他则有四次之多，日期分别为9月8日、10日，10月15日、17日。他给前妻王春翠的信中也说：“我替政府做事，或留或归，我是作不得主的。1958年7月初，北京叫我不要回去，可是到了18日，又叫我40分钟内动身，我什么都方便走了。”“我什么都方便走了”这句话有语病，原文如此。
1959年11月以后，曹聚仁没有再回过大陆，但在海外依然为两岸和平统一做着工作，这可以从他写的家信中看出端倪：
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1964年1月5日致王春翠）
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国家了。（11月1日致曹艺，缺年份）
1967年11月18日曹聚仁致四弟曹艺家书手迹（部分）。我的出书，也是配合京中的意思，向海外宣传的；我的报导，比较客观一点，在海外影响较大……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1963年10月20日致曹艺）
这两年，我一直向北京请求回国去，但京中为了那件事，非叫我留在香港不可，这5年来，自从中苏有了破裂痕，那边的主意也改变了，真的以为鸿鹄将至了呢。我的惟一贡献，就是要那边莫乱动。目前情形，当然不同了，我们有了原子弹，中苏也恢复和好了，那边不会动了。要回国也可安心了。你想，我若回国，那边动了，我怎么说？（11月12日致曹艺，缺年份）
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1967年11月8日致曹艺）
国际局面变化很大，我这个灯台守，只是痴汉等婆娘似的，等他们送媚眼来，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双耳。（1971年7月28日致曹雷）柳哲：《从曹聚仁遗札看他为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斡旋》，《百年潮》2000年第5期。
一位号称“王方”的人，在曹聚仁去世后撰文，说曹生前曾向自己透露：1965年7月18日，蒋经国秘密乘船从台湾来港，将他接到左营，然后乘飞机抵达日月潭。7月20日，也正是李宗仁到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楼官邸接见了曹聚仁。整个商谈过程只有蒋氏父子和曹聚仁三人。开始先由曹介绍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蒋氏父子逐条研讨，最后达成了六项条件：（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满心欢喜回到香港，将台湾之行及六项条件报告北京，只待北京同意后台湾方面再派代表作进一步谈判，祖国统一大业即可实现。不料次年大陆爆发“文革”，蒋介石也改变了主意，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就此搁浅。王方：《记一次中国统一的秘密谈判——纪念曹聚仁》，《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第4期。
曹聚仁是否秘密去过台湾？说法不一。罗青长回忆，曹聚仁曾连篇累牍地将去台湾和蒋经国见面的经过、谈话的内容，用复写纸写成报告向北京汇报。柳哲：《周恩来为曹聚仁亲拟碑文》，1999年7月28日《中华读书报》。曹雷在《父亲原来是密使》（连载于1998年3月8～10日台湾《联合报》）一文中，也说曹聚仁曾到台湾与蒋经国密谈。夏衍则说，曹聚仁是否去过台湾，他不知道，但周恩来总理曾经对自己说过，曹聚仁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周总理为此还评价曹聚仁终究是一个书生，自视过高，他爱国，宣传祖国的新气象，这是好的，但是他还是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他将来是会碰壁的。
台湾方面却声称绝无此事。1998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马树礼写信说：
有一件事，我愿在此澄清一下：聚仁兄女公子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曾在此间《联合报》连载三天，内容详述聚仁兄曾以密使身份，为两岸和谈问题出过很多的力，并且还到台湾与蒋经国先生密谈，我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没有这回事。第一，据我了解，外间所传两岸透过什么人谈和的事都不是事实。第二，经国先生到台湾后，对大陆上他的所有朋友、部属的来信，他一概拒收，从来不看。来台后经国先生的机要秘书萧昌乐先生告诉过我（昌乐兄后来和我多年同事），聚仁兄确有几封信给经国先生，但是经国先生并没有看到，因他已奉命把所有的信都毁了。尤其那一篇文章里说聚仁兄怎样和经国先生在台湾的日月潭见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至文中说坐渔船到左营，从左营飞日月潭，也绝非事实，因左营、日月潭两地均无机场可供起落。记不得是那一年，好像那时他已到澳门住了，我忽然接到聚仁兄一信，信里隐约的含蓄的谈到个人前途问题，但并无一字提到经国先生，我把原信送给经国先生看，后来经国先生在见面时口头告诉我，信是看到了，他要我不必回信，他也没有把信退还给我，可能是毁了，不然倒是今日最好的纪念品。
曹聚仁是否去过台湾，并与蒋氏父子达成所谓的六项条件，尚需有力佐证，但马树礼所说的蒋经国到台后一概拒绝收看大陆朋友、部属的来信，就有点掩耳盗铃了。试想，一直高喊“反攻大陆”的蒋氏父子，能无视来自大陆的所有信件吗？蒋氏父子与曹聚仁1957年后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只是马树礼不知情罢了。
无论如何，曹聚仁曾经为两岸和平统一而奔走，则是无疑的了。那么，他充任的又是什么样的政治身份？
女儿曹雷在看过父亲的部分遗稿和家信后，恍然大悟：父亲原来是北京的“密使”。曹雷：《父亲原来是密使》，1998年3月8～10日台湾《联合报》。司马璐则认为，曹聚仁不过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和用来作统战宣传的工具，中共利用他在《南洋商报》的影响力，对台湾释放政治气球，根本谈不上什么“密使”，而是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某类典型：“他是文人，又对政治有兴趣；他既不安分，又害怕政治；他介入政治，又不负责任；他充当别人的政治气球，又自以为得意。”还有人说曹聚仁是台北的“特使”。
对于加给胞兄的这些“头衔”，弟弟曹艺都不认同。曹艺认为，曹聚仁以一个海外孤臣“灯台守”的心情，奔走海峡两岸，呼吁祖国统一，是为了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心甘情愿，为民族利益尽一个书生之责的千古一人，并非台北的特使，也非北京的密使。
香港资深传媒人魏承思曾对“密使”、“特使”做过这样的界定：“密使者，秘密使节之谓也，既非游侠，亦非间谍。他们通常获得国家政府的授意与授权，携带秘密使命，前往无正式沟通渠道之阵营，进行特定的接触、对话、协商。密使之使命，与特使略同，是一种完成特定任务的临时角色；其区别只在密使的任务与行踪是秘密的，特使也可授予秘密谈判之权力，但其任命与行踪公开……密使之使命，与特使也有所不同，密使往往只是一种试探、传话的管道，有时更可能是玩弄权谋的欺敌策略。”若以此论，目前公布的材料，还不足以称曹聚仁为“密使”或“特使”。如果非要给曹聚仁冠以“×使”名号的话，秘密“信使”可能更符合他当时充当的角色：在国共两党之间传话送信，牵线搭桥。不过，他这个“信使”或者俗称的“媒婆”，偏向中共一方则是无疑的。这种偏向，当然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以及对共产党的了解：“我是南来以后，明明白白表示绝不‘反共’的。我认为了解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政策，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是‘知共’的。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我们自该‘亲共’，所以，我在情绪上也不‘反共’。”
曹聚仁所从事的这种工作，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1958年8月金门炮战发生后，证实了曹聚仁在《南洋商报》上提前发表的独家新闻的准确，各国驻香港的情报机关，纷纷找他进一步了解情况，害得他数次搬家。为安全起见，周恩来指示在港澳为曹聚仁安排了多个住处，他不得不过着“狡兔三窟”的生活。同时，他还受着左右两边的误解而不能辩白：香港报纸说他是大陆派驻香港的统战分子，国内文化界却骂他是“反动文人”，直到1980年代初，秦似还有“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的诗句，将他与汪精卫相提并论。再者，他必须忍受无边的孤寂。老病之人，有家难回，在孤岛上过着“灯台守”的生活，思乡一念，百感丛生，自称绝不爱流泪的曹聚仁，有时也禁不住怆然涕下。
1960年代末曹聚仁摄于香港宅中（时大病后）。是什么动机和目的，驱使曹聚仁请缨担任国共之间的秘密信使，为此长期忍受着危险、误解与孤寂？有人认为，想当然地充当统战“媒婆”的曹聚仁，最为根本的愿望，就是从中共当局那里捞取足以养老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资本。这种纯粹功利性的解释，显然带着很深的政治偏见。说曹聚仁没有一点名利心，也不符合事实，他给女儿曹雷写信，还说自己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呢。人生出处方面，曹聚仁说自己跟陈望道师一样，“是一个不敢和现实政治太接近的人，但又是不甘于寂寞的人。”所谓“不甘于寂寞”，就是不甘心湮没无闻、声名不彰吧。“好名”乃读书人通病，报人张季鸾曾说：不求权不求财，是士人常行，容易办；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1941年5月15日重庆《大公报》社评。在香港大坑道与曹聚仁结邻而居的李雨生回忆：曹日常谈话中最喜欢谈起的人，依次为马树礼、蒋经国、夏衍、周总理；最得意的话题有两个，一是当年在赣南“经国”称他为“曹先生”，一是他和周总理在昆明湖上三小时的话旧。可见，曹聚仁也有“好名”的通病。顺便提及一下，曹聚仁对外声称的香港“大坑道二十五号四楼”住址，李雨生说这幢房子实际上只有三楼，曹住的乃是在天台上草草盖成的两个很小的房间。里间放床，算是睡房，外间放书桌，聊作书房。两个房间除了床和书桌之外，到处都是用炼奶箱搭成的书架，上头塞满了书。这幢房子的天台颇大，除了“四楼”之外，还有不小的地方，曹就买了两个大皮蛋缸回来，自己做咸酸菜。由此看来，曹聚仁在香港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
曹聚仁在给蒋氏父子的报告中曾说：自己是从“道义”上，“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惜献身；自己也决不考虑个人出处问题，事成之后，决不居功，愿以新闻记者终老其身。我们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国家民族至上，天下兴亡在肩，这是我们的文化血脉，“线装书读得很多”的曹聚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他曾经与父亲梦歧先生进行对比，来剖析自己的文化性格：梦歧先生是浙东学派的后起之人，一生走的是程朱的路子，和北方的颜李学派相符合，躬行实践，敢于担当；自己反孔孟，反程朱，反礼教，属于五四运动时代的人，但“优柔寡断，赋性懦弱”；梦歧先生的学问，从儒家观念而来，偏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自己的学问，偏于格物致知，穷究事理，强调公民修养，以争取平等自由为目标。因此，“从我个人的生命根源来说，我永远是我父亲梦歧先生的儿子，却又永远是先父的叛徒。”曹聚仁说，父亲在个人修养上，总脱不了士大夫的传统观念：“中国士大夫，凝集在宋明理学所提倡的修齐治平的大道；却是要知道稼穑之艰难，懂得民间的疾苦；修齐只是工夫，而治平才是目的。穷而独善其身，乃是不得已而处之；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善天下，这才是行其道的大抱负。”一个人总是土地与时代的儿子，曹聚仁虽然说自己是父亲的“叛徒”，但也承认永远是梦歧先生的儿子——不仅是生命血缘上的，也是文化血缘的儿子。
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类似于意大利诗人但丁当年所面临的问题：“但丁的心中，对于社会革命，与国家统一这两种工作的先后轻重，常是彷徨苦闷，不知应当把那一方看得重要些。”但是，但丁后来为谋求国家统一而努力了。曹聚仁常以但丁自况，要走他的路子。“抗战给我一个新的信念，那时，我相信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还相信抗战的血多流一点，或许社会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点了。因此，当时我对中国的前途一变而颇为乐观了。可奈在泥泞长途走了一阵子，那份乐观了的念头，又渐渐地褪了色；到了后来，在抗战胜利后那几年中，依旧回到但丁当年徘徊歧途的心境，何去何从？简直无法肯定。”在1949年的大变局中，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出路抉择，恐怕是历史上极为少见的。曹聚仁既没有选择国民党，也无所谓选择共产党，而是利用自己“国共两党中，只要榜上有名的人，几乎都认识”的人际优势，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而奔走，竭尽心力。老朋友夏衍说，曹聚仁的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他的骨头是硬的，晚节是好的。而“知兄莫若弟”，曹艺说哥哥曹聚仁是为了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心甘情愿，为民族利益尽一个书生之责。
“书生”一词大约有三种含义：“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不谙世事的“书呆子”；虚浮的“文人”。曹艺说哥哥是书生报国，显然是指第一种含义。周恩来曾经对夏衍说，曹聚仁终究是一个书生，自视过高，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将来是会碰壁的，似乎是指曹有些天真、虚浮。不过，周恩来当时在夏衍面前这样评价曹聚仁有这种可能：搪塞话题，不让夏衍与闻曹聚仁的真实身份和从事的工作。
曹聚仁一生著述4000余万言，有六七十种著作行世，是不折不扣的读书人。但是他从不自期为文人，认为文人容易成为“依附统治阶级为生的废物”，非卖身投靠无以安身立命。曹聚仁也绝对不是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从以下几则对并世风云人物的月旦，可见他的知人之深切，论世之精辟：
在草山老人（蒋介石）左右，当年黄膺白（郛）、吴稚晖、陈景韩在世时，总还在师友之间，在老人面前，可以说一个“不”字。到了张季鸾、杨永泰时期，总还是老人的朋友，可以有所献替。至于陈布雷、邵力子，总还像个幕僚，可以知无不言。陈布雷自杀，邵力子离去，老人左右，只留下陶希圣、张道藩这几个奴才，那才胁肩诌笑，只以迎合老人心理为自满自足。于是老人的江山也就断送在他们手下，穷居草山，日暮途穷了。替他（张道藩）祝寿的人，居然说：“谋国老成寿至计，心关忧乐系苍生”，难怪当年满朝文武替魏忠贤称圣了！不禁为之三叹！
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很注重一个人的阶级成分。若就经济成分来说，毛（泽东）氏之出于贫农家世，与蒋（介石）氏之出于贫农家世，可说是一样的。毛氏自幼便受了理学空气的熏陶，他是理学大师杨昌济的得意弟子，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是受了曾国藩思想的影响，组织了船山学社。后来，从理学圈子中跳出去，才成为笃实的激进分子的。这和蒋介石到了当权以后，才钻入名教圈子，捧出曾国藩的招牌，刚好是倒走了一段路。蒋介石的政治观点，和陈英士的革命倾向，颇有关系；他是从上海交易所接受了现实主义，一切理论，一切行动，一切价值，都是此时此地主义；因此，他的政治活动，就在这一尺度上表现出来；若干方面，和共产党的言行颇相符合；所不同者，蒋氏偏于个人英雄主义，共产党则是集团主义……依我的看法，歌颂曾国藩的政治道德的蒋介石，他的言行，最不合于曾门的作风；而表面最反对曾国藩的毛泽东，他的言行，却是最合于曾国藩的规范的！此知人论世之所以最难于着笔的……毛泽东更多一点书生的气味，蒋介石便多一点商贾的成分；毛氏的作风，比胡汉民还更接近孙中山，蒋氏倒是离得远；而毛氏却自承马克思的道统，蒋氏乃自负为孙中山的信徒，这都是政治圈子中最有趣的闹剧。
我们知道国民党的三个领袖，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他们各有各的作风。和汪精卫谈话，只有他说的话，没有我插嘴的机会；和蒋介石相对，只让我们说话，他只是摸着下巴用“嗯嗯”、“好好”来作休止符。只有和胡汉民相对，才是你说一半，他说一半。评论当代人物，即以此为短长的尺度。毛泽东呢？既不是汪精卫型的，也不是蒋介石型的，也不是胡汉民型的；他就是和你谈正经大事以外，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躺在病床上，利用手写板悬腕撰写回忆录。还有和朋友谈闲天的风度与兴趣。你可以和他去抬杠，正如胡汉民可以和孙中山去抬杠一样。此所以汪精卫、蒋介石永远没有真正的朋友，而毛泽东倒是可以成为许多人的朋友的。
照目前情势看去，中共那个仙境，是会有一座神龛的。那神龛中，坐着两位尊神：一位是已经逝世了的鲁迅，一位是还活着的毛泽东。正如列宁与高尔基一般，政治是毛泽东的时代，文艺则是鲁迅的时代。
曹聚仁极力拉拢、撮合，但遗憾的是，“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直至他去世也不曾重开和谈。这不是书生太天真，而是政治太诡谲。
1972年1月12日，缠绵病榻的曹聚仁致信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还为自己没有能完成国共和谈这件“不大不小”的事而感到歉然：
弟长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了，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可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
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返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完成这不大不小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的已经是行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张群），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这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以下有三字不清）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经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近于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系，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5月，曹聚仁从香港移居澳门的妹妹曹守三处，住进澳门镜湖医院治疗。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左手高举垫板和稿纸，右手悬腕儿书写他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然而，多年自认为的“风湿”被确诊为骨癌，病入膏肓，良医束手。6月20日，夫人邓珂云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匆匆赶来澳门，陪他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离开了他的“世界”，享年72岁。临终时，陪伴在侧的邓珂云不断听到他喃喃自语：“我有很多话要向毛主席、向周总理说。”曹雷：《常常的怀念》，1980年7月22日香港《新晚报》。7月26日中午，港澳亲友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主任费彝民主持并致了悼词。遵遗愿“化骨成灰”，由家人带回上海，暂厝于龙华殡仪馆。后葬于南京雨花台，与母亲长眠一处。不久墓地被征用而移至望江矶。1998年春，子女将其骨灰迁回上海，与1991年去世的夫人邓珂云一起葬于上海福寿园，“灵魂”终于有了安居之所。墓碑之上，镌刻着一首他生前最喜爱的自作诗：
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
战场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