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斯人为报纸而生
成功的所以然
报界硬汉，新闻斗士
报人问政
岂傍他人论短长
“最是仓皇辞庙日”
主持香港《自由人》
八十到头终强项“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1945年9月5日，成舍我将重庆《世界日报》交给老朋友陈云阁负责，自己以该报记者的身份参加“陪都记者团”，乘一架军用专机飞南京，准备采访次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典礼。陪都记者团一行十余人，除成舍我外，还有《大公报》的徐铸成、金诚夫，《新民报》的张友鸾，《中央日报》的卜少夫，以及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陈训悆等，都是新闻界响当当的人物。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突然结束，使敌我双方都显得手足无措，战后事宜的处理杂乱无章，很难一下子理出头绪。当陪都记者团一行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时，场内除有盟军和我军的飞机外，竟然还有日本飞机不时来去，运送着日本人和他们的行李。南京市区各街口，仍然站有持枪警卫的日本宪兵。这一切使胜利归来的成舍我颇感怪异。
1945年9月5日，从重庆同机飞抵南京参加受降典礼的成舍我（前左）、陈训悆（前右）、李荆荪（后左）、卜少夫（后右）。到南京后第一餐饭在夫子庙六华春，是朋友为他们接风洗尘的。成舍我不愧是记者出身，特意记下了这顿晚饭的菜单和价格，与重庆的物价进行比较。主客一共有六位，烟酒俱全：黄酒二斤，炒虾仁，红烧头尾，清炖鱿鱼，炒蟹粉，香妃鸭，神仙鸡，白饭六客，大前门香烟两包，黑白瓜子各一碟。主人特别说明了点菜用意：客人在重庆八年营养太差，所以鱼肉特多。酒醉饭饱后主人埋单，共消费伪币32万6千元。“我等初看帐单，吓了一跳，及主人以法币折付，每法币一元合伪币二百元。拿出五十元关金票两张，除正帐合法币一千六百卅元外，余数悉赏茶房，茶房千恩万谢，视我等为阔客”。成舍我离开重庆前，和两个朋友吃小馆子，每人要了一碗面和四个汤圆，两张关金票，几乎不能出门。两相对比，南京的物价比重庆低落得多，真使人“乐不思蜀”。“惟如此享受，预计决难持久，因长江航运一通，人口增加，物价即必将突飞猛涨也。”
晚饭后，成舍我、陈训悆、李荆荪、卜少夫四人，在夫子庙庐山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照，作为重回故都的纪念。
“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南京的各大旅馆，都已经由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统制、管理，而指挥所门禁森严，匆促之间无法接洽，当晚是无望入住了。幸亏经陈训悆多方设法，陪都记者团成员才在国民大会堂摊地铺过了一夜，否则只好睡马路了。
原定于9月6日举行的受降典礼推迟到9日。6日晚上10点，成舍我用“一丁”笔名，向报社发回了来宁后第一篇“本报特派员南京通讯”——《七万日兵在首都 有时驾卡车满街乱撞 有时鞠躬到九十五度》，详细记述了自己初到南京的观感。除了上述的吃、住情况外，他还在这篇通讯中向大后方读者讲述了一件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情：
1945年9月9日重庆《世界日报》刊登的“一丁”通讯《七万日兵在首都》。
日兵虽仍成群结队，招摇过市，但对我国官民，已不敢再如过去之凌辱侮慢，遇有交涉，常较九十度之鞠躬，更加五度。数日前，抗日专家龚德柏氏，与顾毓琇同至鸡鸣寺附近我战前所设之博物馆巡视，行时面告侵扰该馆之日人，妥为保管，不得妄有遗损。讵龚等甫行，该馆日人竟迁怒华籍阍者，谓不应引人入内，掌阍者颊。阍者奔告龚等，龚乃返觅此掌颊之日人，责其凶悖，并即以同样方法，掌此日人之颊，此日人不特未敢抵抗，且作九十五度之鞠躬，自认无理。龚谓吾人本不愿如此，但曲先在彼，若仍予容忍，则在此受降典礼未举行前，彼或以我为可欺，对我同胞，肆其侮辱，此则不得不先予惩戒，亦略施薄惩之意也。一丁：《七万日兵在首都有时驾卡车满街乱撞有时鞠躬到九十五度》，1945年9月9日重庆《世界日报》。
9月9日上午九时正，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总司令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命令第一号，面交日军冈村宁次大将，冈村宁次签字接受。作为记者，成舍我见证了中国人浴血八年迎来的这一历史时刻。受降典礼一结束，他即向重庆《世界日报》发回了一条专电，标题是《签字完毕时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历史上可称“四九”纪念》：
“本报南京九日上午十时专电”受降典礼除中央社所报告外，可注意补充者：（一）签字系于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九分完毕，在历史上可称四九纪念。（二）双方签字均用毛笔签名盖章，冈村签字所用之笔，典礼完毕后遍寻不见，盟邦记者有欲得此笔作纪念均感失望。（三）签字均用正楷每一名字签毕均约费三分钟至四分钟。（四）冈村等面部表情均极悽冷，有一人泫然欲涕。（五）何总司令精力充沛，严肃而和蔼，八年前记者曾与其同乘长兴轮离京，今除额发稍稀外，毫无苍老之象。某外记者语余，何在盟邦最高将领中望之，恐将为年龄最青者。1945年9月10日重庆《世界日报》。
参加完受降典礼，成舍我即赶赴上海，收回被日伪占据的上海《立报》财产。这时，前妻杨璠和次女幼殊也在上海，他就让女儿过来帮助自己清点财物。成舍我用毛笔竖写了“立报”两个大字，贴在报馆大门的玻璃上，可见他对恢复这份曾经名扬上海滩的“小型报”充满着期待。杨璠看到昔日夫君手写的“立报”这两个字，还感慨地对女儿幼殊说：你爸爸真是努力好学，他现在的字写得这么好了。成舍我文思敏捷，用张友鸾的话说是“摇笔即来”，“落纸如风”。不过，书写速度快了，就顾不得讲究书法，他与杨璠仳离之前，不少文书都由杨璠抄正。但是成舍我总不甘心于书法欠佳，不断揣摩改进。数年不见，成舍我的书法突飞猛进，令劳燕分飞的太太慨叹不已，正应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句古训。
正在成舍我紧锣密鼓地筹备复刊上海《立报》之时，股东们却决议不再续办。战前的上海《立报》集股而成，不是成舍我独资创办，股东们不愿再办下去，他也无可奈何。办完上海《立报》的转让手续，上海《立报》于1945年10月1日复刊，发行人严服周，社长陆京士，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CC系潘公展的报纸。成舍我随即飞往北平，着手恢复真正属于自己的北平《世界日报》。
北平《世界日报》自1937年被日本人劫收之后，已经两易其名。第一次劫收的是日本浪人武田南阳。武田做了社长后，第一年用的还是《世界日报》名义。后来，汉奸王克敏帮着日本人搞“新民会”，就把《世界日报》与《华北日报》合并，改名《新民报》，作为伪“新民会”的机关报，社长仍是武田。直到1944年，武田因受另一派排挤，被迫辞职，《新民报》又改名为《华北新报》。抗战胜利后，《华北新报》被国民政府派人接收。实际上，《华北新报》的大部分资产就是原来北平《世界日报》的资产，也就是成舍我的私人财产。
成舍我在上海时，就听说各地接收情形相当混乱，曾写信给主管接收北平文化机关的负责人、《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说：对外抗战，民间报纸，为国家而牺牲，这是理所当然，无足顾惜。而今最后胜利既已到来，我们办民间报的，自然仍回到民间去，以自己的血汗，恢复自己的事业，不要国家一文津贴或变相津贴，不要别人一草一木，只要收回日本人夺去的资产。如果报馆被日本人抢去以后，现在又被我们的政府抢去，则自己一息尚存，是必然抗争到底的。到北平后，成舍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当初抢自己报馆的武田南阳是否仍在这座城市。还好，武田尚留在北平。在查明武田的详细住址后，成舍我立即派人向他查问没收《世界日报》及将报馆交给《华北新报》的前后确切情形。武田提供了一本没收《世界日报》时的财产清册和一本移交《华北新报》时的财产清册，并另外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现有《华北新报》的资产来源。得到这些财产清册和证明信，成舍我喜出望外。政府原来借口无法分辨《世界日报》的资产，实际上是不想发还。现在有了这些证据，成舍我向北平接收文化机关的主管人多次交涉，终于收回了一部分资产。
1945年11月20日，在遭受了八年零三个月的厄运后，《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终于在北平西长安大街32号原地复刊。战前报社办公楼是租用他人的私产，现在成舍我干脆花了五万大洋把它买为己有。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成舍我亲自为报纸撰写了长篇复刊词，以自己30年来的办报遭遇为例，向读者倾诉“这一时代报人”的“幸”与“不幸”：
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万千同样的报人中，但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出版较晚，它创刊于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因为诞生地在北平，北平，此伟大庄严的古城，二十年来却多灾多难，内有各种军阀的混战，外有日本强盗的劫据，《世界日报》和许多恶魔苦斗，所以也就不能不与北平同遭惨酷的厄运。厄运最后一幕，竟使我们经过八年零三个月悠久时间，不能和读者相见，全部资产被敌人没收。起初竟盗用原名，继续出版，后改称《新民报》，再改《华北新报》。《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可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轨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我们虽曾遭受各种军阀的压迫，现在这些军阀，谁能再压迫我们？许多恶魔叱咤风云，这一个起来，那个倒去，结果同归于尽。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真可使人股慄。
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他屡想和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民国二十三年（即一九三四年），因为反对汪精卫的媚日外交和包庇贪污，被他封闭了我的南京《民生报》，并将我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四十天；一面又电令他的北平同志，将《世界日报》也停刊三天。他无法定我罪名，也无法消除由此而起全国沸腾的清议，我终于恢复了我的自由。他的党徒唐有壬劝我：“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我很坚决地答复：“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我们的谈判，因此决裂，《民生报》被强制“永久停刊”。然而几个月后，我又在上海创刊了《立报》。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我举以上二例，并非故作快语，更无自我宣传之意。而且张汪两贼，势倾全国的时代，几稍有正义感的，哪一个报人，不恨张宗昌；哪一家报馆，不反汪精卫？我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
现在我以真凭实据，证明我们确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再以此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在中国，因抗日而牺牲的报纸，不知有多少。当敌人没收我们资产时，岂不志得意满？利用我们资产，出版了多少伪报？曾几何时，我们终于旧地重来，物归原主。我为收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报纸器材，曾因小小波折，写过一封信给中央某部当局，我很率直地说：“抗战八年，我们做报人的，没有饿死、炸死，已算托上帝保佑，心满意足。我不希望向政府要一官半职，也不向任何机关要一文半钞，更不想藉此机会混水摸鱼，抢他人一草一木；但凭自己血汗，辛苦经营得来的一草一木，可以掉头不顾被人没收，却决不能在自己政府之下，自动放弃，无故牺牲。”我们有笔，要写文章；有口，要说话。报纸是发表意见最著功效的工具，我们一定要竭尽心力，珍重爱护。北洋军阀和日本强盗，都不能打倒我们，不仅过去如此，相信一切反时代反民众的恶势力，无论中外，都将永远如此。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报人！
1945年9月5日重庆《世界日报》二版头条新闻《我军开始空运南京受降签字明日举行》。经过八年抗战洗礼的中国，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正在向正义之路迈进。如何迈向正义之路？这是摆在每一位报人面前的重大课题。成舍我从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一时代的报人”今后应当担负的任务：
第一，中国现在虽已是全面胜利，列为四强之一，但无可讳言的，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在今日并没有整个消除，甚且还更比以前严重。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对此危机，决不能有丝毫忽视，且正赖这种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始可使这种危机，归于消灭。不过，所谓超然也者，既不是一般人所悬想的，像两个车夫打架，警察出来，一人一巴掌；也不是不分皂白的和事佬，东边作一揖，西边作一揖。这两种办法，都不能息争排难，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以目前震动中外的国共纠纷来说，决非空洞敷衍写几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所能奏效。我们必须发动全国舆论，造成一种最大的力量。就当前形势，我敢放心大胆代替最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说，老百姓的一致要求，是“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假若现政府不能实现民主，肃清贪污，安定人民生活，而欲一手把持，天下为私，我们就要向政府革命；假若共产党不能从民主政治的正轨，争取政权，而仍私拥重兵，四出窜扰，尤其破坏铁路，奴役民众，使国家无法复员，人民无法还乡，自毁国家的地位，将八年抗战，牺牲无数千万生命财产换来的成果，化为乌有，我们就要请政府剿匪。革命不是做汉奸，剿匪不是打内仗，这是我们全国真正“超然”报纸，所应该一致确认的，也就是全国老百姓心坎上真正要说的话。我们如不将这一个最大前提决定，不明辨是非曲直，而只想两面求饶，甚或因为怕现在被国民党捉去砍头，就不敢喊“革命”；怕将来被共产党捉去砍头，就不敢喊“剿匪”，这乃万分卑怯的可怜乡愿，决不配称报人，更不配称“超然”。我要在这样的原则下，去发动全国舆论，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有力量，任何党派，应该听主人的话，国共纠纷，自可得到解决，而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也就有从此消除之望。这是我们这一代报人，今后在政治上应尽的责任。
第二，我们这一代报人，还另有一重大任务，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国民心理的改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前一个口号，我自始就没有怀疑过。至“建国必成”，则确实大有问题。不说政治纠纷，专从社会方面来看，假使我们一大部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像从前那样偷惰泄沓，贪污苟且，那么我们要建国，试问将从何建起？几十年前，李鸿章、张之洞那一班人，也未尝不想将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化国家，他们办过造船厂、枪炮厂、纺织厂等等，然而结果如何？哪一个厂不是弄得一塌糊涂？长官贪污，职工偷惰，不是关门大吉，就是虚有其名。现在抗战胜利，中国要大规模建设，纵然英美盟邦，能供给我们几千万万的资本，最新最好的机器，然而国民心理不改进，社会风气不转变，我敢预下断语，他的结果，一定不会比几十年前李鸿章等的时代，胜过几何！旧官僚贪污，多少有点顾忌，目前大多数青年，一经做官，只要权势在手，开宗明义，就是怎样买汽车、盖洋房、换老婆。我们看看，抗战以来所谓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官营事业，有几件真有成绩？所以我们不谈建国则已，要建国，心理建设，其重要实远过于物质。我们必须将全国贪污苟且，偷惰泄沓的心理与风气，彻底扫除，然后才有物质建设可言。否则所谓建设，不过替若干新官僚，增加揩油发财的机会。至心理如何改造，风气任何转变，这一重大任务，除了教育以外，就完全落在我们这一代报人的肩上。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建国必先建设”，也正是这个意思。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应走的正义之路。归根结底，我们真不能否认这一时代的报人，确太幸运。国内军阀，摧残不了我们；国外帝国主义者，也消灭不了我们。我们现在还能挺起腰干，替四万万五千万国民说话。我们要发挥舆论权威，一方面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一方面改造封建腐恶的社会。我们的任务是何等伟大，我们的前途是何等光明。眼前若干错综复杂的危机，只是黎明前暂时的昏晦。大家努力！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将为国家奠下富强康乐的基石，将为后世留下灿烂丰厚的资产。我们何幸而为这一时代的报人！在万千报人奋斗的行列中，我及每一世界日报同人，都愿发愤淬励，将永远追从先进，成为这行列中的一员！成舍我：《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1945年11月20日北平《世界日报》复刊号。
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人，饱受内外恶魔强盗的高压摧残，命悬一线，报历万劫，这是何等不幸之事！然而，在这篇复刊词中，成舍我并没有停留在仇恨怨艾之中，而是阐发了生为这一时代的报人“不幸中的万幸”：见证了正义战胜邪恶、公理战胜强权的过程；报人们通过对舆论“忠诚笃实”的反映，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在复刊词中，成舍我提出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报人所应担负起的政治使命与社会使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以真正超然的立场，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充分发挥舆论权威，要“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消除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转变社会风气，改造国民心理。“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将为国家奠下富强康乐的基石，将为后世留下灿烂丰厚的资产”。这样的立场、见识、襟怀、抱负，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唯有成舍我那一时代的报人，才会拥有！
成舍我原名希箕，又名汉勋、平，祖籍湖南湘乡，1898年8月28日生于南京下关。祖父成策达在湘军曾国荃麾下担任幕僚，携家眷宦居南京，成舍我遂出生在这个六朝故都。不过，在他出生前两年，祖父就过世了。成家家境本来清寒，没有田地房产，全赖祖父的薪俸维持生计。祖父去世后，家庭重担就压在成舍我的父亲成璧肩上。成璧性情耿介，虽然有一份差事，但是收入微薄，几乎“无日不为衣食所役，穷厄颠沛，殆非文字语言所能形似”。成舍我：《先考行状》，1931年9月4日、5日北平《世界日报》。后因参加地方平匪有功，被保举获得九品候补，分发到安徽候缺。1900年，全家迁往安庆。成璧一直等了6年，才被派为舒城县监狱典史（典狱长），全家又迁往舒城。不料生活刚刚安定，舒城监狱在1908年秋天发生了一次囚徒暴动事件，数十名重犯冲破牢房，集体逃跑。成璧拼命与囚犯搏斗，被殴成重伤。按照清朝法律，囚犯逃狱分“越狱”与“反狱”两种情况：越狱就是囚犯穴墙而逃，多因看守人员疏于防范造成，由监狱典史承担主要责任；反狱是指囚犯结伙破狱而逃，有造反的意图，这是狱政上的问题，主要责任归于知县。舒城监狱发生的这次囚徒暴动事件，显然是“反狱”而非“越狱”。陆姓知县为减轻自己的责任，以重金行贿成璧，想把“反狱”改为“越狱”呈报上级，遭到成璧严词拒绝。但是后来陆知县仍按“越狱”呈报，并贿赂上海某报社驻安庆访员，徇私发布新闻，内容当然与呈文一致。成璧在拒绝知县的贿赂之后即携眷回安庆，希望通过向上司面陈实情，洗刷冤屈。但是报纸上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对自己非常不利。成璧正在申冤无门之际，恰好由朋友介绍结识了上海《神州日报》正式派驻安庆的访员方石荪。颇有正义感的方石荪，让儿子方竞舟撰写了一篇长文，寄到上海《神州日报》，详细报道了此事的真相。成璧的冤屈，也因此得到平反。
成舍我时年10岁，因为家庭困难还没有进过正规学堂读书，不过已经跟着父亲自学五年了。新闻记者能够颠倒黑白，也能够澄清事实、为人申冤，父亲的遭遇在成舍我幼小而早慧的心灵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这比任何教谕都有说服力。成舍我感念方竞舟为父亲仗义执言，又钦佩他能写文章，因此时相交往，两人结为了好朋友。那时方竞舟也才20岁左右，发现“成小弟”对作文很感兴趣，就常常向他讲解报纸言论影响社会人心、转移社会风气的巨大功用，并指导他就日常见闻撰写成新闻稿，经自己修改后代向报馆投稿。“从那时起，成先生就与报纸发生密切关系了。以成的心灵感受，深觉新闻事业，确为对人辩诬、白谤、改革进步，最具功效之事业，所以暗自惕励，愿以新闻工作，以终其生。”对于成家的恩人又是自己的“新闻”启蒙老师，成舍我一直念念不忘。1990年，他还对来台湾探亲的儿子成思危，提及80年前曾为成家申冤的方石荪父子，并说要请方石荪在台湾的后人到自己办的学校里做事。
1909年，成舍我进入正规学堂——安庆“湖南旅皖第四公学”就读。因为他刻苦好学，成绩优异，一年间从初小跳到高小，又直升初中。进入中学后，费用骤升，家庭无力承担学费、制服费等花销，成舍我不得已就辍学了。同时，父亲被派到凤台县任警察局长，全家不得不一块儿前往。
斯人为报纸而生辛亥革命爆发，凤台很快被革命军光复，成璧失去官职，全家又返回安庆。当时安徽革命党成立青年军，成舍我报名投考，被招募入伍。后来，安徽都督白烈武解散青年军，把部分队员送往南京，编入黄兴的入伍生队，成舍我就自愿参加了。但就在船将要开走时，被父亲知道，及时赶到码头，把他从船上抓了下来。不然的话，他就成为职业军人了。
成舍我南京没有去成，就在安庆待了下来，闲散无事就写稿子，投给报社。1913年秋，他被安庆《民碞报》正式聘为外勤记者，新闻生涯由此开始。这一年，成舍我虚龄才16岁。从1913年开始到1991年病逝台湾，成舍我一直从事着新闻工作，生死以之，无怨无悔。即使在世界新闻史上，他也称得上是入道最早、“工龄”最长的报人，新闻战线名副其实的“老兵”。
在《民碞报》工作了一年多后，成舍我觉得报馆的政策不太符合自己的意愿，就主动请辞，与同事王理堂商议另办一份报纸。虽然已经呈请立案，但终因集资困难，这份名叫《长江日报》的报纸“胎死腹中”。成舍我在少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办报的尝试。
当时的安徽督军倪嗣冲，大肆逮捕革命党人。成舍我参加青年军时已加入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前后又参加过讨袁秘密活动，是当局注意的对象。为避祸，他远走沈阳，经朋友介绍进入《健报》任校对，不久升为副刊编辑。《健报》总编辑王新命颇欣赏成的工作能力，两人遂结为忘年之交。
1916年元月，成舍我应革命同志之约返回安庆，计划创办一份报纸，以激扬国内逐渐高涨起来的反袁气氛。然而，报纸还没有办起来即被倪嗣冲下令逮捕。这是成舍我平生第一次坐牢。倪嗣冲嗜杀成性，有“倪屠户”之称，尤其对国民党员，抓住就杀，绝不手软。因此，成舍我这次被抓，实有生命危险。幸亏他与倪嗣冲的秘书长裴景福是诗友，经裴说项、担保，他仅被关押三天就放了出来。
1923年时的成舍我先生。安庆已非久留之地。成舍我获释后即前往上海，暂住在安徽革命党人设在上海的讨袁总部。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工作，他就以向各报投稿为生。“舍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使用的笔名。因投稿关系，成舍我结识了《民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叶楚伧。叶聘他担任《民国日报》编辑，主编要闻版和副刊。可是《民国日报》只供伙食不付薪水，成舍我在编报之余，还得卖文来维持生计。这时，王新命也从沈阳亡命上海，卖文为生。王新命受到商务印书馆高梦旦的赏识，专门为该馆所出的《小说月报》编文章、写小说。成舍我就与王新命租房同住，一同过起了“煮字”生活。后来，长沙的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也加入了这个“卖文公司”。
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引起了成舍我进入大学读书的念头。成舍我是在上海认识的李大钊。李大钊对刻苦好学的成舍我颇为赏识，多次鼓励他，以后如有机会，应该再进入正规大学深造，前途将不可限量。1918年春，成舍我毅然结束上海的文人生活，束装北上。
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要到暑假才举行，李大钊就介绍他先到北京《益世报》做事。因为成舍我没有中学文凭，他只能以同等学历资格报考旁听生。1918年8月，他如愿以偿，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国文门旁听生。不过，为了生存，他还得继续在报馆工作；为了能够转为正式生，他又必须勤奋读书，不能缺课。后来回忆起这段半工半读的日子，他说：
我是民国七年一月去北京的，目的是入北京大学读书，但是要等到暑假才能考学，所以就请李大钊介绍到《益世报》工作。我一进《益世报》，就做总编辑，写社论、编副刊、看大样，都是我一个人；暑假到了，我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取北大做旁听生，按照规定旁听生的成绩如在第一学年，平均到八十分以上时，就改为正式生。但如果这一年都不缺课的话，可以加三分。我为了争取“全勤”加分，每天都不敢缺课。但报馆的工作等看过大样之后，一定要到凌晨四点钟。而报馆离学校很远，每天早晨都是打个盹，就去学校上课，太累了身体实在吃不消。一学期过去了，成绩考的还不错，看情形升“正式生”是没问题了，所以向杜社长说明工作太累，请准辞掉总编辑的职务，改为主笔名义，除写社论外，还跑新闻，薪水照旧。一切先得杜的谅解，就这样决定了。之后，他请了潘云超做总编辑。
生活的窘迫艰辛并不影响“大学生成平”成为校园里的活跃分子。1918年至1921年，成舍我就读北大的这几年，“正是这所大学迅速崛起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的时期”由于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与鼓励，北大的学生社团极其活跃。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了数年、重新回到学校的成舍我当然不会默默无闻，除了在校外编《益世报》外，他还参加了著名的学生社团“新潮社”，是“新潮社”的第一批成员。1918年12月3日的《北大学报》，登出“新潮社”第一批成员名单共21人，成平（舍我）名列其中。1919年10月，他干脆自张旗帜，邀集一批同学成立了“新知编译社”，自任社长，通过翻译外国名著以实现“研究学术，传播思潮，共同努力于文化运动”的宗旨。书翻译出来却无力出版，出版商又百般刁难，成舍我遂决定成立书社自行印刷发行。1921年初，他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新知书社”，采取有限股份公司的办法，在北大教职员和学生中公开招股。结果，就连校长蔡元培都被拉入股，总共募到了5000余元。经过股东大会产生董事会，成舍我被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年轻的成总经理虽有满腔豪情，奈何资金少，生产力弱，营业又无计划，书社开办不几月就无法支持，到了年底便宣告停业了。接着，他利用新知书社的残余资金创办了一份四开小报《真报》，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还是无法支持下去。成舍我办书社、办报纸虽然都失败了，但是这为他以后经营新闻业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北京大学毕业后，成舍我除继续任职于《益世报》外，还先后兼任过北京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北京联合通讯社编辑。他因采访新闻的机会，结识了不少政要，如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由于这些政要的引荐，成舍我担任了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部秘书、华威银行监理官。当然，这些都是挂名差事，白拿薪水而无需上班点卯的。
当时北京报馆见风使舵、变相成为军阀个人工具的状况，使年轻气盛的成舍我极为不满。寄人篱下、为他人做嫁衣裳也非其所愿。1924年4月16日，成舍我辞去《益世报》职务，用积累下来的200元大洋，独立创办了《世界晚报》，“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次年2月10日，他一鼓作气，创办《世界日报》。10月1日，又将日报第五版的“画报”独立出来，出版单张《世界画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成舍我，几乎是白手起家，连续独立创办了三份报纸，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同时拥有多家报纸的报人。成舍我的“三个世界”，“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报系，被称为‘世界’报系，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民生报》，在上海办《立报》等，这个一无资金，二无背景，无党无派、白手起家的一代报人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以他独特的个性和持续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史。”
1926年奉系及直鲁联军占据北京期间，为了震慑舆论界，树立威望，相继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成舍我也几遭杀身之祸。虎口余生，成舍我离京南下，寻找新的办报空间。1927年4月18日，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那一天，他在南京创办《民生报》，自任社长，开始异地办报生涯。《民生报》以内容“精、简、全”的“小型报”特色，很快赢得了读者喜爱，出版不到一年，发行量从3000份增加到一万五千份，最高攀升至三万份，为南京报纸之冠。
1934年9月，《民生报》因得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而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也不许成舍我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与新闻界朋友严谔声、萧同兹、管际安、程沧波、胡朴安、朱虚白、田丹佛、张友鸾等集资成立股份公司，在上海创办《立报》。第二年，《立报》发行量即达10万份，在淞沪抗战期间，发行量每日都在20万份以上，超过了上海老牌大报《新闻报》和《申报》，创造了了我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与《世界日报》、《民生报》的独办不同，《立报》是成舍我和友人合办的。在10万元发起股中，成舍我任股份二分之一，是最大的股东。董事会公推萧同兹为董事长，成舍我任社长。《立报》的组织采用的是社长制，编辑方针、经营管理均由社长负责。这时的成舍我，“已从各种不同的历练和经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真正的新闻事业专家了。从报纸的言论方面看，他是一个新闻理论家；从报纸的管理方面看，他是一个新闻事业企业家；从报纸的版面看，他是一个新闻艺术家。”《立报》能够在报馆林立的上海滩迅速崛起，再次证明了成舍我确实是出手必胜的办报天才。
成舍我是我国最早开始异地办报并且能够成功的报人。在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相继大放异彩的同时，他在北方的事业也渐入佳境，走向鼎盛。1928年5月，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张作霖逃出北京，在皇姑屯被炸身亡。阎锡山随即率众进驻北京，改北京为“北平”，标志着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津，北伐成功。政局的翻覆促使这座城市新闻界重新“洗牌”。当北洋军阀崩溃之时，那些依附北洋军阀、政客的报纸纷纷停刊，民营报纸也因国都南迁、经济萧条而风光不再。在同业凋零之时，成舍我的《世界日报》却应时兴起，占据北平新闻界“鳌头”。一方面，《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一直主打教育界新闻，北洋军阀垮台后，政治中心虽然南移，北平仍是文化、教育中心。另一方面，成舍我充分利用异地办报优势，让南京《民生报》人员为北平《世界日报》采访新闻，拍发专电，使《世界日报》在同城报纸中成为专电既多又快的报纸。《世界晚报》也能登载上当天南京、上海的重大新闻，使读者感到该报消息灵通，内容丰富。同时，世界日报还以《民生报》社为南京分馆，推销报纸。
从1928年到1931年夏的三年中，《世界日报》的营业状况逐渐好转，终于获得赢利。1930年底，日报销量突破一万大关，成为当时北平销量最多的报纸。不过晚报销售数目却不稳定，最多不超过5000份，画报则只是日报附送品，几乎没有销数。因为先有晚报后办日报，所以初期对外的总名称是《世界日晚报》。后来有人建议这样的名称不大方，日报也后来居上，日益成为业务中心，因此从1935年起，成舍我干脆以《世界日报》作为日、晚、画三个报的总称。
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时，社址就设在西单手帕胡同35号自己的私寓内，设备简陋，根本无钱购置印刷机，报纸由外面的私营印刷所代印。第二年再办《世界日报》，改租石驸马大街90号作社址，又得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贺得霖之助，购置了对开平版印刷机和铸字、排版等设备。1928年成舍我从南方回来，在李石曾的资助下，又陆续添置了印刷机、新字模等设备。进入1930年代，日、晚、画三个报已具有相当规模，原有房舍、设备无法满足事业发展的需求。1935年，成舍我把位于西长安大街32号的华北饭店整栋大楼租借下来，作为报社编辑部、经理部和印刷厂之用。又花了8000元，从天津《大公报》胡政之手里买了一部二手轮转印报机。新社址的气魄令同行侧目，轮转机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印报速度，在竞争中赢得先机。在不断扩大规模、更新设施的同时，成舍我锐意改进经营管理，充实报纸内容，使报纸销路日增，营业蒸蒸日上。1924年他200元起家办《世界晚报》，到1935年报社改用新式管理办法，全社固定资产已达10万元左右。成舍我为会计处的存款规定了一定的限额，超过限额既划入“社长提存”账，由社长自由使用。从1935年到1937年三年时间内，每月划入社长提存账内的款额，平均在5000元以上，总共约为20万元。总之，在成舍我的苦心经营下，无论是营业状况还是舆论影响力，《世界日报》在华北都堪称首屈一指。
然而，日寇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成舍我正在走向鼎盛的事业急转直下。1937年8月9日，就在日军进入北平的第二天，“世界”日、晚、画三报同时宣布停刊，资产被日寇劫夺。11月25日，《立报》也在上海弃守后停刊。永不言弃的成舍我南下香港，于1938年4月1日在香港复刊《立报》。虽然香港《立报》始终未能打开局面，没有能够像北平《世界日报》、南京《民生报》和上海《立报》那样成为畅销报纸，但是成舍我依然使这份报纸在香港撑持了三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停刊。
1945年春，成舍我与范争波、陈训悆、程沧波、刘百闵、潘公展、钱新之等集股1000万法币，成立“中国新闻公司”，于5月1日在重庆复刊《世界日报》。报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经常务董事会公推，成舍我任社长兼总编辑，刚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转任监察院秘书长的程沧波任总主笔。从路透社远东分社经理退职的赵敏恒被邀参加编辑部，任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当时重庆有《大公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等民营报纸及《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党报、军报刊行，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再出版新报纸，要打开局面绝非易事。由于有成舍我及其《世界日报》的“金字招牌”，创刊前又在《大公报》上连续刊登巨幅广告，大肆渲染成舍我在北平办《世界日报》、南京办《民生报》时数度被捕之事，所以报纸尚未露面就已经在陪都引起了轰动。在重庆《世界日报》创刊之日，读者们一大早就在报社门前排起了长龙，抢购报纸。这其中当然有读者的“好奇心”在驱使，不过也足以说明成舍我在新闻界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