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底，成舍我离开北平，到南京出席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并在京沪间处理一些有关《世界日报》的事务。其间，东北野战军解放东北全境，挥师入关，大兵团对决的淮海战役，也正在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一方发展。成舍我担心华北局势有变，又值年末岁尾，遂决定尽快返回北平。他本来计划从上海乘飞机北返，12月10日到航空公司询问，只能订到15日飞北平的机票。而12日上海招商局的元培轮开往天津，14日午前可抵达。成舍我一盘算，如果乘元培轮，14日下午换平津快车当天即可抵北平，比乘飞机还早一天到达。他一向喜欢海上旅行，于是就改乘元培轮，转道天津回北平。不料船过烟台时遇到狂风暴雨，延误了行程，14日傍晚元培轮才开抵天津招商局码头。
华北局势虽然不容乐观，但成舍我和不少人一样，对国民党军队保住平津，还是有相当信心的。然而，特来码头迎接的天津某报社长劈头告诉他：华北局势已急转直下，当日早晨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平津交通被截断，他将困在天津无法回北平了。因军事关系，这一消息，平津报纸到此时还没有发表。在这一刹那间，成舍我所受到的刺激，“正如夜半熟睡，忽被大地震惊醒，屋摇瓦飞，墙裂榱坠，四顾彷徨，几不知人间何世！”
这位社长朋友把成舍我接到饭店，又邀集了几位相熟的天津同业，为他接风洗尘。席上，大家安慰他说：解放军截断平津路已经发生了多次，今天断了，明天即修复；你今天先睡一觉，明早起来，或许就有了好消息。不过，成舍我推断解放军发动的这次攻势，对平津是志在必得，大家这样说，无非是不让自己过于焦虑而已。“这些朋友，表面虽作欢笑，与马路上电灯通明，熙来攘往，不减平日的外观，若相辉映；实则，我看每人眉峰深锁，一个个都好像有块千斤巨石，压在心头。的确，这晚在此聚会的，思想和文字方面，多曾和‘共匪’有过长期的剧烈斗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大家对自己以及国家未来命运，自然都会要十分感觉沉重。”
这顿饭吃到晚上10点多钟才散。几位天津《民国日报》的朋友，把成舍我拉到他们的“社长宿舍”暂住。
事有凑巧，《民国日报》社长卜青茂前两天去北平，被困在了那里。平津间交通虽断，电话仍然畅通。当晚，成舍我借《民国日报》同人和卜社长通话的机会，也和卜谈了几分钟，知道北平城郊的炮战，时断时续，不过城内秩序，还相当良好。接着他又和《世界日报》同人及眷属通了电话，“大家都恨我没长出一对翅膀，好不要飞机，不要火车，自己飞回北平。”
“最是仓皇辞庙日”成舍我判断，短期内平津不可能通车复航，要回北平，只有先返京沪，在京沪间寻找机会。“天津人地生疏，我既断了由天津回北平的念头，自应尽早离开。一些朋友，已在涂改身份证，寻求避难所，我没有天津身份证，更无处可容我避难，万一‘匪军’窜入天津，当比我在北平更加危险。”成舍我通过电话和北平同人商量这一想法，大家一致赞成他迅速离开天津，越快越好。当然，他们盼望老板能够再从南京或上海飞回来！
12月15日夜，成舍我再次和北平通话，告诉同人及眷属，自己已经作出了尽速离津南返的最后决定。第二天清早，他没有麻烦任何朋友，自己从电话簿上，抄了一大堆航空公司、轮船公司和旅行社的名字，按照地址，挨家探询，看有无到上海的船票或机票。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短短一两天内，天津对外的所有交通，都已完全断绝：大沽口附近已发现零星解放军，停泊在紫竹林一带的商船，15日已全部抢先开走，自己14日坐来的元培轮，当天即折回，此时港内已没有半条商轮踪迹；民航方面，中国、中央、民航队三家办事处均已宣布结束，不再派飞机来天津；旅行社是代理性质，无船无机，他们也束手无策。
16日跑了一天，失望而归。成舍我明知希望渺茫，但仍不死心，17日一早又外出，继续探访旅行社，有的昨天遗漏，有的再碰碰运气，或许有奇迹发生。下午5点左右，他走进附设在利顺德饭店内的来福旅行社。这家旅行社昨天已经来过，前台职员似乎已经认识了他。当成舍我试探着问今天有没有好消息时，这位职员一言未发，匆匆走进里面一间小屋，请出了一位碧眼黄发的外国人，应该是这家旅行社的老板。当他听说成舍我要回上海，放声大笑，连说：“这真是你千年难遇的好机会！你运气太好了！”原来，一星期前，来福旅行社应旅客之请，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飞机，直飞上海。不料平津间战事突起，飞机未能如期到达。本以为不再来了，17日中午突然接到民航队电报，说包机18日早8点飞来天津。旅行社立即通知原来订票的旅客，其中有一位困在北平无法前来，就空出了一张机票。
成舍我喜出望外，飞奔回寓所取钱，不到一小时，即向来福旅行社办妥了各项手续。他将这一消息告诉天津的几位朋友，大家都替他高兴，认为这简直有点近于神话！他又用长途电话告知北平报馆同人和眷属，鼓励大家努力出好《世界日报》最后一版。“想起来日大难，相见何时，大家声音也就都显得有点哽咽。”
旅行社约定18日早上6点从利顺德饭店出发，用汽车将旅客送往张贵庄机场。成舍我害怕错过时间，不到4点钟就起了床，草草盥洗后准备出发。不料正要动身，突然一阵炮声隆隆而来，门窗玻璃被震得簌簌作响。他立刻意识到，围攻天津的解放军，必然已逼近市郊，否则炮声不会如此沉重。市区已经临时戒严，行人车辆，完全绝迹。成舍我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心急如焚，估量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时赶到集合地点了。他更担心的是，飞机可能不会再来，即使来了，没有见到乘客，空机飞走。
幸而不到一小时，炮声停止，交通接着逐渐恢复，成舍我和其他26位旅客从各处陆续赶到旅行社。旅行社点齐人数，全体坐上一辆敞蓬大卡车，向张贵庄机场进发。此时已是上午8点左右，离原来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两个小时。
车上寒风刺骨，路面结冰如镜，大家的心情更是沉重异常。卡车开出市区不远，即遇到国民党守军迎头拦阻。旅行社职员拿出昨晚请得通行的证件，守军说此证件现在已完全无效，并提醒旅客，张贵庄一带战事可能随时爆发，机场已经被破坏，民航队飞机未必肯冒险再在这里起飞降落。旅行社跟大家商量，是否同意就地折回。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非走不可的决心，情愿冒险到机场，看飞机究竟到了没有再做定夺。卡车载着乘客，往返奔驰于被拦阻的地方，先后交涉三次，都无结果。最后，一位旅客说他是从东北退出的一名军官，和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很熟，愿意再去找陈司令试试看。这一试果然奏效，卡车最后被放行。
下午3点，卡车终于开到张贵庄机场。国民党军队在机场周围数华里外布防，机场设备都已撤走，部分跑道被破坏，场内仅有小工数人。但是让大家惊喜万分的是，机场内竟然停着一架民航队的飞机！这架C47型、编号801的民航队飞机，上午8点就按时抵达了，因久候乘客不至，正发动马达，准备空机飞走。旅行社迅速与机师接洽完妥，大家依次登机。这架飞机容量很小，并且相当破旧，有一扇机窗竟然没装玻璃，暂用木板钉住。好在大家“逃难”心切，“有机可乘”，已是深感万幸了。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段后，正要上升，突然一声轰响，机身震动了一下，向右斜去。原来右边的一只轮胎爆炸了！美籍机师懊丧地告诉大家：这架飞机上没有备用轮胎，机场仓库中的器材早已搬走，除打电报请上海派专机送轮胎来，此外毫无办法。“这真使我们一刹那间，俨如坠入万丈深渊，所有登机时种种希望，已全部化为乌有。惶恐焦急，不可言状。我们从昨夜至现在，每人紧张、疲乏、饥饿、僵冷，多大致相同。到旅行社集合以前，谁也未曾睡好，炮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在敞蓬车上僵坐了六七小时，早饭大半没有吃，午饭更不必说。此刻困站在这空旷孤寂、一望无边的飞机场内，连一滴干净可饮的水都找不着，尤其时正严冬，气候酷冷，而18日这一天，西风刮得特别大，两只耳朵和十只手指好像都要被冻得和自己脱离似的。”
一位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站在货车车厢里，身上穿着别人捐给她的军服（1948年11月，浦口）。机师安慰乘客，上海派来的专机最多四小时内必可到达，劝大家先回飞机内避寒，只要忍耐过这四个小时，轮胎一到，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成舍我觉得这四小时真比四年还长。好不容易挨过一小时，到下午4点钟，突然传来阵阵巨大的炮声，飞机场外远远看见几堆火光。那位与陈长捷交涉的东北军官，连声叫嚷说“共匪”已向飞机场发动攻势，他警告大家，万一炮声更近，就赶快跑出机场，紧急疏散，无论如何决不可再坐在飞机上。每个人的饥渴孤寒顿时被这几阵炮声打得烟消云散，大家惊慌失措地再爬下飞机，有几位女乘客，吓得号啕大哭。“寒天黑夜，人疏地生，四顾苍茫，有何处可以逃避。眼看这机场，将变成一群旅客的坟场！而天色越暗，炮声越紧，远处的火光，也就照得越红亮。”又过了一小时，上海的专机还是杳无音讯。到这时候，成舍我心里才明白，所谓的专机送轮胎，是不可能的了；只是机师怕大家过于惊惧，不肯宣布而已。
正在间不容发之际，空中突然传来飞机的嗡鸣声。大家以为是送轮胎的专机来了。在没有指挥塔和灯光，更没有任何夜航设备的情况下，这架飞机经过几次低回盘旋，竟然安全降落了。机师赶快跑过去，然后回来向大家宣布：这不是上海派来送轮胎的专机，今天上海已无机可派。这架飞机是从兰州、西安沿途装运器材向上海撤退的C46型机，恰巧经过天津，接到公司通知，特冒险降落，抢救乘客。这架飞机上也没有备用轮胎，只好将所载的公司器材放弃一部分，腾出位置搭人，但乘客行李必须全部牺牲，丝毫不许携带，以免超量过大。机师并警告大家，目前情势紧急，不必犹豫，马上就走。
我们依照飞机师所说，空着两手，毫不考虑，向来机停靠的方向，拼命急走。无如机场多半破坏，东边一个坑，西边一条壕，暮色苍茫，难于辨认。一位携带两个小孩的中年女客，偶一疏忽，全体跌入泥坑，经大家合力，逐一扶起，幸坑底不深，尚未受伤，这样大约走了五六百码路，才到达机旁。飞机等客人上完，立即开动马达，不料马达吼叫了很久，还没有离开原地，原来C46型飞机，两个引擎临时突有一个失灵。飞机师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下，竟急得满头大汗，在那里紧急修理。忽一片炮声，比以前特别响亮，这等于告诉大家，“共匪”进攻，更见迫近。我们也不知道这引擎究竟修好没有。只是一刹那间，飞机师却已跳上机头，不顾一切，将飞机滑出了跑道，急向南方腾空飞去。
民航队这架坏了一个引擎又超载的C46型飞机，竟然安全飞行了四个多小时，于晚上11时左右抵达淞沪上空。不料上海浓雾蔽天，飞机又盘旋了许久，方才降落虹桥机场。事后得知，如果再迟10分钟不能降落，油将用完，后果也不堪设想。
正在大家高声欢呼、共庆生还之时，人群中却传出了一阵哭声。成舍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在天津张贵庄机场换机时跌入泥坑的中年妇人在边走边哭。她向大家哭诉说，自己准备回广东老家，将天津全部家产变卖成细软，装在两个行李箱里，转机时不但行李箱没有提出，就连一个留在座位上的手提包也未能上机取走。现在命是保住了，但手无分文，又带着两个孩子，上海举目无亲，今晚到何处安身？想着这些难处，就悲从中来，忍不住放声痛哭了。她这一哭，大家也都跟着焦急起来，因为丢失在张贵庄机场的行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成舍我只遗失了一件小提箱，是从上海带去的，里面装了些换洗衣服和盥洗用品，丢弃了也没有什么可顾惜的。
这时，一位民航队办事处的职员过来询问这批乘客：大家原来是不是坐801号飞机，因临时轮胎爆炸，才转乘这架C46型飞机的？在听了成舍我他们的诉说后，这位职员立即笑着向大家道贺，说大家丝毫不必着急，801号飞机已先于这架C46型机一小时到达上海，现停在龙华机场，所有留在机上的行李已全部运来，明早9时即可提取，保证各位绝无损失。原来那架破了轮胎的801号飞机，在乘客换机飞走后，不再有丧失人命的危险，机师遂不顾一切，凭一只轮胎，冒险起飞，不但安全飞出，而且因空机速度较快，竟赶在大家前面抵达上海。
听了这意外喜讯，那位中年妇女破啼为笑，大家也庆幸行李失而复得。
成舍我花了200元金元券，在虹桥机场雇了一部“野鸡汽车”，直驶南京路自己住过的一家旅馆。“安顿甫毕，墙上的钟正敲着12点。我舒服地洗完澡，吃完饭，拉开窗帘，面向窗外，欣赏着上海夜景。大约此时，影院戏院，末场刚散，一股股人流从马路上不断冲过，流线型汽车，排得和长蛇阵似的，向各个不同方向驶去。全市霓虹灯，仍和平常一样灿烂夺目。许多舞场，奏着色情乐调。我睡在席梦思床上，想起民国三十七年12月18日这一天，要算是我记者四十年生活中，最富于戏剧化的一天。更特别想起，仅在几小时前，大家站在紧张混乱、四顾苍茫的荒原上，忍饥受冻，比钢刀还要锋厉的西北风，不断向脸上刮削，炮声不断，机场可随时变为坟场的那种惊险情况，与此时此地，温暖如春，互相对照，真是恍如隔世。”
成舍我本来打算折返上海后再寻找机会飞回北平，但是平津局势的急遽变化，使他的这一计划彻底落空。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解放军华北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后，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对北平“围而不打”，于1948年12月下旬连克新保安、张家口，1949年1月16日攻克天津，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至此，北平已成为一座孤城。曾经对新闻界宣称至少像阎锡山守太原一样坚守北平一年半载、死拼到底的傅作义，最后顺应民意，于1月31日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被围后，市内停电，电动印报机改用人工摇动印刷，速度慢了许多，《世界日报》只好由每日对开一大张四版改出四开一张两版。1949年元旦，报纸创办以来每年都发表新年社评的惯例也取消了。北平解放后，南北恢复通邮，成舍我不断用书信指示北平报馆同人，支持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动的和谈，让报纸多登新华社消息，也登一些中央社消息，希图《世界日报》能够存活下去。正在北平访学的美国人德克·博迪，就注意到了《世界日报》的这种变化。他在1949年2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值得注意的是报纸的变化。例如《世界日报》现在花很大篇幅登载延安电台的内容。同时来自驻外记者的消息减少了，来自中央通讯社的消息被完全取消了。”
早在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就制定、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来指导对新解放城市新闻业的清理整顿工作。该文件指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用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文件规定：国民党系统的新闻业一律予以接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私营新闻业，根据其具体情况分进步、中间、反动三类，予以不同对待：（一）进步类：在相当长时期内，一贯保持进步态度，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情人民解放战争者，予以保护，但需要向民主政府依法登记。（二）中间类：既不赞成国民党反动统治，也不拥护人民解放战争者，不予以没收，也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但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三）反动类：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予以没收。该文件还对新解放城市中存在的大量报刊、通讯社进行了基本评估：绝大部分被反动派所掌握，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而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
天津解放时，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接管、没收了国民党系统的全部新闻媒体以及天主教会所办的《益世报》，并勒令天津《大公报》在内的全部旧有报纸一律停刊，引起一些不满。中共中央对天津军管会这种“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指示天津市委，“不如采取一面听其续出（不是用法律允许其续出）一面令其登记的办法，我们可居于主动地位，从容审慎处理。”有鉴于此，北平市军管会下设的文化接管委员会（简称“文管会”）在北平解放当天随军进城，立即接管了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华北分社和国民党中宣部机关报《华北日报》，而对其他报纸通讯社没有采取直接行动，《世界日报》也照旧继续出版。
一直到2月25日，《世界日报》才被北平市军管会下令查封。共产党查封《世界日报》，非常慎重，专门发了个查封的“文告”，通过广播昭告天下：
“旧金山广播”据陕北电台廿六日广播，北平廿六日息：国民党CC分子伪立法委员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已经在二十五号被北平市军管会查封。北平世界日报虽然戴着所谓“无党派”的假面具，并在北平解放以后伪装进步，但是事实上这个报纸在北平复刊以来，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始终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它一贯地拥护蒋介石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忍心害理地把反对这种反革命内战的人民污蔑为“匪谍”，号召人民拥护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清匪除奸运动”，并且鼓吹组织亚洲反共集团，哀求美国干涉中国内战。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年一月十四日提出八项和平条件时，他还公然反对。北平市军管会为了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出版自由，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决定把它封闭。对于成舍我主办的另一种报纸《北平世界晚报》，也同时予以封闭。这两种报纸已恶迹昭彰，北平人民舆论界早已一再要求人民政府禁止它继续出版，在听到这两报被查封的消息以后，人心大快。
据曾任《世界日报》储备课长的李鸿铭回忆：1949年2月24日，设在石驸马大街90号新闻专科学校内的报社印刷厂，正在紧张地印刷第二天报纸的副刊版。晚9时许，突然开过来一个排的解放军，大门口马上被几个士兵警卫，禁止人员出入。吴范寰经理跟着三个军代表也来了。学校员工当即被召集到印刷厂，聆听文管会副部长钱俊瑞宣布接收命令。钱部长宣布《世界日报》即日起停刊，员工暂时不得随意走动，等待研究后分别安置。报社立即组建了一个由吴范寰、李鸿铭等人参加的交接委员会，保管机器设备和物资账册，等待接收。军管会留郭代表住在学校办公室，负责具体的接收事宜。
过了几天，郭代表来到李鸿铭的宿舍，找他了解成舍我的情况。郭代表问李鸿铭自己认为成舍我是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成校长一贯跟孙中山总理走，他早年在北平办的报，触犯了军阀张宗昌，结果被张派宪兵抓过；在南京办的《民生报》触犯了汪精卫，也被汪精卫逮捕，过了40天的铁窗生活，最后虽然被释放了，但他的《民生报》被宣判为永远不得复刊；他在上海、香港、原在北平办的日报、晚报、新闻专科学校以及在桂林办的新闻学校全被日本鬼子没收查封了。抗日时他又是国民政府遴选的参政员，那时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邓颖超女士等都是国民政府参政员，都是为了抗日，对吗？”他又补充说：“我不懂政治，我的认识可能片面，我认为他对社会作了些好事，在桂林和重庆办的新闻学校都是半工半读，所招的学生大多数是穷孩子，是被日本赶走逃难的孩子，他办的学校能给生活费用，不收学杂费，私人能办这些事业，实在不易呀！”
后来，文管会对《世界日报》员工作出了四种安置办法：（一）《世界日报》将改名为《光明日报》，凡愿留报社工作的，一律留用；（二）凡愿考革命大学和华北大学读书的，一律由文管会开介绍信，前往报名；（三）凡愿回家乡的，由文管会给介绍信和返乡路费；（四）查有罪行记录的人，作开除处理。最后，报社员工中只有总编辑张慎之一人被开除，个别留下来继续工作，多数年轻员工都进入了革命大学和华北大学。
1949年4月离开北平的《益世报》社长马在天则说：《世界日报》在解放军进占北平前后，本来已经表示“向人民靠拢”，成舍我为北平《世界日报》被封而发表的声明，刊登于1949年3月1日《申报》。但是终不免以“坚持内战戡乱”、“为CC分子”、“违反人民利益”而遭到封闭。因为《世界日报》不是官僚资本，所以在名义上称“封闭”而不是“接收”。当时，工人要求“清算”，职员要求“清算”，工人职员一齐要求“清算”。三次清算之后，《人民日报》又出面要求清算。《人民日报》是接收《华北日报》而出版的，清理账目时发现《华北日报》曾经拨给《世界日报》60多吨白报纸——据说这批纸是1945年国民党中宣部饬令华北特派员、《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划拨给成舍我的。《人民日报》要讨回这笔纸账，按照当时的市价，《世界日报》需偿付五万大洋。报社把一切变卖，也抵不上这笔“巨债”。
成舍我是在上海听到《世界日报》被查封的消息，他在南京广播了自己的答辩，并立即写了一份声明，送请上海各报刊登。但是大家都不愿登载，经成舍我多方请求，《申报》、《新闻报》于3月1日发表了这份声明：
从报载陕北广播，知余辛勤手创在华北具有悠久历史之北平世界日报，已于本月二十五日被北平中共军管会查封。余于去年九月底离平，十二月共军突攻平津，交通隔绝。共军入平，留平同人以安全关系，未能自动停刊。一月以来，平市秩序渐定，共军控制全局，已无强令原有报纸“伪装进步”之必要，故全市报纸数十家逐一被封，而世界日报之躯壳竟独获延至最后，此余对中共查封世界日报不特不应表示怨愤，且惟有怪其优异。尤其于封闭一切民营报纸中，独对世界日报不惜辞费，发表长文广播，申述若许理由，如此重视世界日报，更令余有不胜受宠若惊之感。世界日报自民国十三年创刊，数十年间，在任何朝代之下，几无不遭受迫害，所谓查封，先后已不下数十次，而余个人之被捕下狱，数亦相等。廿六年北平沦陷，报社为日军掠夺，及胜利复刊，余于署名之复刊宣言中，曾痛告国共双方谓：共产党若不改变政策，仍如政府所传，专以杀人放火斗争暴动为能事，则政府用兵无法阻止；若国民党不能痛切觉悟，彻底改革，而仍蹈故袭常，因循泄沓，贪污腐败，则人民革命势所必至。胜利以来，世界日报之每一主张，即无不遵此原则出发，即在今日，对此原则，余仍未能发现应向任何朝代之枪口刺刀下感觉忏悔。如中共认此为“无党派的假面具”，则余亦宁愿戴此面具以终生。所幸世界日报过去言论，一字一句，公正良善之广大华北人士，久有定评，初无待余之辩证，亦非任何人所能歪曲。而余于二十余年前，一介书生，以仅有之数百元极少资金，独力创办此报，迄至今日，被中共查封止，能在华北民营报纸中具有广大规模，拥有广大读众，原因何在，众所共见。然世界日报不特从未接受任何朝代之任何支持，与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例有之低利文化贷款，亦向所谢绝。中共所查封之世界日报资产中，每一机器之齿轮，每一铅版之字粒，胥为余及数百同人绞脑汁流血汗以获得。世界日报今虽暂时不能再向华北广大读众供献超然独立之言论，迅速确实之新闻，但过去数十年来华北广大读众，所给予世界日报滋育成长之鼓励，正可坚强余及无数新闻战士为新闻自由继续苦斗之信念。回忆抗战时期，不特余之北平世界日报为敌摧毁，所有由余主办南京、上海、香港之其他报纸，亦先后胥遭掠夺。汉口、桂林则未及出版即告沦陷。而余终于胜利前夕，在重庆复刊世界日报。余深信天地之大，中共能封闭余北平之世界日报，然无法封闭余毕生献身新闻事业发挥正义抵抗暴力之意志。至中共广播曾指余为国民党CC分子，此种恶毒的造谣，不特无庸余一词辩正，即作此广播者，苟不自毁其谍报工作向称卓绝之惊人成绩，则对当前各种派系情形，及余向不参加任何派系之铁的事实，稍加思索，亦必哑然失笑。好在任何朝代，均有其制造专衔，污蔑异己之天赋特权，“国特”“匪谍”，易地皆然。此为古今中外不易之定律，而在今日为尤甚。余亦惟有叹息政治道德之愈益衰落而已。《对北平世界日报被封事 成舍我发表声明》，1949年3月1日《申报》。
中共将《世界日报》定性为“恶迹昭彰”的“反革命报纸”而予以查封，成舍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88年7月12日，台湾《立报》创刊，他在发刊辞中，还不忘40年前的这桩公案。
北平和平解放后，吴范寰设法将成舍我的太太和孩子送走，又给老板汇去了所需款项。1949年4月，成舍我携眷移居香港。主持香港《自由人》主持香港《自由人》
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战败求和”，试图保有江南半壁江山。在立法院中，有一部分立法委员是赞同政府诚实地与中共谋取和平的。4月1日，即南京和谈代表张治中等赴北平那天，立法院主和派但懋辛、刘不同、张潜华等数十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和谈的认识与态度》声明，指出：“经过了三年沉重无比的内战，其所显示于我们目前最鲜明的印象，厥为面临着一个自清末以来又一次空前的政治大变动，而且在变动的范畴、规模、原因以及形成上看，其动荡之烈与幅度之广，确乎超越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之役和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从历史进程上看，我们应有自惭自疚的反省：这次政治变动不仅是广泛的社会变迁中之方面表现，乃是来自最根本的人民革命……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由于国民党领导阶层远离了革命的本旨，所以便遭遇到它难以洗刷的创痛。”声明表示：“我们既然受到了这种惨痛的教训，就应当有勇气承认失败，重新领悟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和中共诚实地谋取和平。这不但是解决政治上空前大变动的对策，也是四亿五千万同胞所衷心向往的盛事。”为造成有利于和谈的政治气氛，他们把这份声明彩印数万份，在南京全市及和谈代表出发的明故宫机场散发，使送行场面相当热烈。
然而，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彻底破裂。人民解放军当即挥师渡江，南京陷于末日恐慌之中。4月22日，即南京被攻克的前一天，国民党政府发出紧急通知，所有立法委员一律于本日撤退至上海。南京明故宫机场集中了10架运输机往返京沪运送，另在下关车站备有专列，供不及搭乘飞机者撤退。这些立法委员到上海后，又被分批送到广州，在广州还举行了院会。身为立法委员的成舍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举家从上海到香港的。当然，也有立法委员不愿做国民党政府的“殉葬品”，并未随队撤退，而是就地隐蔽，准备迎接解放。
1949年5月中旬，张潜华等一批曾经赞同和谈的立法委员到达香港，与中共负责人邵荃麟取得了联系。张潜华向邵荃麟表示，出于良心上的驱策和政治上的责任感，迫使他们不能不和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彻底决裂，公开站到人民方面来，并请示他们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对人民事业有所贡献。邵荃麟没有当面答复。过了两天，邵荃麟告诉张潜华：立法院既然是国民党的所谓民意机关，那么你们就站在人民立场表示一下政治态度吧！如果能联络一些人发表一个声明，一面抨击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祸国殃民制造内战的罪行，一面申述自己脱离反动政权归附人民的决心与愿望，这对于革命事业还是有意义的。邵基麟还表示，完成这一任务后，欢迎大家到北平去。
向左走向右走这时，曾任南京和谈代表的黄绍竑来到香港。黄绍竑也是立法委员，这批人希望他出面领导。黄绍竑已经从中共方面闻听此事，同意共同推进这一政治运动。黄还认为联系的范围应该更大些，不必只限于立法委员，举凡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都可以去争取。大家表示赞同，遂决定分头进行联系，争取在最短期内举行集会。6月8日，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竑寓所，举行了第一次集会。这次集会，有20多人参加，连成舍我、程沧波、傅汝霖等人都闻讯而至，“这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人的彷徨无主和苦闷情绪”。
成舍我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所以后来也就滞留在香港，没有像黄绍竑、张潜华等那样北上参加共产党新政权。
成舍我属于当时香港另外一个所谓的“自由人”圈子。由于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完全失败，王云五、成舍我、阮毅成、程沧波等一批文化人相继“流亡”到香港。他们既坚持反共立场，又对台湾当局持观望态度，以“自由人”自命。这些人本来就是朋友，为了解彼此生活情况，约定每周餐叙一次，以免互访之劳。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扩大发起每周一次“聚餐会”，王云五被推为召集人。参加餐叙的人，都能各说各话无拘无束地表达意见，但也有一个原则，就是每次所谈，内容都必须是“如何反共，如何争取自由民主”，其他一概免谈。倘若有人觉得不合个人志趣，则参加与否悉听尊便。阮毅成：《自由人参加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台湾）第24集。由于港英政府禁忌政治性集会，他们也觉得这样散漫的每周座谈会未必能持久，最后决定出版《自由人》三日刊，“既可藉此刊物益巩固反共人士之联络维系”，又可免除港英政府之干涉。由座谈会发展到决定创办《自由人》三日刊的过程，王云五曾有如下回忆：
每次参加座谈会者，多至三十余人，少亦一二十人，皆为文化界人士，或为旧日与政治有关系者，各政党及无党派人士皆有之。后来我以香港政府最忌政治性的集会，凡参加人数较多，尤易引起猜疑，动辄干涉，加以如此散漫的座谈，亦未必能持久，因于某次座谈会中提议创办一小型之定期刊物，每周或半周出版一次，既可藉此刊物益巩固反共人士之联络维系，且刊物一经向港政府注册，则在刊物办公处所举行的座谈，皆可诿称编辑会议，可免港政府之干涉……结果决办三日刊，定名为《自由人》，其资金由参加座谈会人士各自量力提供。我首先代表华国出版社提供港币一千五百元，此外各发起人分别担任，或一千、或五百不等；并决定撰文者一律用真姓名，以明责任。其后，又决定委托《香港时报》代为印刷发行。
“自由人”之一阮毅成则回忆：1951年1月，大家又在高士威道举行餐会，公推王云五先生主持，进一步商谈出版事宜。当即决定出版三日刊，仿小型报格式编辑。阮毅成建议刊物的名称叫《自由人》。他说：“台湾已有《自由中国》与《自由谈》两个刊物，我们反共即争取自由，何不名为《自由人》？众皆赞成，议遂定。”阮毅成：《自由人参加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台湾）第24集。这次餐会决定《自由人》在农历新年后出版，随后推出董事会第一任董事：左舜生、成舍我、阮毅成、端木恺、许孝炎、陈训悆、陶百川、程沧波、楼桐孙，左舜生为董事长；第一任监事为王云五、金候城、雷震。组织管理实行社长制，公推成舍我为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陶百川为副总编辑，编辑委员16人。卜少夫为总经理，并以他的名义在香港政府登记立案。
1951年3月17日，《自由人》三日刊正式创刊。创刊号上，原始发起人的名字赫然排列，一篇洋洋洒洒的发刊词，诉说着此时此地这批“自由人”的政治立场与态度：
成舍我1952年与三女嘉玲（中）、幼女露茜摄于香港九龙钻石山寓所。
……
我们现在简单明了地指出，今天世界人类只有两个壁垒，一个是“人的社会”之壁垒，一个是“非人社会”之壁垒。这两个社会的摩擦，今天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全世界“方趾圆颅”的芸芸众生，今天必需自己有一选择，我们参加“人的社会”呢？还是加入“非人的社会”？人的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但具有五官四肢，有机的各种机能，他还有思想、有灵魂。换句话说，“人的社会”中每一个人，是有人性，有人格。根据了人性与人格，发挥其个性，以增加社会之幸福与个人之生活水准，从而增进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文明。在另一方面，一个“非人社会”中，虽然“方趾圆颅”的众生，具备了人的形态，但是除了形态以外，他没有思想与灵魂。“非人社会”中只是一群动物，每一个“方趾圆颅”的动物，既不许其有人性，亦不能让其有人格。他们是机器，他们是奴隶，他们的动作行为，是不让自己有任何的主宰。他们是一群牛马，一群绵羊，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受牧人的操纵指使，他们没有自己。他们是大编组中一个微小的东西，他们的社会是一部机器，每一个人是机器上的螺钉或零件，它的生存是为着整部机器，没有零件或螺钉的地位。犹如“非人社会”中的个人，其生存为着少数专制的寡头，他们没有生存的价值。
“人的社会”中因为有人性与人格，所以个人有尊严，也有个性的创造。各个人发挥其个性的创造，因而有物质的发明，艺术的成功。那个社会中具体而现实的特质，是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社会福利的设备，以及亲爱与合作的气氛。每个人为着自己而生存，也为着人人而生存。个己与群体，相互调和其需要而消除其矛盾。“非人社会”中不许有人性，而只有所谓纪律，不让各人保持有人格。同时视各人的个性为执行纪律的障碍，所以尽力设法毁污各个人的人格与其个性。惟有各个人的人格与个性毁灭以后，然后整个社会，可以随着少数的寡头们为所欲为。在这种社会中，多数人在欺骗的口号下而被迫害，而尽量降低生活水准，惟被少数的专制寡头得以穷奢极欲。各个人不仅消极的不许有人性，而且极力鼓励各人做反人性的行为。“自白”、“悔过”、“清算”、“斗争”，就是“反人性”积极的表现。制造矛盾冲突，乃至布满仇恨猜疑忧惧。人民在此种气氛中，仅仅以免于冻馁、免于一死为幸事，不敢再望生活之有水准，更不敢再求社会予以福利。每个人为着所谓“国家”而生存，每个人是奴隶，是牛马，奴隶牛马不能再望有人的一切权利与幸福。
……
我们谨以此小小刊物《自由人》，贡献于全世界凡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决心献身于这一运动的开始。全世界和平民主的人士：我们要做人，我们要做自由人。每个人争取了自由，每个人做到自由人，世界才有民主和平，人类才有幸福与光明。
发刊词把世界分为“人的社会”与“非人社会”两大壁垒：“人的社会”中人有人性、人格与个人尊严、个性创造，每个人为自己而生存，也为人人而生存，因而生活幸福，社会和谐。“非人社会”不让人保有人性与人格，而且鼓励人做反人性的行为，专制寡头通过所谓的纪律约束大多数人而自己为所欲为，全社会生活水准低下，充满仇恨猜疑，每个人是奴隶，是牛马，不敢再奢望有人的权利与幸福。文章说，每个人都想做人，参加“人的社会”，这是天经地义之事。那么，做人的主要条件是什么？“自由是做人的主要条件”，要做人必先得自由，得着自由，方可做人。因此，“我们掮着自由的大纛，叫着‘做人’的口号，开始‘自由人’的运动。争自由，争人性，发动全人类自由人性的力量，去打倒与铲除‘共产帝国主义’反人性的非人社会”。
这篇被阮毅成誉为“掷地作金石声”的发刊词，出自程沧波之手。它实际上揭示出《自由人》的两大宗旨：第一要反共；第二要争自由民主。为了贯彻这两大宗旨，“自由人”们特别宣布三点：第一，凡参加《自由人》的人，必须轮流写稿，而且要署真实姓名，以示负责；第二，在经济方面，绝不接受美国人的帮助；第三，绝不接受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津贴。
但是，《自由人》刊行不久，即面临停刊危机。首先是经费拮据。刊物的创办经费及经常费，来自发起人的捐助。为了节省开支，《自由人》委托《香港时报》印刷，费用由该报暂时记账。由于经营状况不佳，1951年年底，《自由人》即有“断炊”之虞。到1953年3月，《自由人》已积欠《香港时报》印刷费6000元，稿费11期，难以为继。其次，王云五、程沧波、阮毅成等发起人纷纷赴台，香港“自由人”声势日衰。到1951年年底，已有三分之二的发起人去台湾定居。第三，发起人之间政治思想发生矛盾。这些所谓的“自由人”，虽然几乎都从事文化工作，但是大多与现实政治有瓜葛，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例如，王云五曾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程沧波前后担任过近10年的《中央日报》社长，左舜生是青年党主席，金候城为民社党人，雷震则是国民党后起之秀。这个颇似一小型“联合政府”的“自由人”团体，难免不发生政治思想的分歧。
最大的问题乃在于编辑尺度很难掌握。这些“自由人”一方面要反共，但是香港环境复杂，不能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要向台湾国民党当局争民主、自由，如果争的太多，就会被人猜疑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在这种情境之下，编辑尺度很难做到“恰如其分”。《自由人》号称超越党派，“绝不接受任何津贴”，实际上在变相接受国民党的资助。为《自由人》赊欠代印的《香港时报》，是国民党中央在香港办的机关报，当时的社长许孝炎，也是《自由人》发起人之一。陈诚任“行政院长”期间，某“立法委员”意外发现，“行政院”向“立法院”送审的年度决算中，列有补助“香港自由人社反共宣传费”一项。后经查证，说这笔钱并没有收在《自由人》的账册上，不过总让人有“此地无银”之想。
这批所谓的“自由人”，几乎都与国民党有关联，只是关系有疏有密而已。因此，他们刊行的《自由人》，一边反共，一边维护台湾国民党的权益，决非所标榜的“超于党派之外”。1952年2月，在台“自由人”王云五、程沧波、黄雪村、王新衡、楼桐孙、吴俊生、陈石孚、陶百川、雷震、阮毅成等举行餐会，会上有人提出，《自由人》的编辑尺度已经出现了偏差。经过讨论，决定请阮毅成起草一函，大家共同署名，致香港的左舜生等，请其注意：
弟等今午聚餐，谈及《自由人》编辑态度。回溯创办之初，原属超于党派之外。因此，铸秋兄（端木恺）月前自港返台，所述一节，不拟加以考虑。兄等在港主持，辛劳至佩，自亦必赞同弟等态度也。尔后港方报刊，如对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恶意攻讦，或无理批评，《自由人》似不便自居中立，宜即加以驳斥。如有《中国之声》作者来稿，希勿予以刊登，以严立场。再则，此间对第三方面各事，多持私人消息。语多片段，难窥全貌。斯后尚恳时将各方动态，择要见示。既可为撰稿之参考，亦为知己知彼之一道。《自由人》素以民主反共为宗旨，创行以来，瞬将一载。此皆兄等艰苦奋斗之成绩，不胜佩敬。专此奉候，并请著安！阮毅成：《自由人参加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台湾）第24集。
信中提到的《中国之声》，是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创办的一份刊物，张国焘、李微尘先后担任主编。战盟是1952年香港地区出现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以第三种力量自居，既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也反对台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起人有张发奎、张君劢、顾孟余、童冠贤、张国焘、李微尘等。这封信中提到的“第三方面”，应该就是指“战盟”。在台“自由人”认为香港《自由人》与第三势力即战盟有关联，所以在信中委婉提及，提醒左舜生等在港“自由人”注意。在反共这一点上，战盟与“自由人”立场一致。但是战盟同时又反国民党，“自由人”就不能接受了。可见，“自由人”是一个反共而支持国民党的文化团体。
即便如此，台湾国民党当局对《自由人》仍时有干涉之心。王云五等在台“自由人”鞭长莫及，《自由人》难免会登载一些“不妥”文字，引起台湾执政当局注意。1955年春，台湾执政当局认为《自由人》的问题已到严重地步，必须给予正面干涉。3月26日下午，阮毅成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宣传政策指导小组会议。阮当时任《中央日报》社长，所以被指定与会。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在会上报告：香港《自由人》三日刊，近日言论记载，愈益离奇，须采取停止进口处分。阮毅成当即起立，说明《自由人》的创办经过，并向与会者解释：台北各位同仁，久未闻港事；王云五也曾专门去函港方，请以后不要再刊载不妥文字。国民党基于安全上的考虑，执意要给予《自由人》“停止进口”的处分。王云五约请在台“自由人”在端木恺家集会，商讨对策。讨论结果，达成如下决议：“本刊如不能销台，势必停刊。为避免使政府蒙受摧残言论之嫌，希望政府妥慎处理，使其能继续出版。在台同仁愿意退出。惟在港同仁意见如何，亦盼政府迳与洽商。”会后，由阮毅成、许孝炎将此决议转达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照。中央党部决定《自由人》以后不准再与《香港时报》发生关联，一场风波暂告平息。4月15日，大家又在成舍我家中聚餐，讨论决定：在台同仁既已必须退出，《自由人》也不能再依靠《香港时报》印刷；外界闻知中央处分，必不愿再认捐，环境困难如此，只可宣布停刊。阮毅成：《自由人参加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台湾）第24集。不过《自由人》并未停刊，一直出到1959年9月13日方才结束，一共刊行了八年半时间。
成舍我1952年底离港赴台定居，担任《自由人》社长兼总编辑将近两年。这一时期的成舍我，在《自由人》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言辞激烈的反共文章。他称中共的“镇压反革命”为“大屠杀”，讽刺中共当局读水浒演义读多了，为了证明被杀者死有余辜，替被杀者拼命制造种种惊人罪行，将其刻画成妖魔鬼怪。说大陆几亿善良的羔羊正在俯首待戮，中共尽可痛杀一阵，何必自讨麻烦，制造那些不伦不类的罪状。舍我：《煎人心下酒切人肉出售》，载《自由人》，1951年2月6日。1951年端午节，他在《自由人》上撰文，指责共产党造成了中国“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悲恸局面。舍我：《谁迫使我们骨肉离散》，载《自由人》，1951年6月9日。1952年新年，他应卜少夫之约，在《新闻天地》上谈对新年大局的看法，将共产党与旋胜旋败的李闯王相提并论。
成舍我主持《自由人》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朝鲜血战方酣。评说韩战，自然是成舍我的主要话题。他指责中共夸耀“人力无穷”，将“铁幕中的羔羊”源源不断地赶往朝鲜战场。舍我：《人力是否真的无穷？》，载《自由人》，1951年3月10日。联军占领汉城后，是否重越“三八线”，众说纷纭。他撰文分析：“中共一天不宣布取消‘一边倒’，我就一天有理由相信，只要联军掌握了充分兵力，不但会越过三八线，并会打到鸭绿江。最后，时机到来，并一定会轰炸中共基地，荡灭秧歌王朝。”舍我：《联军为什么不越过三八线》，载《自由人》，1951年3月17日。艾森豪威尔宣布就任欧洲盟军统帅，与麦克阿瑟分掌世界两大战区——西欧和远东的军权，成舍我兴奋不已，他建议美国内部集中力量，支持分处两大战区的统帅，并切望所有盟国同德同心，“打倒人类恶魔，保障民主自由”。舍我：《联军危机在七嘴八舌》，载《自由人》，1951年4月4日。从成舍我的韩战评论中不难看出，他是寄希望于联军战胜人民志愿军，甚至“荡平”共产党新政权的。
作为一名报人，这一时期的成舍我特别关注共产党治下的新闻宣传事业，撰写了多篇相关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诋毁中共“铲尽非共报纸，杀光非共报人”，治下的中国大陆“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与人权保障”，是不折不扣的“加料张宗昌”、“超级希特勒”，已成为“中华民国自由报人第一号公敌”。成舍我：《“共匪”是记者第一号公敌》，1952年9月1日香港《工商时报》。攻击中共的宣传工作完全是说谎，报纸内容千篇一律，编排完全倒退，强派勒销而发行依然下跌，中共“以诈骗得中国”，但是“以诈骗治中国”却遭到了致命的失败。成舍我：《“共匪”将亡于宣传》，1951年9月27日，载《自由中国》第五卷第8期。他自称以“纯报人”的观点，从技术方面对中共报纸三年来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一）新闻干部，无知懒惰；（二）新闻内容，互相冲突；（三）记者粗心大胆，捏造新闻；编辑不假思索，信手发稿；（四）文章互相抄袭，报纸踊跃刊登；（五）编辑工作混乱，“一鱼两做三做，一稿再版三版”；（六）错字严重，大闹笑话。成舍我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共匪’连报纸都搞不好，都得不到自己工作干部的衷诚协力，则它有无本领，将整个大陆一手搞好？纵观各种迹象，‘共匪’日趋崩溃，这一问题，任何人都可解答，用不着我丁宁反复，浪费笔墨，再为申说了。”成舍我：《替“匪区”报纸做一次总清算》，1952年8月1日，载《报学》第3期。
成舍我与夫人萧宗让、三女嘉玲（右）、幼女露茜。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问题确实存在，但决非像成舍我所说的那样耸人听闻。中共获得胜利，建立政权，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岂是“诈骗”所能得之？历史已经证明，成舍我当时的推断乃一厢情愿，完全错误。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仇恨，观念、主义的森严壁垒，使一个报人失去了应有的客观、冷静与理性。
诚所谓“世事茫茫难自料”。1951年7月，正是成舍我不遗余力地攻击、诋毁共产党新政权之时，他16岁的儿子成思危却背起行囊，离开香港，在二姐成幼殊的接应下，走过罗湖桥，回到了新中国。妻子萧宗让舍不得这唯一的儿子，天天以泪洗面，但怎么劝都没用。成舍我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知道儿子去意已决，也没有过多劝阻。成思危回大陆后，成家从香港迁居台湾，起初彼此还能保持联系，但后来就渐渐地断了线。母亲思儿心切，趁送女儿出国留学的机会，来到香港，写了100多封信希望能找到儿子，但全都石沉大海，音讯全无。萧宗让1964年在台湾去世，临终也没能再见到儿子一面。成舍我与成思危父子相见，已是28年后的1979年，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女儿成露茜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