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一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20年起，他就开始逐日记写，从不间断。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拒绝参加汉奸潘毓桂组织的地方维持会，潜往天津，尔后南下，累积了七年的日记全部遗留北平，不知去向。后来的日记，又毁于香港之变，再毁于桂林之变，自此中断。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旦、回到北平，成功复刊《世界日报》的成舍我，又恢复了日记的写作：“今为民国三十五年元旦，余年四十有九，虽仍昕夕辛劳，但胜利到临，国运昌隆，自念当不致再遭沦丧，因决自今日起，继续记写。并拟以将每日读书心得，或友朋侈谈，足资追忆者，概为摘录。撰述、讲演，亦以附入，借自体念，亦以供将来之整理也。”
但是，外患既除，内争又起，成舍我想望的“国运昌隆”并没有如期而至。对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成舍我及其所经营的《世界日报》，持什么样的立场与态度？
社评是报纸的灵魂。担任过《世界日报》总主笔的张友渔曾说：“社论（即社评）者，代表报社之意见，对于时事，有所解释、批判及主张，以期指导读者之评论也。”成舍我极为重视《世界日报》的社评，始终掌握着报纸的言论大权，“他的主张就是报的主张，他的言论方针就是报的言论方针。”初创时期报纸的社评，大多是成舍我亲自操刀，用“舍我”、“百忧”、“大哀”等笔名署名发表。如果请人撰写，他事先也要交代内容、观点，写成后再经他修改审定发排。他离社期间，报纸便很少刊登社评，偶尔有一两篇应景文章，也是经他指定的人审核发表的。《世界日报》复刊后，加重了社评的分量，几乎每天一篇，对军政要闻进行评论。这一时期《世界日报》的社评，均不署名，成舍我也写，但较战前为少，主要由总主笔朱沛人撰稿审稿，社评委员王聿修、楼邦彦、王铁崖、贺子远也参与撰写。不过，只要成舍我人在报社，社评必经他审定发排，则是无疑的。因此，从复刊后《世界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评，可以窥见这份报纸和它的主人成舍我战后的政治倾向，对国家前途、国共内战的立场与态度。
（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
成舍我为《世界日报》所写的长篇复刊辞，再次声明《世界日报》是站在国民立场、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为了表明为人民代言的办报宗旨，他还让报社员工在办公楼内高挂“人民喉舌”的大字条幅。八年抗战，山河破碎，民生困厄，国家需复元气，人民渴望和平。因此，以国家、人民的名义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自然成为复刊后《世界日报》社评的总基调。
岂傍他人论短长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举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由于一些问题当时没有达成协议，需要继续会谈。《世界日报》发表社评说：“中国内政问题，要让中国全体老百姓来谈判，不能听凭国共两党偷偷摸摸，讨价还价……其实人民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复员；国家只有一条出路——和平统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民要和平，绝对反对暂时的和平。”社评最后写道：“事急矣，时迫矣，不要再秘密谈判了，让国民作最后的裁判吧！”《反对国共两党秘密谈判》，1945年11月27日《世界日报》社评。随后又发表社评：“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绝不仅是一部分人的中国。无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或其他各党各派也好，如果你们能符合我们要求，谁执政也受我们的拥护；否则，谁来也要被我们打倒。现在不是你们欺骗人民，专说漂亮话的时候了，我们要集中力量来监视你们的行动。”《再不能袖手旁观》，1945年12月25日《世界日报》社评。
1947年元旦，国共两党都发表了新年文告。次日，《世界日报》发表《使人失望的国共文告》社评：
我们深切期盼，转入了三十六年的中华民国，应该否极泰来。然而不幸得很，在我们读过造成去年四亿五千万人民灾难的两大主角国民党共产党各当局元旦文告以后，使我们一切希望，又濒幻灭。因为这些文告中，一方面只尽量推扬宪法告成的伟绩，一方面，则更强调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反美阵线，将有迅速进展。至于如何确实停止内战，平抑物价，使水深火热的老百姓，脱离苦海，早登衽席，似都已置之脑后……
我们便不能不问转入三十六年的两个大主角——国民党和共产党，你们或讲尊奉总理遗教，或讲实现民主政治，现在则一个只忙着夸扬制宪告成，一个只忙着反美运动进展，究竟你们那个是为人民？那个是为老百姓？如果都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个想再压榨人民以保持自己的政权，一个想再制造血肉世界，以遂其恐怖成功主义，你们不想想四亿五千万的善良人民终竟也会有一天起来铤而走险吗？人民在这过去一年所受的赐与已太多了，假使你们还没有完全忘记老百姓，希望从今以后，切切实实，来替老百姓解除痛苦。停止内战，平抑物价，在老百姓看来，他的需要，比制宪反美，实在要超过万倍！
陈布雷次女陈琏的结婚启事，刊登于1947年8月9日北平《世界日报》。几天后，《世界日报》获知国共正在秘密酝酿恢复谈判，并从来华调停国共争端的马歇尔特使屡传归国而迄未动身，判断美国方面对恢复和谈仍在作最后的努力。同时，因为马氏一年来的调解工作劳而无功，中国的内战和经济危机反而愈演愈烈，把整个国家逼到濒临总崩溃的边缘，美国舆论时有严正抨击美国对华政策的表示，要求美国从速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为此，《世界日报》发表社评，呼吁国共均不应坚持己见一意孤行，长期内战陷国家于万劫不复，必将遭受世界谴责国民唾弃：“总而言之，内战是中国问题的根本，如果内战一日不结束，美国甚至世界，谴责中国的舆论必将有增无已。国民政府万不可误认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确将永远不变，应善纳友邦人士的批评与诤谏，趁此宪法制订国大闭幕以后，开诚布公，尽最大可能觅取重开和平之门，千万不可固执成见各走极端，造成更严重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承认和平应由当事者双方努力始可获致，因此，我们并不忽视中共在此国庥民命已临生死存亡关头所当负担的责任，如果中共一意孤行以求一逞，也必将同样遭受人民的谴责与历史裁判。所以当此恢复和谈传说极盛之时，对于国共互让的可能性，我们是不能不寄予深切期望的！”《国共均不应坚持己见一意孤行》，1947年1月6日《世界日报》社评。
1947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恢复和谈的新方案，仍然要中共交出军队，中共当然不能接受。国民党政府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人员，限3月5日前撤返延安，美国也声明退出三人和谈小组和军调部，调处彻底失败，和谈就此终结。《世界日报》无比愤激、痛惜，以民间寓言故事中摔破“翡翠碗”的故事，比喻今日民族的大悲剧：一富翁死去，两儿子分遗产，一只价值连城的翡翠碗无法分割，敲碎后都弃之不要！“摔破‘翡翠碗’的‘不让’精神，已贯透了整个社会人心，才铸成了今日民族的大悲剧！我们要求国人绝对理智的深思一遍，这种精神充分发挥的结果是什么？是国家民族这只‘翡翠碗’碎成片段！是国家民族沦于万劫不复之境！大家要从头猛醒！”《何必摔破“翡翠碗”！》，1947年3月6日《世界日报》社评。
（二）主张走“第三条路”，实行“不流血革命”。
1947年1月13日，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一周年的日子。然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已于一周前黯然离去，国共双方考虑到宣传和责任，都不愿主动提出撤消军调部，实际上调处早已失败，军调部名存实亡。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促成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签署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根据停战令的规定，国共美三方于1946年1月13日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调停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确保停战命令有效实施。军调部下设执行小组，实地监督各种协议的执行。然而，军调部无法制止全面内战的爆发，国共美三方面都失去了继续进行战地调处的耐心。军调部工作高峰时曾下设36个执行小组，人员近万人。到1947年1月，东北及关内执行小组相继撤离，只有北平总部和长春分部还维持一定的工作和人员，军调部已是名存实亡。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结束与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之关系；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因美国退出调处而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部。当日，《世界日报》发表社评说，我们对调处失败并不感到意外，一年来对于国事的看法，虽然一方面热忱祈望国共合作能够实现，以解除眼前四亿五千万老百姓的苦痛，“但另一方面，历史和理智，使我们也确切了解，国共合作困难太多。所以我们过去，曾一再指出国共不能合作的症结所在。我们对于政治协商，既未敢妄存过高的空想，对于军事调处，也就深抱疑虑，今日调处失败，在我们并无意外之感。我们今日，只能向爱好和平，盼望中国能免于崩溃毁灭的一切善良人民和知识分子，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在此情况之下，我们是否应袖手旁观，听国共两党长期内战，至中国崩溃毁灭为止？抑或我们自己，应挺身而起，挑起这个救亡图存的重担？”回答当然是后者。社评说，中国固然非国共所专有，如果两党不能合作，则我们只有希望，不是国民党本身革新，就是共产党修正他的“暴力革命”，让任何一党，用选举票来争取他们的政权。如果这一希望再失败，我们就不得不为中国的前途，另找一条新生之路。《世界日报》找到的“新生之路”，就是过去曾提出的“第三条路”：
我们提出这一主张的理由，即是认为长期内战及政治腐败的结果，人民既不满意国民党又不满意共产党，这即是第三种力量必会逼出的客观事实。这第三条路实际上即是中国的新革命运动，而这个革命运动，因见于当前国内人民的水深火热实在不堪再经暴乱，又见于温和的同意的社会政治改革之在世界各地抬头，所以我们深愿它能运用政治竞争的方式，以大多数善良人民及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意志及舆论上的团结表现，以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统一的坦途。我们觉得这是中国唯一可以“得救”的途径，我们希望国共两党的进步分子都能参加这一运动。当然我们知道这一运动的成功，并不是短促之间可以速成的，而其前途的发展也必然会遭遇到必不可免的困难的，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却相信中国并无其他得救的途径。
马歇尔在离华声明中指出，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厥为国共双方完全以猜疑相对：“一方面共产党坚决要实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府，一方面国民党又在形式上坚决要保持一个基于三民主义的国家，所以国共的合作在根本上已难调协。”他遂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自由分子身上：“据余观察所及，此项情势之挽救，惟有使政府中之自由分子与少数党派内之优秀人物得以集合。惟此辈自由分子现仍缺乏政治权力，以实施控制之影响，余相信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此等团体，如果顺利进行工作，必可经由良好政府而达到团结之目的。”《世界日报》同意马歇尔的看法，不过认为，“现在一些投机取巧、招摇撞骗的所谓小党，实不足以当此重任”，中国的唯一希望，即在自由分子的集合与团结：“有代表真正自由分子的第三种力量产生，这即是中国的生，反之，即是中国的死。环境的险恶，已经逼得善良人民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到了为国家为自己必须团结奋起的时候了。”《调处失败后将如何——“自由分子”与“第三条路”的救国之道》，1947年1月13日《世界日报》社评。
第二天即1月14日，《世界日报》又发表社评，介绍英国工党执政下的“不流血革命”，使人民在和平中得到了社会革命的实效。社评说，当今世界，无论在政治体系、经济制度还是在思想文化上，从大的方面去观察，“显然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和英国式的社会主义两大时代主流在作着生死的斗争”。社评还认为：苏联30年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能够保障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消除贫富差别等不平等现象，但个人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受到限制，这一点不如资本主义。因此，当世的思想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途径，不能不重新予以考虑：“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能够使人民既能生活，同时又能享受充分的自由？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能避免阶级斗争的惨剧，而又使国家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实惠？即兼有共产主义及自由主义两者之长，而避免两者之短。”社评认为，现在英国式的温和社会主义，可以说就是纠正了共产主义矫枉过正的毛病，而另辟出了一条新的途径。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后所施行的改革运动，说明这条路是行得通的，有最大成功的可能性。所以，这篇社评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英国优良的政治精神，通过立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我们国家正陷入政党武装斗争的泥沼中，你冲我杀，纠缠不清，国家快被打到山穷水尽，人民已被打得奄奄一息。如果再继续的打下去，国脉民命，只有被打断了事。我们一向以为共产党到处烧杀，极尽破坏之能事的作风，不是中国所需要，而国民党的颟顸保守，腐败无能，如果不彻底革新，我们也很难寄以任何期望。因此我们曾一再著论指出‘为了国家真正的新生我们不能不把希望寄托在国共两党之外’，即是希望未来的政治能够超越国共两党各走极端的政策而采行中道。这个‘中道’才是今日中国善良的人民和一切具有正义感的自由分子所应走的路线。英国这种经济的改革运动，正是一个走‘中道’的很好榜样。”《工党政府下“英国不流血革命”——人民在和平中得到社会革命的实效！》，1947年1月14日《世界日报》社评。2月26日，《世界日报》又发表伍启元撰写的专论《英国的“不流血革命”》，评介英国工党由国有方法达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
在国共之外寻求“第三条路”，使中国通过温和改良而非流血革命，走上平等、民主、自由之途，是当时民间报人、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一种愿望，不仅仅是《世界日报》如此，《大公报》、《观察》等民间报刊都有过同样主张。但是，政治传统中缺乏容忍、协商精神的中国，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的，大局的底定，非经过武力决出胜负不可。在非此即彼的历史关头，国共双方都不允许自由知识分子走“第三条路”，1947年11月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而无奈解散，便是明证。
（三）对国民党之批评。
《世界日报》认为，缔造民国、抗战建国的国民党，其政治合法性不成问题，“无如国民党自己不争气，内部既派别纷歧，自加戕贼，政治又贪污腐败，寡效无能。因此，胜利以来，遂在国人指摘友邦诟病之下，而信誉全失……过去年余，不思努力革新政治，提高效率，促进建设，安定民生，而一天天在粉饰掩盖上做工夫，希望拿一面民主招牌边谈边打来杜塞反对者悠悠之口，同时又想藉这一个招牌来换取友邦的谅解，而获取其援助。不料弄巧成拙，协商成为内乱的藉口，民主扰攘了一年多，不但没有解决一个问题，而一切问题反都因而加速地恶化。”《和平非空口呼吁所能实现》，1947年2月7日《世界日报》社评。1947年初，为了摆出民主姿态，争取舆论民心，国民党终于决定改组政府，民社、青年两党也跃跃欲试，准备“入阁”。对于这一众目睽睽的政治问题，《世界日报》说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从政府的角度看，它是改组政府，而从民社青年两党的角度看，它是参加政府；但假如政府对于改组政府一事并无真正的扩大政治基础的诚意，同时民社青年两党对于参加政府一事亦不具有光明正大的态度，那么从老百姓的角度看，那无疑是朝野各政党在玩着分赃的把戏！”“归根的说，我们老百姓的期望是很单纯的：改组政府必须政府具有诚意，参加政府必须参加的政党态度光明正大，我们所最不愿意看的却只是一曲分赃的把戏！”《三种不同的看法——政府看是改组民青两党看是参加老百姓看是分赃》，1947年4月15日《世界日报》社评。1947年4月16日，蒋介石与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曾琦、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共同签署“新政府施政方针”——《共同施政纲领》。4月18日，亦即国民政府奠都南京20周年纪念日，新国府委员发表，国府改组告一段落。当日，《世界日报》的社评说，从今天起，将是自训政到宪政的一座桥梁；我们虽不敢断言今天一定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但是十二万分地希望今天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不过，社评对《共同施政纲领》感到失望，认为它们大多是旧调重谈。《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中国政治从此好转抑或更坏国民青年民社三党应以今后政绩听候国民公判》，1947年4月18日《世界日报》社评。4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行政院组成人员名单，新任行政院长张群发表就职广播。第二天，《世界日报》发表《失望乎？绝望乎？——全国人民读新政府名单及张群广播应有的惊疑》社评：“今天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他们一起床，睁开眼睛，看看改组后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行政院全部名单，再看看新任行政院长张群的就职广播，他们心理上，将会有何种反应？胜利以来，国民党天天高叫着‘还政于民’，尤其最近，什么民社党青年党，也在锣鼓喧天，大凑热闹，仿佛一场好戏，即将登台，不料戏幕掀开庸俗丑恶，依然如故，丝毫不足以使人兴奋。论人选，除了青年民社两党几个升官发财新面孔外，其余多仍是许多年来只知做官不知做事的若干党棍、财阀、政客、官僚，他们既然负了过去许多年的政治责任，没有弄好，一塌糊涂，现在是否换一个名义，搬一搬铺位，就马上会有奇迹出现？至于张群的就职广播空洞浮滑，更是不知所云。如果这样人物，这样作风，就可以将眼前不可终日的天大危机，轻轻度过，那真是梦呓妄想。既然如此，则老百姓今天所感到的痛切失望，自属不言而喻。”
政府如此改组，的确不会带来什么奇迹，物价攀升，战火更旺，全国流行着一种“死不瞑目、活又不成”的普遍感受。《世界日报》呼吁：“政府不能再继续无能下去，也不能再继续愚蠢下去！老百姓要生活，政府却不给他们生活的保障，老百姓要安定，1947年2月15日北平《世界日报》二版头条“立委参政员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新闻。政府却不给他们安定的环境，试问：政府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呢？”“什么试行责任行政院制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我们要求在人民没有自己产生政府以前，政府要对人民负一个起码限度的责任，即予人民以生活的保障和安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活下去。”《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1947年5月6日《世界日报》社评。
根据“制宪国大”的决议，在《中华民国宪法》生效之日即1947年12月25日前，要进行全国普选，完成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国民党为了所谓的“还政于民”，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在1947年夏即开始部署全国普选。内战正酣而谈普选、行宪，《世界日报》讽刺国民党是在创造“奇迹”：“正好像过去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是一句大话，眼前的‘一面内战，一面行宪’也实在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在武装的政治斗争问题没有合理获得解决以前，而谈全国普选与开始行宪，真是令人欲哭无泪，欲笑不得！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又蹈了民初制宪失败的覆辙，那么历史的巨轮似乎总是在往回转，什么时候才会是我们的明天呢？”《普选果能如期举行吗？——“一面内战，一面行宪”的奇迹正在创造中》，1947年6月10日《世界日报》社评。《世界日报》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如期进行普选，无非是怕盟邦指责中国不民主，怕共产党骂国民党继续独裁。但是这样“霸王硬上弓”，结果换来的可能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的假民主。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截痛快，立即宣布全国普选暂缓举行，先从起码的“廉能政治”着手，努力实行彻底革新。《我们不需要空招牌假民主》，1947年8月25日《世界日报》社评。
召开“制宪国大”，改组国民政府，举行全国普选，是国民党在战后重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举措。政府改组完成之后，蒋介石曾言，这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件大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质上并不情愿放弃一党独裁，推行“民主”政治乃迫于盟邦及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合法”手段孤立共产党，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训政向宪政的过渡中，国民党当局措置乖谬，笑话百出，图虚名而招实祸。《世界日报》对国民党奉为自救灵丹的政府改组、普选行宪，进行了无情嘲讽和尖锐批评，显示了民间报纸无畏敢言的道德勇气。
不过，《世界日报》批评国民党贪污腐败，颟顸庸顽，是希望它能够自我整肃，通过“再革命”而走向新生。1947年3月16日至25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世界日报》分别在大会开幕日和闭幕日，发表了《要把握此最后机会》、《走向新生抑走向毁灭》社评，规劝国民党彻底觉悟，不拖不骗，立即作出抉择革新政治，不要成为流血革命的对象。其间，胡宗南率大军占领延安，国民党上下一片亢奋。《世界日报》提醒国民党不要头脑发昏，走上迷信武力解决国内政治之路，而忽视内部的改造与新生：“国民党真正永久的胜利，应在政治而不在军事。两周以来，由于延安的收复，引起了国民党主观上的一些兴奋。我们觉得这个兴奋并不过分，因为至少在今天言，国共两党乃是完全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地位，那么由于共产党之遭受打击而高兴，这在国民党自是当然之事。但我们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却希望这个高兴不会引起国民党自身的错觉。如果国民党过于高估了收复延安的重要性，如果国民党因此而走上迷信武力解决之路，如果国民党以军事的向外发展而忽略了内部的改造与新生，则延安的收复不特不能动摇共产党在中国生长的政治基础，而且相反的因军事成绩引起的这种错觉，必会更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溃烂程度。”“而反观国民党的现政权，却仍然迷恋于对‘外在延安’的斗争，而对于党治下的政治腐恶，则大有视为‘次要’之态度，殊不知这‘内在的延安’对于国民党政治前途的破坏力，实更比中共外在的破坏力可怕百倍！何时攻克这‘内在的延安’呢？国民党的智慧如果不能答复这一问题，那就只有让历史给我们记录了！”《必先整肃内部才可消除外敌——国民党战胜中共在政治不在军事》，1947年4月2日《世界日报》社评。
1947年7月6日，蒋介石于“七七”抗战10周年前夕，向全国广播《戡乱总动员令》。第二天，《世界日报》发表《振奋人心与“再革命”》社评，告诫国民党如不彻底整肃国政，即将无法应付另一“七七”的来临：“我们今后是否仍能把握着抗战期间，全国一致，目标单纯的两大特点？在蒋主席昨晚广播中，要求全国人民，明辨是非，而我全国人民所要求于政府的，就是政府如何能澄清现局，齐一步伐，整肃国政，安定民生。实行‘再革命’给我们一个确确实实，明辨是非的标准……政府如不趁此时机，大刀阔斧自我革新，使举国一致，公认这样廉洁忠贞的政府，是值得举国一致的拥戴，则无论如何无法振奋人心，也更无法完成统一，争取真正最后之胜利。”同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开幕。这是国民党为“戡乱”大业，调整组织，实行党团合并，统一“戡乱”意志的大会。《世界日报》在大会开幕当日，发表了《团结始可制“敌”，分裂等于自杀》的社评。蒋介石在会上痛心地说，国民党内部，权利人人要享，责任无人负担；甚至为私人权利，以致对同志斗争，比对共产党还激烈。他痛切训示国民党员：“丧失信息，将来只有束手待毙；长此衰颓，即无共党亦必灭亡。”《世界日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蒋总裁的训示，对时局是如何焦虑，对干部的指责与期望是如何沉痛而殷切，国民党人应该有所感动，知所奋勉。《国民党人应该有所感动》，1947年9月12日《世界日报》社评。1948年4月19日，蒋介石被“行宪国大”选举为“大总统”。当日，《世界日报》以《为天下得人庆》的大字标题，登出蒋当选的消息，并发表《所祈望于蒋先生者》社评说：“国家局势愈艰危，需要领袖愈迫切。目前挽救危局的第一要着，即首在树立纲纪，纠正颓风。”总统、副总统选出之后，行政院长之位竞争激烈，“新内阁”面临难产。《世界日报》发表社评，劝解国民党人应重视对国家的责任，不要再在人事派系上闹别扭，以免消耗力量，浪费光阴。5月25日，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世界日报》发表社评为翁捧场，并劝翁：“不可因延揽阁员，困派系斗争的混场，应该以最大努力，来减轻人民生活的痛苦。”“国民党并非无人才，但宜团结；时局并非无办法，但要肯干。”但是，“行宪”政府对时局并无良策，军事败退，物价飞腾，总崩溃已成定局。即使到了如此地步，《世界日报》还在盼望着国民党进行改革，取得成功：“我们要国民党走入大民主正轨，要中国避免流血革命，就不能不盼望彻底改革，并取得成功。”《我们关心国民党的改革》，1948年8月30日《世界日报》社评。
（四）对共产党之批评。
对于“争斗”的另一方——共产党，《世界日报》当然也毫不留情地予以谴责、抨击。1946年7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8月22日，《世界日报》发表《大家都有眼睛——必须认清事实，判定谁是内战的罪魁》社评，暗指共产党是发动内战的“罪魁”。同年“双十节”社评，《世界日报》污蔑共产党所号召的民国，是“演尽烧杀劫掠的中华匪国”：“挂了三十五年的‘中华民国’的招牌，到今天还是一塌糊涂，所出现于老百姓眼前的，虽俨然有着两个壁垒，都以民国为号召，但一方面是充满贪污腐败的中华官国；一方面是演尽烧杀劫掠的中华匪国。老百姓宛转呻吟于这两个壁垒的重压之下，救死不遑。至于真正‘民国’在哪里，我们确十分惶愧无从作答。”《“官国”“匪国”与“民国”》，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社评。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依然采取边谈边打，打打谈谈的手法。1946年11月“制宪国大”开幕后，国共关系实际上已无转圜余地，内战也正在大规模进行。国民党为了显示和平民主姿态，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又向共产党发起新一轮和平攻势。1947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声称：“政府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仍然要一秉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方针，如果有任何机会，政府的政治解决能够实现，政府决不放弃那种机会。”但是，由于国共双方各自提出的和谈条件相距太远，根本就无法坐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1月29日，美国继召回总统特使马歇尔元帅后，又宣布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
1947年1月30日北平《世界日报》二版头条关于和谈最终破裂的新闻。国共关系最终破裂，中国的未来只能由战场胜负来决定了。次日，《世界日报》刊登头条新闻《中共再拒绝政府新方案和谈之门终于关闭！》，并发表社评，把美国抽身而退的责任推诿于共产党一方，说什么西洋政治家遇到了中国心口不一的政客和党棍，徒唤奈何：“在政治上则一幕一幕的复演谈判、协议、推翻、吵闹、重谈判等等周而复始的滑稽剧，直演到国大召开代表撤退而后已。故一年以来，马歇尔个人虽已舌敝唇焦，而当事者尤其是中共则在层出不穷地改变花样，千方百计地以玩弄困窘这位焦急万状的和事老人，最后再向他的脸上丢上一把污泥，加以种种的污蔑，使他知难扫兴而退。”《和平结束内战扩大——在美国退出调解以后我们应否即坐待中国为党争所毁灭》，1947年1月30日《世界日报》社评。
《世界日报》还多次发表社评，指责中共军队不管人民死活，以拆路掘堤为唯一战略，讥讽这是中共军队的“一贯作风”，建议国民党政府“与其无把握确保安全，则何苦昼修夜拆，为共军白送物资”。《平津线何等重要！》，1947年2月2日《世界日报》社评；《平津线岂可听令共军一再破坏》，1947年4月13日《世界日报》社评。《有感于平保线之一再被毁》，1947年9月8日《世界日报》社评。更有甚者，《世界日报》还污蔑中共军队在河北通县“纵火焚烧”，“劫取物资”：“死伤的是老百姓生命，焚烧的是老百姓房屋，劫取的是老百姓资财，总而言之，共军的收获，只是老百姓的血和汗。”《要保障一百七十万市民的安全——有感于通县之“事出仓促”》，1947年2月11日《世界日报》社评。
《世界日报》既然反对内战，主张“不流血革命”，对武装斗争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批评和规劝，也就不足为怪。但是两相对比，《世界日报》对国共两党的立场、态度显然是不够公正，有所偏袒的：批评国民党，是希望它能够自我整肃，通过“再革命”而走向新生，属于“建设性”的批评。对共产党的批评，则多是抨击责难，甚至歪曲丑诋。《世界日报》对国共双方态度不同，尤其表现在军事新闻和言论上。下面是1947年1月3日《世界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两条军事电讯：
国军已进驻大名元旦晚里应外合一举而下
“中央社郑州二日电”冀南大名，自被共军盘踞以来，对当地民众裹胁虐杀，无所不用其极，民众恨之入骨，一日晚利用共军畅乐之际，经当地民众武力，联合国军某部，里应外合，一举将共军驱出城外，国军比即入城，民众沿街欢呼，共军狼狈西窜，刻在收集残部，冀求反扑。
聊城终告陷落！城内守军已突围今可抵济
“本报济南二日下午八时三十七分专电”共军围困聊城逾年，城内守军王专员金祥部仅余千余人，经国军援救，于二日突围出城，当夜停于荏平，三日可抵济南，聊城遂终陷共军之手。
第一条是中央社关于“国军”胜利的电讯，《世界日报》既然采用，可以视为认同电文的立场。第二条是共产党军队胜利的消息，为本报专电。如此一对比，《世界日报》对国共双方的立场、态度，不言自明。检阅《世界日报》这一时期的军事报道，对“共军”多用“犯”、“袭”、“陷”等词语，而对国军则用“克”、“收复”等词语。显然，《世界日报》是尊国民党政府为“正统”的。
1947年9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二版头条新闻《刘伯承部三万入大别山 嵩县情况已陷于混乱》。关于军事评论，《世界日报》也明显地偏袒“国军”，甚至为“国军”出谋划策。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接连失利，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前往调整军政机构及人事，不久发表陈诚代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世界日报》发表社评，盼望陈诚以全力抢救东北，并建议陈辞去参谋总长之职，这样可以专一责任，收效必速。《盼陈诚以全力抢救东北》，1947年9月11日《世界日报》社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从鲁西南渡过黄河，向大别山挺进。《世界日报》发表社评指出，“国军”近两个月在山东的作战已收到相当良好的战果，“从目前的形势看，主战场已不在山东，而国军的重要任务乃在如何截击流窜的共军，重点已转移到豫皖鄂边区一带地境”。社评对共产党军队“流毒四处”忧心忡忡，“极迫切的希望政府军事当局能有迅速戢止共军流窜的办法拿出来”，并建议国民党政府，除了对“共军”的军事行动之外，还要注意到行政工作、民众力量与军事的配合。《应从速戢止共军流窜——民生凋敝物资缺乏的当今中国不能再遭此普遍化的浩劫》，1947年9月16日《世界日报》社评。1947年11月12日，共产党军队占领军事重镇石家庄，“国军”在华北的形势顿时恶化。《世界日报》痛心疾首，发表社评检讨石门之役，建议“国军”今后的军事决策：“原则上必须作主动的打算，兵力上必须作经济的使用，时间上必期其迅速，行动上必求其有效。”《从石门之役论今后军事决策》，1947年11月15日《世界日报》社评。
1947年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到会致开幕词。5月22日，《世界日报》发表《参政会最后的努力》社评：“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所反对的是内战和分裂；我们所要求的是和平与统一。从蒋主席的演讲辞，我们看到内战与分裂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又看到和平与统一不能实现的原因。但是我们尚不能完全悲观，因为我们还看到政府在过去曾‘以百折不懈的决心，求和平统一的实现。’而在现在‘仍然维持中共问题以政治解决的基本方针’。我们对于共产党，只是希望其放弃以武力夺取政权的企图，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交通。只要他们以事实表示其诚意，政府无时不企求和平，自可用政治方法谋求解决，解民于倒悬，这是政府方面的态度，也是政府的主张。”《世界日报》如此立论，岂止是有所偏袒，而是完全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来训诫共产党，难怪有人说这篇社评，不像是自称“超然”的《世界日报》的社评，而应该是国民党党报的社评。事实上，如上所述，《世界日报》复刊后有关国共问题的社评，不少都存在这一问题。
由此看来，北平解放后，共产党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将《世界日报》定性为“恶迹昭彰”的“反革命报纸”予以查封，并非信口雌黄，乱扣“帽子”，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成舍我及其《世界日报》在国共问题上，为什么要放弃民间报人、报纸应该具有的中立立场与公正态度，偏袒国民党，甚至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放言论事？吴范寰指出，成舍我后期已投身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凭借统治势力搞中国新闻公司，一切言论方针都通过陶希圣或陈训悆向陈布雷请示，所以《世界日报》的立场是拥蒋反共，其言论主张已和《中央日报》相差不远；但为了维持民营幌子，表面上仍作出中立姿态，对国民党政府的评论有时也带点讽刺意味。
吴范寰是从经济、政治功利主义来解释成舍我的动机的。成舍我青年创业，阅历极其丰富，当然懂得“朝中有人好办事”之理，借助当权者支持来壮大自己的事业，这种意图应该是有的。不过，根据成舍我的性格，他不大会以丧失自己的立场、态度为代价，换取事业的发达。否则，在内战局势已经极不利于国民党一方时，成舍我及《世界日报》依然拥蒋反共就无法解释。另一方面，说成舍我后期已投身国民党统治集团，恐怕也未必尽然。成舍我与国民党新闻宣传方面的要人程沧波、萧同兹、陈训悆等私交甚笃，也曾膺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委员等“民意”代表，但他始终没有出任过国民党政府官职。成舍我在战后与国民党方面的关系愈拉愈紧是事实，说他已投身国民党统治集团，则有点言过其实。《世界日报》在内战中拥蒋反共，丧失中立立场与公正态度，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老板成舍我在政治信仰上不认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并责成新闻媒体一律称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共匪”。但是，《世界日报》一般不使用“共匪”一词，而仍称作“共党”、“共军”，至少在形式上守住了民营报纸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