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浦熙修等南京社同人被捕前后，陈铭德、邓季惺从朋友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决定在立法院休会后即着手逮捕反对派立委，邓季惺的名字已列在黑名单内。“蒋王朝”中还有人主张把他们二人逮捕，交“特种刑事法庭”治罪。
事已至此，陈铭德、邓季惺才对蒋政权彻底绝望。1948年10月，在黄苗子的帮助下，邓季惺化名乘机从南京逃到香港。陈铭德则继续留下来，部署各社做好应变准备。12月，蒋王朝崩溃已成定局，国民党中宣部钦派的上海社总编辑王健民，建议陈铭德将《新民报》南京社全部设备迁往台湾，或者借给他，由他负责运到台湾，出版《新民报》台湾版，遭到陈铭德的断然拒绝。实际上，南京社被封后，陈铭德、邓季惺不但将原来租赁的社址买了下来，还搞到了一张《江南晚报》的登记证，暂时出版《江南晚报》，等待光明的来临。各社部署妥当之后，陈铭德于12月底也化名出走香港。
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担任“代理总统”。李宗仁“履任”后，或是为了酬答自己竞选副总统时《新民报》的捧场，或是为了显示“民主”，特许《新民报》南京版复刊，甚至表示可以贷款。远在香港的陈铭德夫妇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李宗仁政权软弱无力，不足为恃，遂电告留守南京的同人：“复刊事须从缓议。一切等大局安定，我们回来后重作打算。”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已经和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夏衍的肯定答复：解放后新政权仍然允许私人报纸出版。
老板做不成了夏衍的话无疑使陈铭德夫妇吃了定心丸。他们也自认为《新民报》不同于另一家民间报纸《大公报》。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评，呼吁共产党要“政争”不要“兵争”，指责共产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驱使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打头阵，遭到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的严词批驳，称《大公报》对蒋政权一贯“小骂大帮忙”，其社评作者是“法西斯的有力帮凶”。《新民报》虽然也发表过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社评，但总体上是“中间偏左”的。况且，陈铭德、邓季惺及《新民报》的一些骨干，有的与中共要人私交颇好，有的本来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浦熙修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及董必武的私交自不待言，陈铭德在重庆时期也与周恩来多有往还，邓季惺有三个弟弟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赵超构则深受毛泽东的赏识。1944年初夏，国民党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赵超构代表《新民报》参与其中。他将延安见闻整理成十多万字的通讯，命名为《延安一月》，同时在《新民报》重庆、成都两版连载，引起读者强烈反响，使国统区人民对神秘的革命圣地的人与事，有了系统、客观的了解。在《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一文中，赵超构对延安共产党领袖的描写，细腻传神，别具一格：
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毛泽东后来曾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毛泽东对赵超构的印象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两人建立了很特殊的个人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一次经过上海，在稍事逗留的几个小时里，很想到《新民晚报》见见赵超构，碰巧他外出不在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破天荒地广播了一则寻人启事，内容是“请赵超构同志听到广播后，立即到《新民晚报》报社去，有紧急事宜”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毛泽东的诗词，也是通过《新民报》首次发表的。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刊登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并加了编者按：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尽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共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山河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欠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润之氏能诗词似渺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这是毛泽东的诗词第一次公开刊布。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翩然到渝”，与蒋介石握手言和，《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特撰社评，激动不已，“为今日的中国人民，真是光荣极了！”《毛泽东先生来了！》，1945年8月29日重庆《大公报》社评。在“双十协定”签订、毛泽东返回延安之后，《新民报》又发表其诗词，使国人知道共产党领袖还有文采风流的一面，这等于替共产党做了最好的宣传。《沁园春·雪》发表后，国民党组织一帮文人墨客进行所谓的“唱和”，“欲与毛公共比高”，结果风调、文情和气魄均不及毛作，只好作罢。
如此看来，《新民报》在新政权下继续出版是不成问题的，身在香港的陈铭德夫妇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此时，香港聚集了大批进步的文化人，上海社的赵超构、北平社的钱家瑞等同人也先后逃难来港。陈铭德、邓季惺与这些同人、新朋旧交，自然少不了接谈酬酢，共话劫后余生。作为《新民报》的老板，他们念念不忘的还是报纸在解放后的发展问题。在香港，陈铭德、邓季惺开始阅读邹韬奋的著作，研究生活书店职工持股办法，招揽办报人才，为《新民报》的东山再起潜心准备着。
1949年4月中旬，在夏衍安排下，邓季惺带着吴敬琏，从香港乘船，取道天津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邓季惺离港后，陈铭德也秘密回到上海，保护《新民报》的财产，迎接上海的解放。
回到上海的陈铭德情绪颇为高昂。他虽然还为尚在蒋政权控制下的成、渝两社的安危担心，但南京版日刊已于5月下旬复刊，上海社的工作也进展顺利：国民党指派的总编辑王健民离开了报社，流亡在外的赵超构、浦熙修等人，先后回到了上海。同人中有的参军南下，有的离职他就，报社不断开欢迎会和欢送会。不管去留，大家情绪都十分高涨。置身于如此热烈的气氛中，陈铭德觉得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一番事业了。
邓季惺遇到的则是另一种情况。当她兴致勃勃地回到北平，碰到的却是令她懊丧的局面。原来，北平社已在解放军入城后成立了职工会，并发布了《本报职工会重要启事》：
一、本报职工会在2月2日职工会全体大会中正式宣告成立，当场并推选工人代表三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今后所有本报对内外一切事宜均由本执行委员会负责。
二、本报前总经理陈铭德在解放前离平他往，本报业与该报总经理完全脱离关系。
三、前本报经理张恨水、代经理曹仲英前后解除职务。
特此郑重声明。
这就是说，北平社已经不再属陈铭德、邓季惺所有了！邓季惺看到这则启事后勃然大怒，骂代经理曹仲英“软骨头”（张恨水于1948年12月离开《新民报》，北平社经理由曹仲英代理），即刻找新政权领导讨说法。以往《新民报》遇到过不去的坎儿，陈铭德总要请托说项，力求化解。唯独这一次，他对夫人的激烈反应不以为然，反而在上海大读《七剑十三侠》。他说：“到了新社会，风气一新，只要对于变革现实的有志之士，都有充分发抒聪明才智的可能，新社会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的事业，要是对人民有利，人民会需要我们并帮助我们发展，用不着我们磕头；要是对人民不利，人民干脆也不要我们，磕头也无所用。”
7月12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宴招待新闻界朋友，集中回答多次要求见他但一直没有工夫接见的新闻界朋友们提出的问题。邓季惺受邀参加了这次宴会。她向周恩来诉说了《新民报》北平社的遭遇，提出民间报要不要办、怎么办等种种疑问。周恩来回答说，民间报纸肯定要办，至于《新民报》等民间报纸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他交给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具体负责。胡乔木后来在燕园临湖轩开过一次新闻界座谈会，对大家进行安抚。
实际上，在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就召集过夏衍等南下接管干部谈话，针对报纸工作予以指示。周恩来说，共产党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像北平、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按解放前那样办当然不行，办成解放区那样读者也不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民办报纸，像《大公报》、《申报》、《新闻报》、《新民报》，以及党领导的外围报纸，是一个相当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中央的初步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
《新民报》虽然得到中共高层的允许可以继续办下去，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曾经的报业老板，现在却被视为剥削者、寄生虫，失去了对报社的领导权。邓季惺想把浦熙修安排到北平社，却遭到报社工会一些人的反对，加上其他原因，浦熙修离开《新民报》去了《文汇报》。1949年3月赵超构从香港到北平后，陈铭德、邓季惺想让他负责北平社的工作，但北平社的一些人不能容他。陈、邓二人隐约意识到，对于自己创办起来的事业，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完全当家作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