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向左走向右走:一九四九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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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青春作伴好还乡

土地与时代的儿子

“他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了战场”

《抗战画史》足千秋

桃花扇底送南朝

“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

乌鹊南飞,何枝可依

“我决定收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秘密信使,爱国书生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条款。消息传来,举国若狂。国人八年来的痛楚悲辛,压抑忍耐,坚毅不屈,憧憬期盼,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所激荡,一下子迸发出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战地记者)曹聚仁,记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上,千千万万给八年抗战折磨得太够了的国人,每一角落上都在以狂热的情绪,迎接这最后胜利的消息。每一新闻记者的笔尖,都给太兴奋的热情堵住了,好似非到街上去叫喊一番不可。《前线日报》是在偏僻的铅山城外,所有工作人员,除了电台的报务员,拿着种种不同的乐器:脸盆、大鼓、铜锣,到城中乱敲乱喊一阵。从铅山喊到河口,直喊到天亮。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他断断续续地把消息报告了,就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是时收音机中送出重庆街上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盟友的“顶好”声,复闻万众合呼的“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之声。

这一天,曹聚仁正在赣东北乐平县的临时家中。抗战期间,皖南和赣东北是敌军炮火所不及的“死角”,一直比较安全。1945年那一年,他把家安在乐平,自己则往来于铅山(第三战区司令部长官部所在地)与乐平之间,像钟摆似的,不停地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游走。美军向广岛投原子弹那天,《乐平日报》收到了一条五六十字的中央社电讯,报道广岛全城被炸,死伤17万人。编辑部众人都看不懂这条新闻,乐平县长也疑惑不解,就向曹聚仁咨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在总理纪念周上讲了一次铀原子分裂的经过,并断定三天之内日本必然投降,提醒报社中人时刻注意收听电讯。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曹聚仁走上街头,汇入游行的人流,和乐平民众一起庆祝这期盼已久的胜利。游行归来,他仍然亢奋不已,难于入眠,就和妻子邓珂云秉烛夜谈。他喋喋不休地向妻子描述不知讲过多少次的战后蓝图:要做现代的徐霞客,重作战地旅行,搜集资料,写一部最完备的中国抗战史;周游全国,在各地做通俗的科学演讲,帮助百姓认清现代战争的特性。

青春作伴好还乡乐平地僻,为了采写到重要新闻,曹聚仁急忙往浙赣线上的上饶赶。到了鹰潭,得知中日商洽投降事宜的地点,指定在江西玉山。曹聚仁等一帮记者赶到玉山,才知道那里的机场跑道还没有修好,不便于大型军机降落,当局已决定改用江西南城机场。可是等到他们赶到南城,又扑了一个空,最后决定在湖南芷江洽降了。在胜利之初,身为记者的曹聚仁就这样往来奔走,到处追寻着洽降的地点。

经过协商,东南地区由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接受日军的投降。第三战区决定9月21日在杭州举行受降典礼。曹聚仁得设法尽快赶到杭州,一是能够参加受降典礼,二是为了出版《前线日报》上海版。

《前线日报》1938年10月1日创刊于皖南的屯溪。抗战爆发后,各战区都配备出版《阵中日报》,其性质属于政治部系统的宣传刊物。各地本来出版有属于军方系统的《扫荡报》,《阵中日报》只能算是临时性报刊。各战区的《阵中日报》都先后消亡,唯独第三战区改出《前线日报》,独树一帜,可以和《扫荡报》并驾齐驱。

《前线日报》在屯溪创刊不久即崭露头角,半年后迁到江西上饶,在浙赣线上和CC系的《东南日报》平分秋色,让《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惊羡不已。后来日寇窜扰浙赣线,《前线日报》从上饶迁到福建建阳,最后又从建阳迁回铅山。抗战期间,《前线日报》是赣东北唯一销行的报纸,曹聚仁称其为“东南战区孕育长成的奇迹”。

《前线日报》能够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中生长起来,当然离不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支持。就办报事务而言,则归功于社长马树礼、总编辑宦乡和副社长邢颂文这“三剑客”的苦心经营。马树礼对新闻业有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与顾祝同乃江苏安东(今涟水)小同乡,顾对他信任有加:“顾将军有一个特点,即是不把报刊当作自己的宣传工具,可以让马兄放手去做。”宦乡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读的是工程专业,却有编写长才,是新闻界的后起之秀。邢颂文则是一个最适当的事务人才,能够应付复杂的环境。在马树礼等人的经营下,《前线日报》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份报纸,除了日报以外,还拥有周刊、通讯社、出版社、书店、造纸厂及苏皖学院、中国建设社等一整套文化机构。

1944年是中国抗战军事上最黑暗的一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在湘桂线上连陷长沙、衡阳、柳州、桂林等名城,陪都重庆为之震动。但大家都相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胜利一定会到来,大后方的文化人,都在筹谋着胜利后的远大计划。向中国新闻事业的“罗马”——上海望平街进军,是每一个报人的梦想,马树礼更是心向往之。1945初,曹聚仁与马树礼在重庆不期相遇。马树礼当时正在进行去美国的计划。两人一见面,马树礼几乎必向曹聚仁描绘战后《前线日报》的愿景:希望《前线日报》能够像《大公报》那样获得20万美金的官价外汇,他就可以拿着这笔钱到加拿大订购到足够三四年敷用的白报纸;到美国后,和那些新闻托拉斯取得联系,只要拆运一家第二流报馆的印刷机件回来,就够在中国“大闹天宫”了。抗战胜利后《前线日报》移上海出版,肯定会异军突起,一下子就可以压倒《新闻报》、《申报》那几家老爷报馆。马树礼理想中的《前线日报》,还是小型四开报纸,平时出16张,和伦敦《每日镜报》一样每日有两张画报,星期日增加16份周刊,出32张。他还邀请曹聚仁到时候来主持这16份周刊。其实,曹聚仁当时也有一个私人的计划:“首先联络全国各大城市的民间报纸,成立中国联合通讯社,以报社为基本会员,彼此在发行、采访、电讯上通力合作。这样,一个民间通讯社,就可以和中央社去争一日之长了。”同时,他还计划建一个全国性的报刊发行网,带着这份网向望平街进军,“要望平街看我们的颜色”。

到了胜利在望的1945年春,《前线日报》的“三剑客”已经开始做“抢滩”上海的准备:社长马树礼到重庆去推动他的战后扩张计划,总编辑宦乡、副社长邢颂文就在铅山整合手下那一支文化部队,作种种开拔的安排。他们邀请曹聚仁来主持《前线周报》,也是为了日后在上海打开局面做预演。

曹聚仁本以为抗战胜利后,自己可以在新闻界施展拳脚,打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谁知日本一投降,为共同抵御外侮而结盟的国共两党,隐藏的矛盾顿时显露出来。芷江洽降议定:日本投降后,日军有守城之责,等待中国军队前来接管。但是,日军在华最高军事长官冈村宁次偏向国军,而抗战期间周佛海就曾经到过上饶,与第三战区暗通款曲。“这样一来,伪军、日军倒成为国军的友军;国军的友军新四军,事实上却成为国军与日军的共同敌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虽然已被军事委员会取消了番号,但是却在苏南发展壮大。苏北的淮阴,俨然成为中共新政权的中心,和国民党南京政权隔江相对。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派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到苏联,签订了出卖中国权益的《中苏三十年友好条约》,苏联答应把关外还给中国,而且只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蒋氏政令可以行到关外,“暗中踢了毛泽东一脚”。所以,抗战军事一终了,曹聚仁这个中央社战地记者的处境,便立刻复杂起来:“作为战地记者,中央社可以容许我这个并无政治关系的人工作着的,最主要的,还在社长萧同兹先生的大度包容。一旦投入了国内政治斗争的新圈子中去,我立刻就碰上了难以自处的复杂环境了。”

《前线日报》内部的问题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共有意要争取社内的那几位负责人。马树礼与顾祝同有同乡之谊,还不致被渗透。对现状不满、又目睹旧军人腐败的宦乡,想摆脱与第三战区的依附关系,带着《前线日报》走向进步。这些不为外人道的隐情,有意无意间造成了《前线日报》内部的裂痕。这裂痕,曹聚仁也是到报社主编《前线周报》之后,才看明白的。他想调和社内的左右两种倾向,但于事无补。《前线日报》社内的裂痕,终于在一件小事上扩大了。有一天,“编余漫笔”栏目刊载了一节批评三青团的文字,引起三青团团员的恼火,《前线日报》在各地被扣留,不许发行。这节文字是一位编辑写的,只是说三青团的准官僚作风,简直要不得,除了语气比较强硬外,并没有什么大错误。但是,三青团方面却要归罪于总编辑宦乡,到处贴标语要打倒他。过了几天,《前线日报》的社论对政治部工作有所批评,竟有人到重庆告“御状”,矛头又集中到宦乡身上去。这时正巧胜利到来,宦乡就借着到上海出版《前线日报》,离开了上饶。

“羊枣事件”更增加了对《前线日报》的政治性麻烦。羊枣,本名杨潮,湖北沔阳人。192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主持过“左联”工作。1936年6月至1939年,任塔斯社上海分社电讯翻译,同时为《世界知识》等刊物撰写军事和国际时事评论,名重一时。后去香港,用“羊枣”笔名为《星岛日报》写军事评论,与俞颂华合编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并为共产党的《华商报》写稿。1944年到福建永安,供职于美国新闻处。次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逮捕,关押在江西铅山第三战区长官部。羊枣“失踪”时,连洗换衣服都没让带。押解到铅山后,他托人带了一张字条给宦乡说:“我和你虽只是见了一次面,但是相信你会帮我一次忙;我这次匆匆离开永安,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可否请你替我设法弄一床被头,秋夜凉了,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呢!”当时宦乡已经去了上海,曹聚仁叫报社派人送了棉被去,那边却回说没有这个人。后来羊枣又被移押到杭州,因饮食不调,患上了恶性疟疾,不幸于1946年1月11日病逝。第三战区发动“皖南事变”,已为中共所仇视,现在又秘密逮捕、关押文化人,又成为中共谴责的对象。《前线日报》是第三战区办的报纸,自然无法置身事外。曹聚仁慨叹:“我们在抗战长时期,从事新闻工作,并不感到十分困难;而今战争一结束,政治所造成的困惑,却无从解消了!”

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会场全景。杭州受降在即,曹聚仁暂时抛开忧心烦虑之事,于9月15日从上饶动身,先乘火车到浙江江山县。浙赣线在抗战后期只剩下这一段能够通车,江山县以下只有走富春江水路了。17日,他才勉强找到一条又破又狭的小船,却满满挤上了18位客人。大家归心似箭,当天又突降大雨,江水暴涨,船行如飞。曹聚仁站立船头,朗声吟诵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曹聚仁平生最爱杜诗,八年战地旅行,有两部书不离行囊,一部是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另一部就是《杜工部集》。此情此景,也只有杜甫的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才能表达他的这份“奔迸式的情绪”!

9月18日清晨,小船从兰溪西门出发,中午即过严子陵七里泷,傍晚过桐庐,到窄溪才泊船上岸,这一天就走了100多公里。19日,小船一过闻家堰,就远远地望到了六和塔,接着钱江大桥的影子也渐渐地清晰起来了。“自我不见,于今八年;旧地重来,悲喜交集;我们都流出眼泪来了!”

西子湖畔这座天堂般的城市,是在1937年12月24日陷入日寇之手的。城市陷落前一天凌晨,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才沉痛地离开:“冷峭的寒风,吹着霏霏的微雨,汽车沿着湖滨驶过,零落不见一个行人。但那街头的路灯好像含着满眶热泪的眼睛,放出惨红的光圈,一明一暗地,在那里闪烁着,湖上的碧水,也像一个困苦颠连的流浪人,在那儿长吁短叹如怨如诉的悲鸣。我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号称天堂的杭州!天堂天堂,刹时就要变成地狱了!想起了天堂的快乐,便想到地狱的痛苦,不知何日可以再回到天堂哩?我是两任的西湖守主,这种景况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呵!”无限感伤之余,黄主席填了一阕《菩萨蛮》,以志不忘:

越王欲雪稽山耻,越溪送女愁西子。一步一回头,酒旗楼外楼。吴宫人已去,教训谋生聚。期以十年春,还伊湖上人。

曹聚仁是和黄绍竑同一天离开杭州的。这座城市,是曹聚仁的求学之地,也是他和青梅竹马的妻子王春翠欢度蜜月之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年曹聚仁离去杭州之时,也是“一步一回头”,依依难舍。

不过,当时大家都相信,总有一天会胜利归来的。可是,当真的踏着胜利的脚步归来,连曹聚仁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了。当时钱江大桥还不允许过船,小船就在闸口码头泊了下来。曹聚仁他们在满岸观众惊奇、欣羡的目光中上了岸,看到守卫候潮门的国军,也都显得气宇轩昂。

不料,曹聚仁到杭州的第二天,染上了恶性疟疾,寒热交作,浑身疼痛,半步不能移动。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战争结束了却突然怕起死、留恋起人世来:“我觉得中国既已有了希望了,应该让我看看盛世了!”9月21日,杭州受降这一天,他让工友安好藤椅,挣扎着坐看全副武装的国军,唱着战歌,喊着口号,踏着齐整的步伐,雄赳赳地向内西湖开去。士兵们所唱的那首战歌,歌词就是曹聚仁在1932年应国立音乐学院院长萧友梅教授所请而写的:

枪在我们的肩膀,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齐赴沙场!

渡过鸭绿江,

冲过大同江!

哈,富士山算得什么!

嘻,富士山算得什么!

我们濯足乎扶桑!

我们濯足乎扶桑!

听着这再熟悉不过的歌词和旋律,曹聚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9月23日,国民政府论功颁奖,身为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名列其中,获得云麾胜利勋章。他认为自己受之无愧,应获得这份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