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一带，流传着一种奇特的文字，仅仅在妇女中使用，当地称为“女书”或“女字”。
学术界初步认为“女书”是一种汉语方言文字，共有700左右单字，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单音节表音文字。
“女书”流行的地区奇特，历来为朝廷发配之地、北方移民避难的落脚之乡。至少在汉代，这里的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史籍记载，这一带生活过“南蛮”“莫瑶”“民瑶”“过山瑶”“平地瑶”等少数民族，还有从山东、山西等地迁徙来繁衍、生息的汉族。传说“女书”的创造者胡秀英祖籍就在山东。千百年来，民族迁徙、融合，瑶区汉化，汉人瑶化。“女书”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既交通闭塞，又与外界沟通的悠久历史的民族融合的奇特地区。
“女书”的社会功能奇特，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文字，仅局限于这一带的妇女使用。“女书”是与“男字”（当地男人使用汉字，因此称汉字为“男字”）相对而言的妇女专用文字。
基本用于记载、创作“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也有五言）诗体唱本，大多是妇女自传和妇女之间的来往信件。“女书”作品都是手抄本，有的是扇面书，有的是布帕书，较多的是配以布封面精心制作的纸书，有统一的装订式样，是作为礼品用的，如女友出嫁时赠送的“三朝书”。“女书”作品用当地的汉语方言土语演唱，其曲调和唱读法颇似过去的文人读书吟诗。通常是在农家的堂前、院落，几个姐妹聚在一起唱读，自娱自乐，是一种家庭式的歌堂文学。妇女们通过“女书”活动，互相倾诉苦难经历，传递姐妹之间的情意，相互慰藉，寄托理想。
“女书”传习方式、传承历史奇特，不是通过学校、私塾等教学形式，而是家庭式的耳濡目染式的传授。一般是长辈妇女教晚辈，或者是结拜姐妹之间边唱读、边娱乐、边传授，常常是几个女友围坐在一起，听一句唱一句，同时认字。能用“女书”创作的妇女并不多，一般是些中老年妇女，她们是当地妇女中的知识分子。饱受生活磨难的妇女，一肚子苦水要倾诉，便请精通“女书”的老年妇女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传记性的唱本形式，在姐妹聚会时唱读。“女书”文献历史很短，最多传至两代人，作为殉葬品，人死书亡。
“女书”符号形体奇特，倾斜，略呈菱形，近似“多”字形体。基本由从左上至右下走向的线条组成，有的起笔较自由地探出。
“女书”目前所记录的语言，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一种流行于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省交界地区的“土话”，是一种汉语方言。方言字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它们大多是仿借汉字构件偏旁、组合方式而成，如广州的“孭”（表示“背”的动作，从子贝声）等。这些零散的方言字，是对汉字系统的个别补充。而“女字”是一整套的方言文字，自成体系，基本能够比较完整地记录当地“土话”，不需要再临时借用汉字。
“女字”的构件偏旁，没有表意功能。它不是表意文字，完全是一种表音文字，与汉字不同。从文字发展阶段上看，“女字”已经脱离了表意阶段，越过形声字，直接跃入表音阶段。但“女字”既不同于汉字的语素——音节文字，也不同于日文假名的字母——音节文字，而是一种音符音节文字，即“女字”界于汉字与日文的中间阶段，在文字发展史上处在一种十分特殊的位置，填补了一块空白。
江永妇女字与西安半坡陶文、临潼姜案陶文、二里头文化陶文、甲骨文等古文字有相似之处。有两种可能，一是偶合，二是有亲缘关系。即便是某种偶合，也为我们探讨文字产生的一般规律提供了研究资料，可进一步探索文字产生之初的心理、手段。如果有其他佐证进一步深入研究“女书”与某些古文字有亲缘关系，即将对“女字”的渊源探究有重大突破。
自从本世纪80年代初发现女书以来，关于女书的时代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先秦六国古文字的遗留；有人说它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有人说它与考古发现的刻画符号有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