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母亲和大姨
过了一年，也就是我七岁的时候，进了小学。学的是“小小猫，跳跳跳，小小狗，叫叫叫”和“大羊大，小羊小，调只羊，跑跑跑”。不论是背书或默写，我都是很轻松的。
但是，我妈妈病了。
因为爸爸长年不在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过着孤寂的日子。她能吃苦，能劳动。生下我时，还不满月，她就敲开冰，在湾里为我洗尿布。可能是生活条件差，卫生条件差，她积下了病。但她顽强地生活着，家里、地里的活，她全干。
我的外祖父住在荆山，离李集十里路。每逢耕种的季节，他便赶着一头牛到我家来，帮助把庄稼种下去。在收割的时候，我爸爸从官山赶回来，他和我母亲一起把庄稼收下来，借一家姓贾的牲口和场院把粮食打下。而后报答这家姓贾的人家，是我母亲替他们家喂两个月的孩子。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姓贾的和我同年的孩子，从我母亲的怀里分走了我一半奶，而他的弟弟，也从我母亲身上喝了我弟弟的一半奶汁。操劳和清苦的生活，使我母亲病倒了。虽然我已懂得体贴母亲，但有时却无意地折磨了她。那是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要每个学生都统一地做一套制服，用料是灰色的“自由布”，价格是每套大洋二元。我回到家里跟妈妈要钱：“妈，要两块钱，做制服。”妈妈躺在床上，她不懂为什么要做制服：“做什么制服呀？”
“就是做裤子褂子，老师叫做的，每人交两块钱，学校给做。”
“俺不做。”
“不做，老师不愿意。”
“没有钱呀……”
我也知道家里穷，没有钱，可是不交钱，老师逼得紧，再说，全班的同学都穿制服，就我一个人不穿，也难看呀，我倚在门上哭了起来。
妈妈也哭了，她发急，要打我，可是躺在床上，无力下来。
听见我们娘儿两个都哭，我的大姨过来了一大姨听说我母亲病重，是专门从泗州赶来侍候妹妹的。“哭什么呀？”大姨扳着我的头。“做制服，老师叫拿两块钱做制服。”我边哭边说。
“做什么制服呀，这孩子真是，两块钱……唉！”我妈皱着眉。
“你上学去吧，跟先生说，俺不做。”大姨柔声地向我说。
我的头顶着门框，哭着不走。我也委屈呀，怎么就我不做制服呢？我也是个学生呀……
妈妈又气又急，不断地喘息着，要下床来打我。“快上学去吧，别晚了。”大姨一边催我，一边又把我妈按住，“不做就是了，看你急成这样干什么妈妈向床上一躺，又无声地哭了起来，我看见成串的泪顺着她的脸向耳边流。妈妈呀，我哪儿知道你的痛苦呢？你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别的孩子一样穿着整齐的制服吗？可是，你难啊！
大姨一边看看我，一边看看我妈，停了一会儿，她把我拉到院子里，从里边的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递到我脸前，小声说：“拿去吧！”
见了钱，我反而迟疑了。我看看大姨的身上，她的褂子和裤子全是补了的，再抬眼看看她的脸，她的前额上布着皱纹，两只眼红红的，因为沙眼，睫毛向内倒着，眼珠不太明亮，眼角上噙着眼泪，可她是那么慈祥。
我摇摇头，不去接那两块钱。“拿去吧！”大姨又把钱向我面前推了推。“不！”我想起大姨也不比我们富裕，这钱全靠她织发网换来的，我把钱拿走了，她用什么买丝线呢？我不想做制服了，但我又怕见老师，便说：“我不做制服了，不上学了。”
“别，别！”大姨把钱塞在我手里，“别再惹你妈生气了，快上学去吧！”大姨一边哄着，一边推着，把我送出大门。
两块银元交给了老师，我做了一套灰色自由布的学生装。
过了几天，我从学校里穿着这身制服回家，到了家门前，却不敢进门。后来是大姨看见我，把我拉进门的。她把我推到妈妈面前，让妈妈看我的新制服。我以为妈妈要打我骂我的，站在床前怯生生的。妈妈看着我，眼睛亮了亮，没打我，也没骂我，拉起我的手，呜呜地哭了。
渐渐地，妈妈的病更重了。她很瘦，两只眼睛枯陷下去，我甚至有点儿怕看她。可是妈妈却更加要看我，每逢放学的时候，她都要我到她床边站一会儿。一天傍晚，放学回到家里，见我大姨跪在门后，她面前的小方凳上放着一个香炉，香炉里插着一炷香。她见我进门来，忙拉过我，叫我也跪下。我懵懵懂懂地跪下，抬头向墙上看，见墙上贴个红纸条儿，上面写着几个字。
“磕头！”大姨向我说。我磕了个头。
大姨又说：“说，保俺妈妈平安。”我说：“保俺妈妈平安。”
大姨又叫我磕了个头，她也磕了个头，便拉我起后来，我知道这是大姨求来的什么神，让它保佑我妈妈的。
我的大姨比我妈妈大五岁，在我妈十岁时，她们的母亲死了，我的外祖父后来又续娶了一个妻子。这位续弦待前房女儿不很好，我的母亲是在我大姨照料下长大的，所以姊妹俩感情非常好。
一个晚上，我听院子里有嘤嚶的哭声，我走过去看，原来是大姨一个人在那儿啼哭。“大姨。”我低低叫了一声。大姨哭着把我揽在怀里：“你妈怕不行了，孩子，你妈是个苦命人，受了一辈子苦啊……”我也哭了，面前呈现出模糊的恐怖。不久，我父亲回家了，还来了一些人，是来给我母亲办后事的。
一个夏天的夜里，我的妈妈死了，死时只有三十四岁。
妈妈埋葬后，我大姨还在我家，她把我和弟弟的棉衣都拆洗了，又缝制起来，还给我和弟弟各做了一双鞋。
每到夜晚，我时常听到大姨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嘤嘤地啼哭。这是一个劳苦的姐姐对一个劳苦妹妹的真诚悼念。她们是我的大姨，是我的母亲。她们都姓戚，但叫什么名字呢？我全不知道。她们死后没有墓碑，但她们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三、王子敬老师
母亲去世的那年，我九岁。因为要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我和我六岁的弟弟便来到了官山镇。
官山，是比大李集更小的村镇。这里的人大多以农为生，有些间或做点手工业。这个镇有两条街，一条是东街，一条是西街。每十天要逢四次集，一、五两日在西街，三、八两日在东街。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小杂货店就开设在东街上。
官山有一所小学校，它是利用一所庙宇改建而成的。大殿以下的四间教室，分别为一、二、三、四年级，大殿里设一个补习班，是上高小课程的。我来到官山，上的是小学第五册。
当上到小学第七册的时候，因日寇侵人，学校停办，学生都失学了。
尽管家境不富裕，可是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学点知识，希望把我培养成个能写能算的人。
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原来教我们“国语”的王子敬老师，在他家里设了“私塾”，我便又进了这所塾馆。
王子敬老师的父亲考过“贡生”，所以王老师小时便跟着他父亲熟读了五经四书。又因为王老师教过“洋学”，所以在他的塾馆里，兼取了新旧两种教学方法。他把家里的三间北屋当教室，桌椅是从原来的小学校里搬来的，屋子挤满了，共装了三十多名学生。
三十多名学生，分了三种不同进度的班：一种是启蒙的，读《三字经》、《百家姓》；一种是中班，读《论语》，但不开讲；另一种是高班，除了开讲《论语》以外，还要读《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和《论说精华》等书。我是编在高班里的这个班共九个人、“教不严，师之惰”，王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严格、严肃，甚至有些严厉。学生完不成学业，他有三种惩罚的办法：一是打手心，二是扭眼皮，三是罚跪。在这三种惩罚中，同学们最害怕扭眼皮老师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学生的眼皮，用力一拧，松开手之后，眼皮上就出现个红印痕，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
是因为没学好而“吃了红鸡蛋”。
我们每天的课程大体是这样安排的：早饭前到学馆朗读和背书。早饭后，挨着班由老师讲授新课，低班和中班，由老师领读，领读数遍后，学生能复读了，即算教完。最后是给我们高班讲课。讲完课后，每个学生都写一页大仿。到了下午上学的时候，我们高班的九个人，每人写三百字小楷，每隔一天还要写一篇日记。这之后，就是全体朗读了，三十多个学生，各人念各人的，嗡嗡之声充满屋宇。
王老师的严格要求，使我们对学业谁也不敢疏忽，每天早起晚睡，生怕受到那三种惩罚。王老师打起学生来，毫不留情，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他的儿子叫王秉谟，是中班的学生。一次因为背《论语》背不下来，开始打了五手签，叫他读了后再背。在放学之前，又叫他背，还是背不下来，王老师先是在儿子头上打了两巴掌，提示了两句，儿子还是背不出，他就拿戒尺打儿子的脊背。后来儿子还是背不出，他叫儿子把外面的棉衣脱下，在他的赤背上用戒尺狠打，一戒尺下去，一道红印。王秉谟大哭大叫，最后王老师把书本一扔，叫他儿子赤着背到院子里去跪着读，什么时候会背，什么时候起来。这一天因为老师打儿子，放学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每个学生都吓得毛骨悚然。
按照科学的教学方法，体罚学生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这班学生在成年之后，又都很感激这位严师。
当然，事物都有它的两面：老师逼得太紧了，学生也产生对立情绪，不少学生在下面编着歌谣骂老师，如：
“人之初，狗爬屋，先生打，学生哭。”
“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爷越不念；只要老爷给钱使，你管老爷念不念！”
话虽如此说，不念还是不行的，在念与挨打之间，学生们当然不愿选择挨打。
四、背诵的秘诀
严师出高徒，这句话兴许有一定的道理。由于王老师的严格要求，我们的读写能力都有明显的提高。我那时十三岁，在高班里，我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当时读的《论语》虽已开讲，但听了后还是似懂非懂的。与《论语》同时进行的还有《幼学琼林》，所以每天都要死记硬背一段新书。
我很少因为背不出书来而挨打。当时的同学们都很羡慕我，说我脑子好，他们念二十遍还记不住，而我念十遍就会背了。其实，也并不是我的脑子比别人聪明，而是我有些强记的方法。
一个方法是变抽象为形象：那时镇子上每到逢集时便有说大鼓书的，放学后，只要时间能赶上，我总爱跑到书场里去听一段。在听完之后，那书里的人物，人物的行为，以及书里的唱词（鼓书是连说带唱的），我大体上都能记住，有时还模仿说书人的调子哼哼几句。为什么听一遍就能记住了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形象”在脑子里留下了印象。我们读的书全是文言文，许多字又是生字，语言既枯燥，生活又遥远，所以读起来记起来确实非常难。我接受了听鼓书的启发，在听老师讲课时，主要听他讲“故事”，只要记住是什么“事情”，那些古老的、刻板的内容，也就有些印象了。比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这些与日常口语毫不相同的语言，只要能想到一个有学问的老头子去见一个国王，国王向他问话，记起来就比较有依傍了。
另一个方法是借助于听觉：我们那个教室里共有三十多个学生，一旦朗读起来，嗡嗡然相互干扰，有时连读数遍而不知所云。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不再读了，而是集中精力听别人读。别的同学一边读着，我一边强记着，这样听一遍，有时比自己读一遍印象还深。同学们见我不读，以为我在“偷闲”，所以总感觉我读课文的次数比他们少。有一次学刘禹锡的《陋室铭》，这篇文章很短，我只在老师讲课时认真地看了几遍，尔后全是通过听同学们的朗读而默默记下来的。第二天早上背书时，我匆匆看了一遍之后，便到老师跟前无误地背了出来。这件事曾使我的同学们称“奇”。
再一个方法是靠抄写和默写：王老师很会教我们节约纸墨，每天写大楷的空行里，他都让我们写上小字。我经常利用这个机会，把当天学的新课文抄写在大楷本上。这样抄过一遍，不但练了书写，熟了生字，也非常有助于对课文的记忆。但抄写并不能证明自己已能熟记课文，要检验它，最好是默写一遍。到了学习的后期，年龄大了些，学习的自觉性和迫切性都比过去加强了。我们共学了《古文观止》中七十多篇文章，对学过的每一篇古文，我都是默写过的。我默写这些文章，有时是在课堂上，而更多的时候是在床上——即在黎明醒来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用手指在肚皮上划过的。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我在这段学习时间里，在那雄鸡报晓的时候，也是立过一点志的。
由于我背书比较得方法，再加上确实也用过些功，所以我的背诵在全班是数得着的。头一年，我们这个班共读了《上论》、《下论》、《中庸》、《大学》、（（幼学琼林》（一、二册），还学了一本《常用尺牍》，在年终“包本”的时候，我把七本书捧在老师的案头，老师提到哪里，我能背到哪里。由于我能背诵如流，连十分严厉的王老师也是以笑脸相赞许的。
事后看来，那时的背诵还是属于不大理解的死记硬背。但这对我后来的学习很起作用。当我后来在部队当文化教员时，再重新学习这些文章，便方便得多了。记得我在一期教师训练班上课时，由于我在课堂上朗朗地成篇成段地背诵一些古文，使得那些未来的教师们也都十分称羡。
五、写日记的秘诀
虽然我们读的是“私塾”，但也按“星期”安排课程。每星期五的下午，是我们的作文课。同学们大都怕作文，每到星期五，不少人都说“愁人鬼来了”。
我不大害怕作文，因为作文是老师出题目，只要有题目，我就可以根据老师的意图较顺利地写出来。我害怕的倒是每隔一天的日记，因为日记是要自己选题目的。我们生活在乡下的小孩子，接触事物非常少非常少的，哪有什么东西供自己记呢？所以我在写日记时，发生过不少笑话。
乡下流行着一首儿歌：“小白菜呀，点点黄啊，出生两岁没有娘啊。跟着爹爹还好过呀，就怕爹爹娶晚娘啊。娶了晚娘三年整啊，生个弟弟比我强啊。他穿新来我穿旧呀，他吃肉来我喝汤呀！”根据这首儿歌，我编过一篇日记，说邻居有个男人，死了妻子，又续娶了个老婆，虐待前房生下的孩子。这样的日记，居然也能让王先生打个“良”字。
但也有写得使王老师啼笑皆非的。那是一首民谣：“乡下人，去赶集，拿着木瓜当黄梨，咬一口，
酸唧唧，拿回家哄他小二姨。”我又根据这个民谣编了一篇日记，说在逢集的时候，我见到一个乡下人，买了一个木瓜当黄梨吃了，一口咬下之后，原来是个酸的，他又舍不得丢，就拿回家哄他二姨去了。王老师在批改这篇日记时，把我叫到他跟前，问我：“这是你在街上看到的吗？”
我说：“是的。”
“伸出手来！”王老师对我也不客气了。
我只好伸出手。
啪！啪……在我手心打了五板，王老师反而笑了：“真能说瞎话，乡下人不认识木瓜和梨吗？”老师这一笑，我也忍不住了，但我不敢看老师，只好把头低下。王老师在这篇日记后边批了两个大字：“笑话！”
有时也有例外。一次写日记，确实没东西写了，一下子想起一张年画来，那画上画了一个小猪救母猪的事。画面共有四幅：一幅是小猪吃着老母猪的奶；第二幅是老母猪被屠人绑走了，小猪在后边嚎叫；第三幅是屠人把刀放在老母猪身旁，屠人离开；第四幅是小猪偷偷把屠刀衔走，屠人走回而受了感动。这本来是个无稽的编造，我又大着胆子把它搬到日记里，说我看到一个小猪衔走了杀老母猪的屠刀，而后又加以发挥，说猪尚知救母，而世上有些不孝之人，连这小猪也不如。谁知这篇日记却获得王老师的好评，他写了很长一段评语，说我能触景生情，可为不孝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