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
荀子在两千多年前曾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到了宋代有人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到了基础地位，先有高尚的品行，然后在事业上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
在中国，自古“才”与“德”并重，形容一个人最好的词语就是“德才兼备”或“德艺双馨”。即便在现代社会，一个品行不端、德行糟糕的人也是很难结识真朋友，获得事业成功。这种人很难有人能与之长期合作，因为这种人不是搞一锤子买卖，就是过河拆桥；而在家庭中，也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极有可能给家人带来痛苦和不幸；他们还可能因为某种利益的驱使，铤而走险而落入法网……
我们修身的目的，是以德立身，促进事业成功。以德立身贯穿于每个人生命的全部过程，是一个人做人最根本的原则。虽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道德对人的要求有着不同的变化，每个人体验和经历的内容也不一样，但是，以德立身的人生支柱是不变的，它对每个人的人生大厦起着支撑作用的定律是不变的。
修身要求我们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宽则得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假如刘邦没有宽广的胸怀，那么他可能一事无成。相反，项羽的本事很大，万人不敌，自认为力拔山兮气盖世，可说英雄盖世，但他有一谋士范增不用，气量小，只能无颜过江东，自刎于乌江。还有《西游记》里的唐僧，虽然只会念经，但他的诚心和宽厚使三个本领高强的徒儿慑服于他，并完成了西天取经的大业。
所谓修身养性，虽然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理解和演化，但内在的一些底气还是相通的。比如，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自我的本色，无论何时，都值得人称赞。要抵得住享乐的诱惑，要抵得住金钱的勾引，不要有非分之想，不为别人的行为所动，不为别人的言论所动，就不可能作出邪恶的事情。
荀子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的力气不如牛大，跑起来没有马快，牛和马却被人役使，为什么呢？“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认为能够合作是根本原因。人类社会是由人和人之间各种关系组合而成的，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移山填海，上天入地，创造出许多伟大业绩，只是因为“人能群”造成的。但“人能群”，并不只是动物的简单杂居，而是有思想有道德的人们的一种交融与促进。也唯有修身养性，培养自己良好的德行，才能与更多道德高尚的人进行情感和灵魂的沟通与再造。
直到今天，齐家治国平天下，仍然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国梦想。而修身，又是所有政治宏图的第一步台阶。所以，能够“每日三省吾身”，具有反思精神的人们，总是为人所称道的。
投死为国，以义而灭身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关于英雄的原初想象都来自救世的神话。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这些传说中的远古人物都被人们涂抹了英雄主义的理想色调。可见，能够杀身成仁，救人与水深火热的英雄们历来就受到国人的青睐和尊敬。
现代著名作家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这里死与活的关系在于它的指向。是为了自己活还是为了别人活，是为了自己死还是为了别人死，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新锐的话题，困扰着无数的仁人志士。当然，最后的结局是，英雄们总是以“投死为国，虽死犹生”的悲壮来为自己的故事做精彩的脚注。
战国末期，燕太子丹为了阻止秦国对燕国的吞并，派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临行前，众人到易水送别，荆轲好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把匕首藏在秦王垂涎已久的督亢地区的地图内，想等秦王展图而观、忘乎所以的时候下手。
荆轲刺秦王的时候，还有一个副手秦舞阳，他十三岁杀人，十五岁学剑，十七岁有成，秦舞阳杀人的时候，被杀者都不敢和他对视，所以，燕国人都称秦舞阳是勇士。可就是这样一个勇士，在看见秦王政长剑拄颐，高坐在几案之后，威武严厉。殿下武士都是彪形大汉，执戟者甚众，吓得脸色苍白、牙关紧咬、嘴唇发紫、浑身战栗，众人惊疑，荆轲连忙解释：“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震慑。”
荆轲亲自捧着地图献给秦王，如荆轲所料，秦王展图，图穷匕见，荆轲一手抓秦王袖，一手用匕首刺，但没有成功。躲过一劫的秦王立即奔逃，荆轲“乃引其匕首投秦王”，中铜柱。最后，“秦王复击轲，被八创。”荆轲死。
就这样，在辽远、威严的秦廷之上，强敌环伺之中，荆轲算是给秦舞阳上了生动的一课，也让后人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
侠之大者，都是那些能够从个人恩怨中解脱出来的人，他们用心于国恨家仇，以血肉之躯诠释了英雄们黯淡生死、慷慨悲歌的人生。晨钟暮鼓，千古传颂的不是刺客的勇决，而是他们的侠义，侠义精神不是一介武夫恃强力所能做到的！所以，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人们重视的不仅仅是武功的高强，还有侠之大者锄强扶弱、救民于水火的精神。
荆轲的刺杀虽然没能成功，但“士为知己者死”随着他的事迹千古流传。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重于泰山”。人固有一死，但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式，选择了不同的态度，也因此成就了不同的人生。岳飞的“精忠报国”四个字随着岁月的流淌越发光辉璀璨，杨家将满门忠烈的精魂更是被国人口耳相传。
实际上，在一个旌旗招展的年代，能够为国家、为人民，于万里疆场抛洒热血，就是一个人最高的荣誉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一份勇气，还是一种理想。
孔子的责任观：先之、劳之
子路有一次来问他的老师孔子怎样从政，孔子说：“先之，劳之。”中国儒家思想是积极入世的。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以天下为公的责任感是一种“大责任”，境界之高、气魄之大，为后人所景仰。
纵观古今，拥有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谋士是一国之福。晋献公死后，五子争王。公子重耳遭受陷害，逃到狄国。后来，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夷吾当上国君，是为晋惠公。为除后患，晋惠公派人前往狄国刺杀重耳。重耳连夜离开狄国，带着狐偃等人，再次逃难。他们先后到过卫国、齐国、宋国、郑国、楚国，最后到达秦国。在整个逃难的过程中，狐偃紧跟公子重耳，帮他渡过重重难关。秦穆公一心要帮助公子重耳返回晋国做国君，便于公元前636年出动大军，亲自护送他回国。
到了黄河，秦穆公分一半人马送给他过河，自己留一半人马在黄河西岸接应。上船的时候，公子重耳的随从把逃难时用的物品全都搬到船上，一样也舍不得扔掉。重耳见了，哈哈大笑，他说：“我回去做国君，要什么有什么，还要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干什么？”说着吩咐人们把东西撇在岸上。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这些东西扔到岸上，有的把破衣旧裤丢到河里。忠心的狐偃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十分难过。他把秦穆公送给他的一块白玉拿出来，对重耳说：“如今公子过河，对岸就是晋国。你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就留在这里吧！现奉上这块白玉，以表我的心意。”
重耳一听，十分诧异，他说：“我全靠你们的帮助才有今日。大家在外面吃了十九年的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你怎能不回去？”狐偃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之中，我还有些用处。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情形不同了，自然另有一批新人使唤。我就好比这些旧衣破鞋，还带回去做什么？”重耳听了，恍然大悟，直怪自己不该得意忘形，红着脸吩咐人们把破烂东西重新装到船上。后来他们过了黄河，打了胜仗，重耳做了国君，是为晋文公。正因为有了狐偃这样的谋士辅佐，忧其君之忧，晋文公重耳才成就了一代霸主之伟业。
黄河岸边，狐偃完全可以对重耳弃之不顾，从此远走他乡，野鹤闲云。但是，在天下、国家面前，忠臣良相都不会甩手不管，而是始终鞠躬尽瘁，以苍生百姓为计。故而，总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社稷重臣来解危济困，共渡难关。
而儒家思想的薪尽火传，塑造了一代代具有极强责任感的仁人志士。祖逖、辛弃疾、于谦、林则徐，用满腔正义负起了对家国的责任，陶渊明、李白、杜甫、顾炎武、梁漱溟，以一身傲骨挺起了知识分子的脊梁。这些流传千古的大人物们所体现的，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责任”观。
当今时代，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各种诱惑接踵而来，这对每个人都是莫大的考验。身处大千世界，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的养料，“位卑未敢忘忧国”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忧国忘家，不畏强权明忠臣之志
“家国为大，大丈夫当切记此训。”孔子十九代孙孔僖，在汉章帝时期，与涿郡人崔哲同在太学研习《春秋》。当读到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的故事时，孔僖叹道：“所谓画虎不成反为狗者。”崔哲说：“孝武皇帝刘彻开始做天子的时候，尊崇信仰圣人的治道，五六年间，声誉超过了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后来他放任自己，忘了自己以前的优点。”
这些话被隔壁一个叫梁郁的学生听到并上书皇上说孔僖和崔哲诽谤先皇。汉章帝知道这件事情后，就派人去查这件事。崔哲去见官接受审问，孔僖则上书皇帝为自己辩护。书中写道：“当皇帝的，做好事做坏事，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假使我们批评的是实际情况，那么您本就应该改正。倘若我们说的不妥当，您也应该宽容，又有什么罪呢？陛下您不推寻根本大计，自己作个深远的打算，竟纵容个人憎恶来大快自己的心意。我们被杀，死就死吧，不足为惜；可是天下的人一定会转移视线，改变想法，从我们这件事中，窥测到陛下您的心思，从今以后，假如见到什么不对的事情，再也没有人敢去说了。”
章帝看了孔僖的奏折后，立刻明白了过来，下令不许再追究这件事，并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孔僖上书自讼之所以为人称道，首先是因为他不畏强权。其次，他敢于直陈历史，直接面对现实。这两点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方面需要胆量去挑战强权；另一方面需要用智慧去拆解其中的僵局。
自古，直言上书者甚众，可落下的结局却完全不同。伴君如伴虎，在什么情势下，以何种方式劝说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都是需要十分谨慎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胆大心细。有挑战权威的勇气固然值得嘉奖，可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劝谏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凭借上书陈事的能力和技巧了。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战国策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邹忌通过自己的例子来劝谏威王要从善如流。他从谈论自己的美貌一事入手，丝毫不损威王的尊严，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我们当然敬佩视死如归的大臣，于谦两袖清风，被奸臣所害，死后帝命抄家；比干忠臣直谏，被商纣王剖心而亡。能够忧国忘家，固然是品格崇高，但同时，如果能够达到胸有惊涛而面如平湖，保全自己又起到督政的作用，也是值得钦佩的。
当然讲究迂回婉转地进谏，并不是让人学会曲意逢迎、奴颜媚骨，果真如此的话也就谈不上什么气节了。但侠肝义胆、折戟沉沙，都不是逞一时之勇就可以精忠报国的。只有胸藏日月、袖纳乾坤的人，才能吟咏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诗句。
历代忠肝义胆的臣相、匹马戎装的将军，都不外乎用自己的血肉和智慧来为国为民请命。有的甚至屡遭贬斥，可依然不忘江山社稷之重任。虽然有人被讥笑为“愚忠”，但正是这样的勇气撑起了民族的希望。而这令人血脉贲张的情怀也随着民族的历史代代流淌。
负帝殉国，托起帝国最后的气节
自古以来，爱国人士频出，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是历史的丰碑。他们用生命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演绎成了一段段传奇。
南宋末年，元兵南进，南宋文武官员拥着十一岁的端宗皇帝退到广州海面。不久，端宗受惊而死，大家打算各奔前程。大学士陆秀夫挺身而出：“古人只有一旅一成，还能中兴，现在百官都在，兵有数万，如果天不绝宋，岂有不能成功之理！”在他的坚持下，宋军继续与元军作战。逃亡朝廷最后以崖山作根据地，在粮食断绝多日之后，元兵发起猛攻，终于打进崖山。陆秀夫估计已经无法护卫幼帝逃脱，于是他盛装朝服，对幼帝赵昺说：“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佑皇帝的覆辙。德佑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说罢，他背起九岁的赵昺，又用素白的绸带与自己的身躯紧紧束在一起。为了不做俘虏，陆秀夫背起幼主，毅然跳进海里，壮烈殉国。厓山之战终于以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标志着流亡政府的最后崩溃，也宣告了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朝灭亡。
陆秀夫是伟大的爱国者，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殚精竭虑，颠沛流离，试图力挽狂澜，维护南宋江山，可是，南宋朝廷已经是穷途末路，尽管陆秀夫、文天祥等人竭力挽救，但终究无力回天。陆秀夫的努力虽未能重扶正倾之宋室，但其忠心报国的爱国精神可歌可泣。人一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成功，更有高尚的人格精神，所以，陆秀夫在事业上的失败并不能毁损他的伟大。相反，临危受难的刚毅，不堪凌辱的决绝，都是令后辈肃然起敬的可贵精神。
人往往在最后的时刻才能体现出品格的高下。项羽固然自负，但四面楚歌绝不苟且偷生，一代枭雄的气魄和悲凉在乌江岸边写下传说。越王勾践忍气吞声，甚至为吴王夫差尝食粪便，以换来自己的性命，却在床榻之上卧薪尝胆，终于重建帝国。后主李煜天性羸弱，被人擒获后，整日哀伤感慨“阶下囚”的悲歌，终于还是被谋害了，文人的多愁善感让他连苟活的机会都不可得。崇祯帝在王朝覆灭的一刻，不但自己一心求死，还杀了无数的嫔妃、宫娥，其残忍的一面留给了历史，任由后人评说。
在危难时刻，每一个谨小慎微的举动都暴露了巍峨和软弱，人性之光也在这个时候散发出了动人或伤人的力量。保国是一种责任，殉国也是一种责任。在无法不受凌辱的时候，纵身一跃既保全了国家和君王的尊严，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说陆秀夫托起了帝国的气节，同样也浇铸了自己灵魂的雕像。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对国家负责，对职责负责，对自己名誉负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