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偏不倚，执两用中
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
中庸，儒家指待人接物不过分也无不及。道，即道理，指处世哲学。后用“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
中庸之道是由孔子最早提出来的。《论语》所载虽然不多，却是儒家学说中最基本的内容。在《论语·先进》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对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人们曾认为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这是一种误解。
折中主义，一般来说，是没有原则和目的性地东取一片、西取一片，并把它们凑合在一起，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原则性。孔子的中庸之道则与此不同，“中庸”即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应该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舍弃其不对的一面，才是正确的中庸之道。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另外，用这种中庸之道处理各种问题，必须遵守“过犹不及”这个原则，这一点是中庸之道与折中主义相区别的根本点。
中庸之道是一种处世原则，也是一种生活智慧。林语堂先生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一文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认为在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中，至今还未发现有一种比中庸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
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可与不可的人生原则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酋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海域若人！
南宫适问孔子：“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最后都不得好死。禹和稷都亲自种植庄稼，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这个人真尊重道德呀。”南宫适举羿、酋的例子，说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别人，而想有好结果，反而都不得好死，这是在影射那种不择手段的人。而禹和稷则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最后得到了天下。孔子对这样的说法，不发一言，而是在南宫适走了之后夸赞他的为人，从这两个例子，可见孔子对于怎么获益，用什么手段获益有他自己的一套观点。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所谓的求，不是“努力去做”的意思，而是“想办法”，如果是违反原则去求来的，是不可以的。比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偷得抢得也是得来的，可是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因为违反道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可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话中有“可求”和“不可求”两个正反的道理，“可”与“不可”是指人生道德价值而言的。如果富可以不择手段去求得，这个富就不符合正统的道理，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富，假使可以去求的话，我早去求了。
孔子认为，天下事有的可为，有的不可为；有的应该做，有的不该做。认为不可以做的，就算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富贵和利益，也是不应该去做的。因为富贵只是生活的形态，不是人生的目的，我还是从我所好，走自己的路。
正直意味着具有道德感并且遵从自己的良知。一个正直的人考虑别人多过于考虑自己，他不会因为一些短浅的私利而违背自己的良知。正直的人做事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而不是私人利益或功利的驱动。在可与不可之间，衡量的是人的品格，考验的是我们对原则的把持到底有多严。
极高明而道中庸
晚清名臣左宗棠曾在江苏无锡梅园题字：“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意思是，要有远大志向，却只求中等的缘分，对于享福则下等的就行；为人处世要站得高，站得高才能望得远，但是真正行动起来，要低调，不显山露水，向宽处行则指的是做事情要有余地，为人宽容。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
尧、舜、禹就是这种哲学的实践者。古书上说尧非常厉害，虽然富贵但是不炫耀不骄傲。他即位之后，首先是任人唯贤，促使内部达成统一。他做起事情来也比较平淡和低调，他亲自考察百官的政绩，奖励高贤，惩罚贪佞，这种为万乘之尊，却依然事必躬亲的作风，正是他务实的一面。他当帝王时，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他在位时世风淳朴，人们相处和睦，也是得益于他的高瞻远瞩。
第二个帝王舜则与尧不一样，他不像尧那么富有，而且母亲早逝，又遇见一个残酷的继母，最后被逼离家出走。尽管这样，他也不抱怨，他对父母不失子道，出走后依然想办法照顾他的继母，以尽孝道，对他那个傲慢的弟弟也给了极大的宽容。当时的天子尧知道舜的德行后，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给了舜做妻子。最后，将天子之位禅让于舜。尧到底看中舜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他“极高明而道中庸”。前面说到他的行事比较朴实低调，后来对“四凶族”的流放则可见其雄才伟略。尧把天子之位传于这种人是明智之举。
大禹治水的故事，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尧时，中原常常有洪水，百姓愁苦不堪。鲧治水患九年，未果。他的儿子禹继任治水。禹亲自视察河道，改良治水方法。他翻山越岭，规划水道，到了很多地方，根据地势高低设法引洪水入海。禹为了治水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他新婚不久就离开妻子，踏上治水的道路。经过家门口，听到妻子生产，都咬着牙没有进家门，直接奔赴治水现场。一段时间过去了，当他第三次经过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懂得叫爸爸，禹只是向妻儿挥挥手，也没有进去看看。所谓“三过家门不入”。后来禹继承了舜的天子之位。
像尧舜禹这样的人心中有天地，但是很低调，他们不吹牛，只做好自己的事情，立足高远却从现实出发。在现代社会也是一样，那些能够真正领会“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往往都能成功。
商界巨子李嘉诚，也是这种哲学的实践者，他常常告诫他人做人要不骄不躁，切忌急功近利。平常心不是天生的，只有经历过风雨挫折，走过焦躁偏执，才能拥有平常心的心态。
由此观之，他能富甲一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李嘉诚在他的儿子李泽楷进入商界时说过这样一句训话：树大招风，低调做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平实的一面来。正所谓极高明者当道中庸，成功者莫不如此，后人不妨仿效之。
云卷云舒，随缘自在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是这样说的，其实他也是这样做的。孔子为人处世，从没有自己执拗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便虚心接受。“毋必”，并不要求一件事必然要做到怎样的结果，天下事没有一件是“必然”的，自己希望要做到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古语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万物在变，人在变，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想以不变应万变，则是不懂变通，所以“毋必”，就是能随机应变。“毋固”，不固执己见。“毋我”，专替人着想，专为事着想，不要唯我独尊，一切以自己为核心。
有这样一个蕴意深刻的哲理故事，说的便是“四毋”。酷暑三伏，某禅院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快撒些草子吧，”徒弟说。“别等天凉了。”师傅挥挥手说：“随时。”中秋，师傅买了一大包草子，叫徒弟去播种，秋风疾起，草子飘舞。“草子被吹散了。”徒弟喊。禅师说道：“随性。吹去者多半中空，落下来也不会发芽。”撒完草子，几只小鸟即来啄食，徒弟又急了。禅师翻着经书说：“没关系，随遇。”半夜一场大雨，弟子冲进禅房：“这下完了，草子被冲走了。”禅师正在打坐，眼皮抬都没抬说：“随缘。”半个多月过去了，光秃秃的禅院长出青苗，一些未播种的院角也泛出绿意，徒弟高兴得直拍手。禅师站在禅房前，点点头：“随喜。”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们要在变幻莫测的尘世间保持一颗平常心，成熟而理性地对待万事万物，不要患得患失，以平常心看透彻一切事情，确确实实地把握住眼前的一切，实实在在地去过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简单面对生活的意境才是最高的境界。
生命是一种缘，是一种必然与偶然互为表里的机缘。有时候命运偏偏喜欢与人作对，你越是挖空心思去追逐一种东西，它越是想方设法不让你如愿以偿。这时候，痴愚的人往往不能自拔，思绪万千，越想越乱，陷在了自己挖的陷阱里；而明智的人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他们会顺其自然，不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生命中的许多东西是不可以强求的，那些刻意强求的某些东西或许我们终生都得不到，而我们不曾期待的灿烂往往会在我们的淡泊从容中不期而至。因此，面对生活中的顺境与逆境，我们应当保持“随时”、“随性”、“随喜”的心境，顺其自然，以一种从容淡定的心态来面对人生，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认为，《关雎》诗篇，快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痛，将理性与情感自然交融，使得理欲调和，合为一体，乐从中出，礼自外作，致乐以治心。
孔子对《关雎》一诗的评价表达了他对情感控制的看法，即凡事讲求适度的“中和之美”。《关雎》是写男女爱情、祝贺婚礼的诗，与“思无邪”本不相干，但孔子却从中认识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思想，认为无论哀与乐都不可过分，有其可贵的价值。做人如果也能达到《关雎》情感调和的境界，便是至真至善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方能安之若素。
县城老街上有一家铁匠铺，铺里住着一位老铁匠。时代不同了，如今已经没人再需要他打制的铁器，所以，现在他的铺子改卖拴小狗的链子。
他的经营方式非常古老和传统。你无论什么时候从这儿经过，都会看到他在竹椅上躺着，微闭着眼，手里是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旁边放着一把紫砂壶。他每天的收入正够他喝茶和吃饭。他老了，已不再需要多余的东西，因此他非常满足。
一天，一个文物商人从老街上经过，偶然间看到老铁匠身旁的那把紫砂壶，因为那把壶古朴雅致，紫黑如墨，有清代制壶名家戴振公的风格。他走过去，顺手端起那把壶。
壶嘴内有一记印章，果然是戴振公的。商人惊喜不已，因为戴振公在世界上有捏泥成金的美名，据说他的作品现在仅存三件：一件在美国纽约州立博物馆；一件在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在泰国某位华侨手里，是他1993年在伦敦拍卖市场上，以56万美元的拍卖价买下的。
商人端着那把壶，想以10万元的价格买下它，当他说出这个数字时，老铁匠先是一惊，然后很干脆拒绝了，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的，他们祖孙三代打铁时都喝这把壶里的水。
虽然壶没卖，但商人走后，老铁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这把壶他用了近六十年，并且一直以为是把普普通通的壶，现在竟有人要以10万元的价钱买下它，他转不过神来。
老铁匠有一把10万元的茶壶的消息，传播了开来，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他不知该怎样处置这把壶。当那位商人带着20万元现金，再一次登门的时候，老铁匠没有说什么。他招来了左右邻居，拿起一把斧头，当众把紫砂壶砸了个粉碎。
现在，老铁匠还在卖拴小狗的链子，据说他已经106岁了。
林语堂先生说：“我总以为生活的目的即是生活的真享受……是一种人生的自然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波澜不惊，生死不畏，于无声处听惊雷，超脱眼前得失，不受外在情感的纷扰，喜怒哀乐，收放自如，才能体会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
中庸并不等于圆滑世故
中庸是什么呢，即为人处世之道，可以用外圆内方的做人哲学来加以阐释。在圆与方之间保持一种和谐，外圆内方、深浅有度是一门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使人们在正义和生活的天平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真正谙熟中庸之道的人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威力，有沉静蕴慧的平和，对大喜悦与大悲哀泰然不惊。
清朝名臣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他对此总是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奉承而喜，也不因人谄谀献媚而恼。曾国藩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了一番。曾国藩看过该批阅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种做法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那么他们必然也将想尽办法置你于死地。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冷汗淋漓。
人处在社会中，不可能远离是非，因此行事必须深浅有度，适可而止。中庸的处世方式最好的诠释便是“知性好相处”。曾国藩深谙人情之道，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是孤家寡人无人可用；倘若沉醉在逢迎之中，则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他采用了淡然处之的方法，耳中美言，胸有丘壑。
古语道：“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处在太平盛世，待人接物应严正刚直，处天下纷争的乱世，待人接物应随机应变、圆滑老练，处在国家行将衰亡的末世，待人接物要方圆并济、交相使用；对待善良的人，态度应当宽厚，对待邪恶的人，态度应当严厉，对待一般平民百姓，态度应当宽厚和严厉并用。这才是中庸之道的注解。
做人应该外圆内方，保持中庸、深浅有度、恰如其分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锋芒毕露往往为世俗所不容，委曲求全又被视为软弱，只有外圆内方、刚柔相济，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有术，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