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世承在20世纪20年代就明确提出，治教育者须具三种资格：略谙教育原理，确具实验精神，有恒心，三者缺一，即不能收美满之效果。惟不谙教育原理，故宗旨不定，俯仰随人。徒知抄袭成法，而不克独舒所见，惟缺之实验精神，故因循敷衍，每事盲从，但衿新奇以眩世，而不问究竟。至于喜近功，乏远虑，有良好之主张，不能始终贯彻者，则以无恒心故也。他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做的，贯穿于他办教育的全过程，使所办的学校很有特色。为此，他要求办学者，坚持理论与实际相并重。他说：“倘使办学的人，对原理不能彻底了解，他的设施一定不易上轨道。不过只知原理，不明应用，也是徒然。”
廖世承认为，学校的校长，第一，须认定自身是国家一个战士，负着领导一部分文化界的责任。他要鼓励在他领导之下的大众的勇气，不断的刺激他们，感化他们，使他们向同一目标进攻。要做到这个地步，他自身得振作精神，不要有丝毫怠惰因循的态度。第二，须有远大的目光，潇洒的襟度。最重要的须有“鞠躬尽瘁，不计成败”的精神。他说：“中国的环境，实在说不上‘良好’两个字，所以一个人要努力办事，几乎到处碰壁，到处掣肘。在现社会做事，没有像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不计成败，郭汾阳的招之即来，麾之即去，不会有成功希望的。”
廖世承主张治教育者有新精神，何谓新精神，廖世承认为，第一须有积极研究的精神。凡各国的现状、社会的组织、教育的设施、自身专修的学问都应时刻注意，继续不断的研究，以免思想偏颇或浅狭的弊病。第二须有勇于尝试的精神。教育是流动的，非一成不变的，所以须随时改进，不过改进的时候，需抱实验的态度，不可囿于成见。第三须有坚苦卓绝的精神。成败置之度外，劳怨在所不计，奋斗坚持，以贯彻一己之主张为目的。
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各种教育主张和改革方案竟相兴起之时，廖世承不人云亦云，而依据科学方法搞实验，从实验中求得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他认为，从事教育的人当注意实地研究，不应作趋时论调或消极的非议，这于学理上、事实上，贡献并不多，所以我们愿意多做一些实地研究的功夫，把研究的结果报告出来，预备各校去继续地改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教育上一部分的困难问题。他说，其实教育中潜伏的问题，不知多少？我们必须时刻不断地念着、想着，随时发现，随地试验，实现其主张，达到其目的，这才是办学的人应取的态度。
“三基”教育
办教育的目的是造就社会有用之人。学校如何培养有用之才？廖世承认为，应全心全意的从德智体三方面打基础，基础打得好，在社会上能崭露头角。为此，他对学生德、智、体的教育，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独创性的观点。
廖世承说，对学生的德智体应看作一样重要，而且是互相渗透的，“对于学生的品性和健康应与知识看待一样重要。”就是说，学校对学生德智体的教育应同等对待，不能偏重某育，应看作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他针对“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的说法，认为“其实智育之中含有德育，体育之中亦含有德育，舍智育体育而复言德育，则德育为空虚”。他又针对学校中“往往偏重学业，忽略品性”的做法，提出“实则品性较知识更为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有了知识，没有品性，非徒无益社会，并且造成种种罪恶。他还说，体育实为德育和智育的基础，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之中。总之，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有了体力和智慧还不够，必得要有健全的人格。但是，过去的学校把教学看作是一件事，训育看作又一件事，因此教师上课只知教书，对于学生的行为方面、思想方面，丝毫不去理会；学生在校只知读书，对于体格的锻炼，情感的陶冶，视为次要的事。
对此，他明确提出“强身”、“力学”、“敦品”三要求。“第一，是强身。我想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怀抱大志的人，学问有门径，身子不帮他的忙，使他不能有所作为……德国在大战之后，有一种青年运动，叫做‘飞马运动’。每逢假日，青年男女时常组织徒走旅团，远走郊野，露宿山林，看了他们赤腿露臂、挺胸阔步的歌唱、快乐自由的精神，又整齐，又活泼，真令人可爱。意大利、苏联，近年来对于国民的体育，也异常注意，奖励唯恐不力，督促唯恐不严。要知现在的民族战争，是体力的战争、智慧的战争、人格的战争，体力不发达，不必待两军相见，民族的胜负已可断定了”。“第二，是力学。爱迪生说得好，‘天才是九十九分努力一分聪明。’现在的学生，一出校门，就想怎样得到一个优越的位置、怎样享受人生的幸福，终日萦绕于名利两途，没有一个人肯殚精竭力，蔽履荣华，毕生从事他的天性所适合的工作。大家要是再不觉悟，我们中华民族真要受白种人的宰割，不能继续保持独立自尊的地位了。”这里所说的“力学”，就是要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进品性。“第三，敦品。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我国最吃亏的是结党营私、不顾大局的人太多，而忍辱负重、积极建设的人太少。人家能把眼光放远一些，中国就有办法了。要知人格健全，不单是国家社会蒙其益，个人也有无穷的乐趣。人生最宝贵的是纯洁无瑕的人格，多数人能保持纯洁光瑕的人格，才能挽救颓风，解除国难，求得中华民族之生存”。廖世承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就是如此的重视和明确。
廖世承十分重视对学生良好品性和人格的教育训练。他说认为，青年要希望成功，必先养成良好的理想。青年能认定一己的生存，不专为个人的享受，应当对于社会国家，有相当的贡献”。“我们觉得青年最大的危险，为范无宗旨，随波逐流，为此，他提出培植理想为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用外界的力量所造成的习惯，情势变迁后，随时有破除的可能。唯心中所藏的理想能发生永久的影响。他在光华附中时，常对学生说：“各人的志趣不同，能力不同，主张当然不能一致。不论你的主张如何，只要你最后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民增加幸福，那就可以说是适当的中心信仰。……有了中心信仰，我们必须能运用智慧、思想，达到中心信仰的目的。”廖世承认为，不良的习惯固应破除，但与其消极的抵制，不如积极的养成理想。有了理想，总有良好的品性，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关于如何改善学生的行为，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理想信仰的问题，廖世承在《谈谈训育上实际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诸种实施方法：第一，个别接触。个别谈话，可以了解学生的观点，知道事实真相，双方易于接近。第二，多理性，少用威权。威权最好放在最后一步，因为滥用威权，未必能收效果，理性反可折服学生。第三，处理需公允。公允的处理，儿童应当服从，儿童也愿服从。不公允的处理，儿童不会乐意的服从。有许多学生的请求，并不是全无理由，而先生的回答总是“不行”、“不能”。这样成人先轻视了青年人的人格，必然引起他们不服从的精神。第四，应付要坦白。成人说话不诚实，就失掉儿童的信仰。……在不公允、不诚实的状态之下管理儿童、管理学生是无效的。第五，发展学生的长处。要增加学生的自信力，改善学生的人生观，不要专责备他的过失，要善于发展学生的长处。第六，用比赛的方法。青年富有好胜的心理，所以竞赛的方法有时很适用。第七，改进教学方法。廖世承说认为，我国现时的教学根本没有上轨道。教材不切实，教学法不好，个性差异无法适应均为最大的症结。外国也在考虑这些问题。目下通行的道尔顿制、文纳卡制、学习单位等都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须研究出一个合于国情，切实需要的方法来，我国的教学才能向前迈进，我国的训育才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