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世承认为，要使全社会的人有相当的职业，必定要有相当的指导，这种指导在任何学校须负担相当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学校里的学生，他们在青年期内选择职业的兴趣已很浓，并很切要，无奈旧制的中学，完全以预备升入大学为目的，职业指导一层，从未想到。因此，从学生前途和社会需要考虑，应充分认识职业指导在学校中的地位，并应担当起指导的责任来。
首先要认识职业指导功能。廖世承说：“职业指导的功能，是在发展个性之特长，适合社会的需要”，也就是说，其功能就在减少学生的错误的途径，使他们早些觉悟自己的志趣才力。这是因为，学生的智力有优劣，家境有贫富，年龄有大小，志趣有差异，如果学校对于他们切身的职业问题，并无相当的预备和指导，会使他们很觉得前途渺茫，无所适事。廖世承认为，唯一补救的方法，在施行相当的指导。有了相当的指导，学生对于所学，就有一种意义。学习有了意义，才有兴趣，才有生气，才能进步。
其次要学会职业指导的办法。廖世承认为，为了搞好职业指导，职业指导者须要有详细的调查和考察的态度。如对社会上各种职业待遇、工作卫生、升进的机会及道德的情形有所了解；对各学校课程的性质与价值有较深的认识；对一般学生已在社会上就业服务的成绩和状况有所了解和掌握。与此同时，要考察学生对于各业的兴趣、能力、意志，对学生所选择的职业是否适合其个性等，也应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这样，才能有确切的指导。为此，学校应有很完备的学生状况记载表，这种表上有学生的像片、通讯地址、以前的学历、家庭状况、初入学时志愿、体格、品性、智力、各年学业成绩、毕业时最后的志愿以及毕业后的状况。有这种记载，不单是指导本人时有所依据，并且可以借此研究许多与职业有关系的问题。学校中各种指导应与职业指导相联系。廖世承指出，学校中和社会上指导的种类很多，有所谓的教育指导、升学指导、择业指导、生活指导等。实则各种指导都与职业指导有关。其实，教育指导实则也在职业指导范围以内，因为择科与择业，性质无甚大别，不过教育指导最重要的在学业方面。然而，只有各教师对于职业指导有深切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做好对学生的教育指导，以唤起学生正当的职业兴趣。职业指导还需要社会的关心与重视。职业指导不单是学校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廖世承说：“在欧美各国，对职业指导在政府方面及民众团体里，都设有职业局、职业指导所、青年介绍所及各种职业指导的机关。而在我国，办学者常愁学生的出路问题，经营实业者常有得不到相当人才的苦痛。两者不能调剂，就因为指导不得当。社会与学校相互沟通，运用多种渠道和形式唤起社会对职业指导的关心和重视，既有利学校的教育，也符合于社会和实业界的利益。”
第三，要提高职业指导的效果和效率。要取得好的效果和效率，廖世承认为，最重要的是为全体职教员及学生的态度。有适当的态度，才有完美的结果。他说：“形式上的职业指导，或把职业指导当作一件装饰品，收效不大，效率也很小。”所以，最后的成功还在我们的态度。我们须记得“一分精神，二分事业”。
养成学生良好的职业品性。廖世承说：“求学、服务、做人是一贯的。求学切实的人就是服务勤恳的人，也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公民。”为此，他在办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品性的培养，严格要求并管理学生，其目的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理想”、“有健全的人格”、“有良好的品性”，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廖世承一再强调对知识、技能和品性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德、智、体要全面发展。他指出，现代国民除了有体力和智慧，还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要知人格健全，不单是国家社会蒙其益，个人也有无穷的乐趣。人生最宝贵的是纯洁无暇的人格。然而，在通常学校中，往往偏重学业，忽略品性。实则品性比知识更为重要。有了知识，没有品性，非徒无益社会，并且造成种种罪恶。现有青年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缺乏合作精神，不知爱惜公家财物。”他认为，知识与道德固然无直接关系，但是那些在校敷衍行事、不守校规、不爱惜公物的人，当他到社会服务时，就会欺骗取巧、营私舞弊或只考虑个人的名与利，不考虑自己应当对于社会国家有相当的贡献。所以，教育对于学生的品性和健康应与知识看待一样重要，学校要全心全意的从德智体三方面打基础，基础打得好，在社会上能崭露头角。
在办教育过程中，廖世承十分重视青年学生良好职业道德和品性的养成。他说：“我们在社会，无论担任何种职业，对于道德和品性，很是紧要，尤其是现在一般青年此点更为重要。”青年学生养成了各种职业的良好品性，当他在为社会服务时，就有相当的态度和规矩，能彻底明了善恶的区别和价值。有了良好的品性，当自己认定一种无论多大的或多小的职业，这种职业，就要于他人有利，于社会多少有些贡献，于自己能维持生活，就会乐意去做，就能干好某种职业，也不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廖世承认为，养成学生良好的职业品性，是立身行事的基础，也是职业教育应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如何养成学生良好的职业品性，廖世承认为，增进品性不能凭空虚的理论，须从实际的行为来养成。一种行为，反复练习成为习惯，才算是可靠的品性。具体方法是“空言不易奏效，应于工作中养成”，做到技能、知识训练与公民的训练相结合。铲除一切坏习惯，最好的方法是成立一相反的新习惯，不要只注重坏的方面。职业指导的教职员，应与训育方面合作，拟定相当的办法，有计划有目的的实施。与其消极的抵制，不如积极的养成理想，有了理想，总有良好的品性，才能适应新的环境。教职员自身能埋首工作，不慕荣利，献身社会，青年无形间就受到不少的感化。
师范教育
廖世承在师范教育方面也有卓越贡献。在建国初期，他就认为，教育工作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工作，师范教育是基础工作的基础，师大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师。
师范教育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廖世承积极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尽心尽职抓好教育。当时组织上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因此决定他每周休息两天，但廖世承认为自己用于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若每周休息两天，这样在校工作时间就更少了。特别是通过对全国人大会议精神的学习，深感自己的不足，今后一定要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好好地学习，要像市委领导说的那样，年龄大不算老，只要思想不老，工作照样搞。作为师院的院长必须忠心耿耿为大家服务，不能有一丝一毫为私人打算，若按组织上的决定休息两天，这不符合形势的要求和个人的愿望，为此廖世承拒绝了组织的照顾。他在工作中，一方面对己要求严，另外他对周围同志的要求也很严，他常对办公室的同志说：“任何工作都应有计划，领导的职责是抓计划的贯彻落实，这方面工作，办公室应负起责任，多做检查、督促工作。”在他与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在全体教职工的支持下，在短短的十多年内，上海师院就发展成为一所多科性并且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校，为国培养了大批教育人才。
在教育工作中，廖世承非常重视师范生的专业思想教育。他曾撰写文章向应届高中毕业生介绍报考师范院校的意义，在每届新生入学的开学典礼上，他现身说法教育学生读好书，将来报效祖国的教育事业。当时许多人认为当教师地位低、待遇差，考人师院的学生还认为走错了路、摸错了门。对此他一针见血地说：“这些看法和说法都不正确。虽然在旧中国反动统治者根本不重视教育，教师的生活没有保障，因此一般青年不愿意当教师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当我在清华毕业时，准备出国专攻教育和心理时就曾遭到亲友的竭力反对，他们劝我学经济或银行，将来可以当一个银行家，但他们的劝阻没有发生影响，回国以后，我始终站在教育岗位上，并且认为培养青少年的工作是人生最有兴趣最有价值的一项工作，没有动摇过、后悔过。在新社会，在党的领导下，我对教育的信念更坚强了，体会到教育是改造好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有力工具，教育的好坏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教育工作给我带来了快乐、给了我生命和活力。青年有热情、乐观、勇敢的特点，同青年学生经常接触，能使自己永葆青春。”
当廖世承看到一批批年青力壮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廖世承就是这样运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体会来教育、勉励学生热爱教师工作，并且还希望学生当好一个老师，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尊重和党的重视，同事他还把教师的作用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未，从而激励学生学好专业课，热爱教育事业，当好未来的教师。
关于学生的学习，廖世承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认为一个师范生必须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广泛的知识面，这样对能适应中学教育的需要，因此他要求学生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认为较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取决于教师的质量，再者是学生的自己的努力，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会妨害独立思考，要独立思考必须有广泛的基础知识，为此廖世承经常要求学生努力学习，不但要学好专业课，还要学好基础课和辅助课、政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传授给同学独立思考的方法，使同学的知识更多更丰富。他还经常对基层领导说：工厂出了废品还可以回炉，但学校里出了“次品”就糟了，所以他要求每个教职工都要埋头工作，不慕荣利要献身社会，这样对学生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
廖世承刚到上海师院任职时，由于学校刚刚新建，各方面的条件均很差，但他认为要办好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条件差些不要紧，物质条件是可以逐渐创造的，办好一所学校，除了物质条件外必须还要有以下几条：首先，作为教职工必须坚定自己的服务态度，必须明确为谁服务。其次，教师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无论哪一位教师业务水平怎样高，如果政治观点不正确，讲课时就会发生许多问题，有时还会将错误的观点灌输给学生，所以作为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真正起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作用。最好，办好一所学校不能只靠少数领导人，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依靠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
此外，廖世承认为，要真正做到上述几点，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你的本事再大，也是一事无成。因此，廖世承表示，在今后教育工作中应紧紧靠拢党组织，无条件地接受党的一切领导，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36周年时，他写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文在院刊上发表。廖世承任院长期间，一直和学校党组织之间亲密无间，他说：“如果一个党员同志是以同志的态度对待你，不是处处防你，对于知识分子过去的一套东西也不是一笔抹煞，并且能够尊重对方的意见，隔阂就不容易产生。”作为非党知识分子的院长，要全心全意拥护社会主义，诚心诚意依靠党组织，接受党的领导，这样在学校工作中就不会产生隔阂，产生矛盾。在教育实践中廖世承认为，只要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同党的关系就能处理好，位置就能摆正。
由于他在教育工作中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所以在其任院长期间能够紧紧依靠党、摆正党政关系。在办好师院的工作中忘我工作，同时从他的言传身教中，也为我们师范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