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倓对黄兴说：流血革命险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
胡元倓因四处筹款办学，被人称为“南武训”。熊希龄对此感慨道：胡九真难对付。常来募捐，不给则坐卧不去；而请其做官，则又坚决不就。
毛泽东说：光绪末年的明德学堂，在省城学生界颇富时誉……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我是伺候学生的
武训是山东人，是个文盲乞丐，因为把乞来的钱给穷人办了免费的学堂，事迹传到朝廷，被赏穿黄马褂，还被赐了名——他原来没名字，因在家中排行第七，别人就叫他“武七”——“武训”这个名字是朝廷赐给他的，武训由此声名大振。湘潭人胡元倓比武训小34岁，因为他为办学四处筹款募捐，和武训有相同之处，因而有人称他为“南武训”。但事实上，“南武训”和武训相比，还是很不同的。
胡元倓一直认为革命是打乱了再做，而再做的任务由教育来完成。他多次对明德中学的学生演讲说：“克强先生在日，我对他说：‘流血革命险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什么是磨血，胡元倓的学生这么解释：磨血，看不见血，费的心血是慢而长，一点一滴地在血液中磨练人的意志。
时务既倒，明德方兴
胡元倓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在广东做过知县。他兄弟很多，长兄元仪，郭嵩焘的弟子。六兄元玉，既是湘绮老人王闿运的门生，也是其女婿。如此父兄，如此亲戚，在家排行第九的胡元倓受益匪浅。1897年，在两位兄长元仪和元直被选为湘潭拔贡13年后，胡元倓被选为丁酉科拔贡，这一年，他25岁。拔贡是有做官的资格的，凭胡家的关系，找个七品之类的芝麻官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没有选择去做官，而是选择了留学。
胡元倓出生前后，正是我国大变动、仁人志士求救国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十年（1862年），清廷设立同文馆，是“新教育”的开始。他诞生的那年（1872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选派幼童詹天佑等三十人赴美，是“留学教育”的开始。且自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八国联军等一连串的政治、军事失败后，有志青年，热血沸腾，清廷也不得不废科举，兴学校，增派青年学生出国游学。
小环境（家庭）和大环境（国家）的双重影响，让青年胡元倓有了去外国留学寻求救国真理的强烈愿望。1902年3月，湖南选派公费游日学生十人，胡元倓很顺利地入选。他在沿江东下时，顺道至江苏泰兴，拜访他富有新思想的表兄龙璋（时任泰兴知县）。龙璋此时正准备选派学生丁文江等两人东渡日本留学，见表弟来了，便将自己选派的两个学生托付给表弟。胡元倓辞别表兄后和丁文江等一同东渡。
到达东京后，胡元倓入了宏文学院习速成师范。半年的学习和参观，胡元倓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教育的普及。日本维新派领袖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以储才建国一事，让胡元倓感触颇深，并因此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时不我待，31岁的胡元倓想到做到，立刻启程回国。回国后，便急不可待地将自己在日本所见所闻所想一股脑儿全都说给表兄龙璋，要求表兄龙璋和自己一起创办学校。
1903年3月29日，在刑部侍郎龙湛霖（龙璋的叔父）父子、龙璋、赵启霖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胡元倓租用左文襄（左宗棠）祠为校舍，明德学堂正式挂牌招生，首期招中学甲乙两班。
明德学校创立时，新教育虽已酝酿了三四十年，但仍在萌芽时期。公立学堂，虽有洋务派大力支持，无奈顽固守旧势力实在太过强大，只零零星星地成立了几所；而私立的教育场所，仍停滞在书院、私塾的阶段。以后与明德齐名的南开学校，创立于1904年，比明德晚一年。所以明德学堂的创立，在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由于明德学堂继承了时务学堂的传统，在创办12年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这样写道：时务既倒，明德方兴。
“人生大不幸，遇到胡子靖”
办私立学校，最困难的就是经费的筹措。胡元倓办明德学堂的本钱，是龙侍郎捐助的两千元大洋。这两千块大洋没用上三个月就没有了。幸好这个时候，茶陵籍翰林谭延闿来校参观，有感胡元倓办学的不易，并被胡元倓办学的初衷打动，慷慨捐献黄金千两作为学校经费，并承诺每年承担英文教员薪金一千元。但是随着学校的发展扩大，这些钱仍然是杯水车薪。
明德创办时，招中学两班，随即又招速成师范一班，第二年附设高等小学，以后又增设中学补习科，中学预科，东语、英文、理化、银行保险、法政等专修科。并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分校。1912年，又创设明德大学于北京（1916年因抗议袁世凯称帝停办）。为让学校运转下去，并且继续发展扩大，胡元倓长年一把雨伞一个青布包袱出门四处告募，时人有言“人生之大不幸，碰到了胡子靖”，也有人因此又称他南武训或“胡九叫化”。
“胡九叫化”这个绰号缘自于人们对胡元倓的钦佩，而非嘲笑。
湘潭人袁树勋是胡元倓的同乡，1901年至1905年在上海任道台。胡元倓认定袁是有钱之人，而且，因为袁在最先受欧风美雨侵袭的上海做官，应该会很支持自己办学。所以，胡元倓找到了袁。出乎意料的是，袁在胡元倓说明来意后，立即就回绝了。一盆冷水泼下，胡元倓差点崩溃。就这样回长沙去？老师们的薪金还没着落呢！胡元倓硬是腰杆一挺，双膝跪了下去。这回轮到袁树勋大出意外了：“这个胡子靖，这个叫化子！”这一跪，彻底把袁树勋征服了——袁树勋答应捐款一万元。
有一次，胡元倓在北京求见国务总理熊希龄，希望熊希龄给明德学堂拨点款。连去了三次，都没碰上。胡元倓不甘心，不怕别人笑话，也不怕别人把他轰出来，硬是把被褥铺盖搬到熊希龄官邸的传达室。终于如愿以偿地筹到了款。
为筹款，胡元倓还远渡南洋。在去南洋的轮船上，胡元倓威胁自己：筹不到款就跳到海里去！
1935年，胡元倓在诗集《耐庵言志》的序言里说到了他四处筹款的事：“明德学校成立，今十有二年矣。其初三年，元倓与萸溪（指龙绂瑞，明德创办人之一，龙侍郎的儿子）同任校事，不敢一日离；后经组安（谭延闿）、笏棠（廖名缙，民国初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做过熊希龄的助手，曾任湖南大学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两友担任校内事，倓遂终身为校款奔走。”这终身，实际上有38年，其中最艰苦的，是前26年。在这26年中，回湘只9次，在家过年只2次，在外过年竟然有24次。据《言志》所记，南京三年，上海两年，苏州一年，杭州一年，旅途两年，一年在江轮上，一年在火车上。1908年农历年底，胡元倓在诗中记录了他在外面筹款的窘境：途穷腊尽成亡命，风雪横江倍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