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这两部分内容时，王凤喈将选举制度与学校的盛衰比照进行分析。如在第三编第八章隋唐宋元明清之教育中，他论及“千二百余年中，学校盛衰之关键有二：一为政治，一为科举。……学校与科举并行，二者关系，未能得合理之解决，竞争结果，学校常为科举之附庸。学校与科举之关系可分为下列二种：第一，学校为科举之预备，非由学校出身者不能应考试。第二，由学校出身者与由乡贡出身者，均可应科举考试，但由学校出身者可免除初级考试。”揭示了科举考试的实质，指出科举制度使学校失去了其自身发展，学校完全变为科举的附庸，学校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都跟着科举制度这根指挥棒转，八股考试的实行，更加剧了学校教育的空疏枯燥。所以，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学校教育不能发展，学术思想受到压抑和禁锢，与科举考试有很大原因。当然，也不排除科举考试为封建统治者选拔了一些人才，比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明显的进步，它重视考试，有一定的民主精神；选才面向地主阶级及至劳动人民阶层；人才的选拔与任用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有利于中央集权。对于这些利弊因素，王凤喈在书中均有论述，这种不同内容的相互对比研究，深化了中国教育史领域，给后世人们以一定的启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四）研究中国教育史，是述而且作的工作，是为建立现代教育理论体系服务的。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同样，在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也“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的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把握中国教育史实的总和，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从而认识到各个历史时代的教育动态，潮流趋势、借以探求教育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及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正是本着这一主导思想进行的。
此书特点之一是贴近现实，突出了中国教育史为现实服务的精神。在书的第四编近代教育中，作者分五章，除了第一章通论外，其余几章分别为“近代学制之演进”、“近代教育行政之演进”、“近代侨民教育之演进”、“近代教育思想之演进。”在这一编中，提出了“新教育”的概念，作者认为近代教育属于新教育的范畴，它的特点有四：第一，新教育注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将自然科学纳入中国学校课程，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教育所没有的，这在近代教育是一项重大的革命。第二，新教育注重现代生活。新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个人能持续不断改进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并深切了解二者的不可分离。这对古代教育只重视经书典籍、脱离现实、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弊端是一次革命。第三，新教育具有民主精神。也就是说在基本教育上使全国的学龄儿童均接受强迫教育，同时人人受教育的机会均等。这对旧教育中高等教育大都限于王公贵族阶层，学校教育一切为科举服务是一次革命。第四，新教育具有科学精神。这是指整个的教育活动以科学方法去研究，依研究的结果而改良。这对旧教育不注重科学方法管理，一切笃守古义，以权威为指导是一次革命。
近代教育为中国教育的腾飞带来了时机和条件。对于这种条件应如何把握，应从近代教育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王凤喈在近代学制之演进一节中进行了论述。在这一节中，他详细阐述了自1862年以来中国学制发展变化的情况，并将近代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新教育的萌芽时期，从1862到1901年，约40年。这一时期有单个新式学校出现而没有整个的新学制，大部分学校仍为传统的旧式学校，科举制度仍为此期高等教育的核心。王凤喈认为这一时期新学制的萌芽应以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一文的教育主张为标志。在这篇文章中，张之洞对筹备全国学堂的事宜规划很详细，他认为各省道府州县均须设学，京师省会宜立大学堂，道府立中学堂，州县立小学堂；学校课程应中西并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建议将佛道寺观改为学堂，将其产业作为学堂经费。这是中国近代学制的一个简单摹画。
第二个时期为新教育发展时期，从1902到1921年，这一时期不但有新式学校大量出现，而且政府还颁定了整个新学制，出现了“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奏定章程修正案”、“壬子癸丑学制”等几个学制系统，王凤喈对这个时期的学制演进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此期之初，新学制已正式产生，未及施行，即已修正。其后又经数次之修正，如读经分量之减少，女子教育之列入，毕业年限之缩短，均系合乎事实之需要，代表进步的趋势”。对于学制中的缺陷，王凤喈也鲜明指出“此期学制，大体系模仿日本，虽经数次之修正，始终未能脱离日本学制之色彩”。这一时期，科举制度被废除，这是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
第三个时期为学校系统改革时期，从1922年至王凤喈著书时代。这一时期留美学生返回者日众，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势力，于是当时美国盛行的六三三学制又移植到中国，这就是1922年学制，后虽有一些学制修订方案出笼，但后来仍旧袭用1922年学制。
分析了这三个时期学制演进的情况后，王凤喈得出几条结论：第一，中国教育制度变动太快太轻率。从颁布新学制后，30年中有5次大变，有无数次小变。各次变革很少是根据实际需要、客观的考察；大部分都系根据少数掌权者的意见，而且纯粹拿外国学制为思想背景。第二，中国学制的变革受外来思想影响很大，历年变革只徒有形式的变易，而没有真实推进的精神。第三，中国过去的教育推进，侧重高等教育，忽视初等教育。因而40多年来初等教育发展很慢，行政管理和课程训练也未能切合实际需要。这几条结论，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范畴的总结，而是超越学制的讨论，达到整个中国教育建设的高度上来了。这正如王凤喈在书中所指出的：“中国的实际教育问题不能专恃学制来解决。学制不过是我们的路程表，仅指出我们的目的地与到此地所经过之路程。至于路途上的阻碍，隐伏的危险，路程表不能指出来的，只有明敏而诚恳的教育家根据教育科学的指导、中国实际情形的观察力，方能定出方案，打破障碍，使中国的教育向着光明的路上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关键。
（五）《中国教育史》每一章末都提出数量不等的研究问题，供读者学完这一章后复习思考之用。这些研究问题勾勒出了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同时又深化了本章内容，为读者进一步去进行专题研究提供了选题。如在第二编的第六章，文中分别介绍了西周、东周的教育状况，章末的研究问题是西周与东周教育之比较，它指导读者从书中的论述中去归纳、总结两个时期教育的异同，书中的资料是不够的，读者还必须另去查找参考书，这训练了读者的研究能力，把书读活了。这样的研究问题的出现，是此书的一大特色。
同时，《中国教育史》还灵活地将一些在正文中不好编排的内容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如科举制度的兴起和消亡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只有书的第三编中的两节内容是论述不充分的，因此，王凤喈在附录中加进了“各代科举制度之比较”、“漫谈前清考试”等两部分内容，加深了研究科举制的分量。附录中还影印了清末夏曾佑参加科举考试的殿试试卷，增加了此书的史学价值。
《中国教育史》是一部编排新颖、论述详细得当，于研究和教学都非常适用的专著，这本书直到1986年，已印行了21次，足见其影响之广，适用之宽。但也有不足之处，如体例拉得过长而论述跟不上，对一些朝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论及较少，对书院的论述很有限，对一些教育家的分析也欠深入，在书的几部分中，近代部分与前几个部分（上古、中古时期）相比，论述教育显得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