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
北京大学举行的“耶鲁大学日”的活动，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温教授接受了北大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并发表了演讲。当他讲到耶鲁大学与中国的关系时，我马上想到早在150年前就有一位中国人从耶鲁大学毕业，那就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从容闳在耶鲁成为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到耶鲁校长莱温成为中国北大名誉博士，中美教育交流走过了整整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历程。
美国耶鲁大学创办于1701年，三百年来为美国和世界培养了不少领袖人物和杰出人才。美国最近三位总统布什父子和克林顿都出自耶鲁，而中国的“留学生之父”容闳和“铁路工程师之父”詹天佑也都是耶鲁大学毕业。
当年容闳在耶鲁刻苦攻读，英文论说连获两年头奖，因此为“校中师生异常器重”，但他十分谦虚，“未敢略存自满心”。他还在耶鲁勤工俭学，为学生团体采买伙食、管理图书，不但解决了经济困难，而且锻炼了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容闳1854年毕业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878年又被授予耶鲁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他在1854年回国后，经过十多年努力，终于推动清政府从1872年起陆续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容闳担任留美学生监督，精心指导，其中有詹天佑等20多人考入耶鲁大学深造。可惜清政府在保守派攻击下竟于1881年撤回全部留美学生。当时耶鲁校长朴德执笔上书中国总理衙门，却劝阻无效。中美教育史经历了许多困难曲折。
今天，中美文化教育交流进展迅速，如耶鲁大学正在进一步向国际性大学发展，招收了更多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外国留学生。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也积极开展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已与世界49个国家240多所大学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并招收了2000多名外国留学生。不少北大毕业生到美国耶鲁等大学留学。耶鲁及其他美国大学学生也来北大留学。北大还举行过“耶鲁日”、“哈佛日”等活动，成立了“北大耶鲁生物学联合研究中心”等机构，并进行了暑假交流学生计划，中美教育交流日益发展、前途光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
留美幼童成为中美友谊的使者
100年多年前，容闳和120名幼童留美开启了中国留学教育之先河，不仅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还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和理解，在美国民众中为中国树立了良好形象。
容闳和幼童在美国留学时，均居住在普通美国人家庭。他们彬彬有礼的言行举止展现了古老中国的传统美德，赢得当地民众的赞誉；在与他们接触的美国人眼中，他们是聪慧、勤奋、上进的。这些可以从当时媒体的报道以及幼童们的老师、同学、友人日后的回忆记中看出。他们的谦虚、友善和很强的适应性，使他们和当地美国民众建立起了长久的友谊，有些幼童与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保持了终生的通信往来。
与现在开放的中国不同，当时的中国，被迫开启国门不久，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民间往来有限。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主要通过传教士、商人和少数外交家的介绍，以及对华工的感性了解，难称全面。容闳和幼童的到来，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既新奇又真实。他们给美国民众提供了另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崭新的印象，在海外为中国人赢得了美誉。他们与美国人民之间建立的深厚友谊，至今使人难以忘怀，他们是友谊的使者。（国家博物馆展览二部研究员，郭幼安）
对近代教会教育影响深远
由容闳等人发起的近代幼童留美计划的中途夭折兆示着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命途多舛，对于这一事件本身及其直接影响，学界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对于这一事件与近代新式教育尤其是教会教育发展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实际上，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事件对许多教会人士的震动是相当大的。以林乐知为代表的一些教会教育工作者开始认真反思教会教育。他们认为教会学校要想融入中国社会必须认真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问题，针对当时普遍将教会学校视为传教工场、且偏重西学教育和英语的现状，强调首先必须使教会学校成为真正的教育机构。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他们试图平衡中学和西学的地位，改变以往倚轻倚重的弊端，实际上他们希望寻求一种能够培养中西兼通人才而且相对世俗化的教育模式。所有这些努力都与幼童留美事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且对后来教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卫清）
容闳为“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借鉴
在学习西学的近代历史上，容闳突破了林则徐、魏源、王韬、康梁的局限，也超越了洋务“中体西用”的框框，把学习西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不愧为中国留学教育之父、中国近代“科学兴国”、“教育救国”的卓越先驱。他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今天的“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汉才）
容闳改写留学教育历史
1847年，容闳赴美求学，最后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但容闳当时的感想，与其说以自己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自豪，还不如说是因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痛楚。这种痛楚是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沮丧和苦恼。他回国后的最大心愿，就是要使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像他一样出国留学，将西方的学术文化，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若干年后，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终于促成清政府同意选派官费留学生。120名幼童赴美，开启了近代中国官费留学先河。
20世纪初期，中国大多数人对本国的制度和文化已开始丧失信心，对西方文化由自卑而衍生出景仰之心。这种景仰很快转化为崇尚留洋归来的学子。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留学是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捷径，留学生是未来中国的救星。只要翻开那时的报刊书籍，这样的言论触目可见：“留学生者，20世纪最美之词也，新世界之主人翁也，强国之原素也。”“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20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最崇洋的时期，也是留学生地位最崇高的时期。那时，像胡适那样二十六七岁还没有正式拿到博士学位即可问鼎北大者，甚至傲视士林者，比比皆是。
论留学生的质量，五四以后的一代留学生堪称是真正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一代。在留学地域上，这一时期留学日本者虽仍很多，而留美、留欧者亦复不少；在留学专业上，比前两代留学生有较大拓展，不再集中和偏重于某一方面。在知识结构上，这一代留学生一方面秉承了丰厚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沐浴，与前两代留洋学子相比，他们的“西学”程度要深，而与以后几代留学生相比，他们的“国学”根基要厚。他们在蒙童时代受过严格的私塾书院教育，出国之后，又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西学”的训练。故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五四以后的一代留学生担当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角色。
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留学教育已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随着国内新式教育的逐步发展，出国留学生的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出国留学生多数能直接插入国外大学高年级或考入研究院学习，而且大多学有专攻，获得国外硕士、博士学位者颇不乏人。
与改革开放最初数年相比，当今中国的留学教育政策已日趋规范化、法制化。上世纪80年代曾经躁动和席卷中国大地的出国留学热潮，逐渐呈现出淡化和冷化的趋势。这表明当代中国的留学教育在经过20余年的摸索和实践后，已日趋成熟并导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步入21世纪后，人类接受教育的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扩展，不仅高等教育日趋国际化，甚至中等和初等教育也将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随着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日益便捷，教育的地域界限日趋模糊和淡化，在那时，人们将以一种平常心看待出国留学，也会以一种平常心看待回国留学生。出国留学如同在国内异地求学一样，留学生也不再是奇货可居，或需要采取特殊政策吸引回国。当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留学人员的作用不会是一如既往地增大，而可能是逐渐缩小。到那时，出国留过学的人与在国内受教育的人相比，只是一种受教育的地域背景不同，而不会是知识能力的差异。
当一个国家不再过分仰赖留学回国人员，不再需要对回国学子采取种种优惠特殊政策的时候，才是其真正独立富强的时候。到那时，中国也许有望由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遣国，转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接受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奇生）
（所有学者观点来源于纪念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50周年暨《容闳与科教兴国》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