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收到一份珍贵的文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捐赠者就是夏征农。夏征农曾经说过：“鲁迅先生是我一向敬仰的人，他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夏征农深情地回忆说：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他辗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读书，师从陈望道教授。有位朋友要他多读些新文学书，并着重推荐了鲁迅著作。从此，他就一直如饥似渴地读着鲁迅著作，尤其是鲁迅杂文。当时，在夏征农和他的同学中，形成了一股“鲁迅热”，有的同学甚至学鲁迅的笔调也写起杂感来了。1927年秋冬之交，鲁迅到上海后，曾应陈望道之邀，在复旦大学作过一次讲演。夏征农目睹了鲁迅音容笑貌，因此更钟情于杂文写作了，他初期的杂文《所谓“民众剧”》等，便是这样写出来的。
1930年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1933年初，夏征农加入“左联”，这样夏征农便开始了直接与鲁迅的交往，并与鲁迅建立了通信关系。据《鲁迅日记》记载，夏征农与鲁迅通信总共有10多次，最频繁的时期是1934年冬，当时夏征农参与编辑杂文刊物《太白》，经常向鲁迅约稿。每月平均有两次通信。鲁迅是《太白》的台柱，几乎是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比如《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名人与名言》、《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名篇，就发表在《太白》上。可惜的是，他当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形势非常险恶，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因而未能把鲁迅的书信保存下来。
夏征农与鲁迅直接会面是在1935年8月21日。当时由《太白》主编陈望道邀请鲁迅吃晚饭，夏征农作为《太白》的编辑作陪。那天的《鲁迅日记》记载：“21日，昙，午得明甫信。得黄士英信。午后雨一阵。晚仲方来，少坐同往大雅楼夜饭，应望道之邀也，同席共9人。”
夏征农两眼望着窗外翠绿的乔木，深情地回忆说：“那天傍晚，因为午后刚下过一阵雨，天气格外清朗，白天的暑热一扫而空。当时，我虽然跟鲁迅先生没有多谈话，但他的每句话，都是诚恳的、切实的。他的面貌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庄严。坚定的脸上，充满着温暖。他说话时，常常带着微笑。他健谈，在几个钟点内，几乎是没有停止，无论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有兴趣，都能和他的文章一样，使你听了感到又甜又辣。这次会面，使我有了这样一个感想，认为鲁迅先生十分可亲……”
1935年秋，夏征农随陈望道赴广西桂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36年3月27日，他曾给鲁迅写过一封信，鲁迅收到后，按《日记》所云“即复”。笔者查核《鲁迅日记》，夏征农写给鲁迅表示“爱戴的诚意”的最后一封信，是1936年8月15日，在鲁迅逝世前两个多月。
鲁迅逝世后，夏征农曾约请几位相知的同志，拟定题目，分别撰写专文，他将此辑整理成《鲁迅研究》一书出版。在夏征农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中，共收集11篇文章，其余9篇对鲁迅思想从多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抗战以后，夏征农随军辗转各地。1938年，他从南昌到皖南新四军。经历了“皖南事变”后，他到达苏北，后来又到胶东、大连、安东等地。建国后，又被下放至农村，“文革”中被关进监狱等等。然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部《鲁迅全集》总是陪伴在他身边。战争年代，情况危急时，他把它藏在老乡家里。有些人知道夏征农有这部《鲁迅全集》，想借来看看。他很“小气”：不借。他说：“鲁迅先生是我一生敬仰的人，他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直到2005年，考虑到自己百年后的事，把它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他说：“这是最好的归宿，也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夏征农动情地说：“虽然我与鲁迅先生直接交往、面谈的机会不多，但我开展革命文学，团结文艺界进步人士等党的工作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与鲁迅的交往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回忆，无论是做文还是做人，我都深受教益，以至我后来经历磨难，我都能经受住考验。鲁迅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