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周家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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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失和原因,猜,猜,猜 (1)

问他和他,你们究竟为何失和?他不说,他不答。他不申辩,他不辩解。

不说,不说,就是不说,再怎么胁迫利诱、刑讯逼供,誓死不吐一个字。

因为当事人的不说,使得外人的想象力空前膨胀,猜测多多。

甲说,有一次,鲁迅私拆了周作人的一封信,周作人翻脸,斥责鲁迅干涉他的通信自由、侵犯了他的隐私。两人从此失和。

为这事儿,顶多吵几句嘴而已,绝不至于闹到又打又骂的地步,而且还把弟媳妇牵扯进来。事实上,他们兄弟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有时朋友写信来,是给两个人的,收信人或周树人或周作人,这时,他们谁都可以拆开看,不存在“偷看别人的信件是不道德”的问题。

乙说,由于日本医生山本的误诊,造成周作人的儿子病亡。他一气之下,在由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报纸《顺天时报》上发文斥责抵毁山本,引致和山本关系甚好的鲁迅的不满。两人从此失和。

周作人没死过儿子,只死过一个叫若子的女儿,而且还是兄弟失和多年后的1929年死的。

丙说,他听鲁老太太鲁瑞讲过,鲁迅对信子有意见,原因是他看不惯信子讲排场、乱花钱,弄得家里常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向人借钱。他对信子提出批评,信子被批评了,不高兴。自己老婆被指责,周作人也不高兴,对大哥心生不满。两人从此失和。

丁说,鲁迅在他面前发过牢骚,说曾规劝过周作人,让他花钱节省一点,要时时想着将来,不要进一个花一个,信子尤甚。周作人和信子对鲁迅的规劝心生不满。两人从此失和。

戊说,周作人老婆说,鲁迅在他们夫妻的卧室窗下听窗。周作人知道后,大怒。两人从此失和。

己说,鲁迅偷窥信子洗澡,被信子发现了。信子告诉了老公。周作人大光其火。两人从此失和。

庚说,有一阵子,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一天,鲁迅代周作人拿到一笔稿费,急忙给信子送去,被信子说成他要非礼她。后来,周作人知道了,不气信子胡说,反信大哥真的欲行不轨。从此两人失和。

辛说,信子多次提出想把日本的父母接到北京来,鲁迅不答应。信子很恼火,痛恨鲁迅。周作人一向怕老婆,是“妻管严”俱乐部的代表。他听信子话,也恨鲁迅。两人从此失和。

壬说,信子一直想独霸八道湾,她先赶走了小叔周建人,然后施计也把鲁迅赶走。她的“计”,使兄弟两人从此失和。

一目了然。

列举和梳理以后可以发现,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羽太信子;集中在两个方面:经济、不敬。

对于经济问题,周建人的证词最详尽:“信子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照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哪怕一点小病,也请外国医生。”(《鲁迅和周作人》)

这不像是在作证,倒更像是怒斥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

鉴于这番话是在数十年以后周作人早已被定性为“汉奸”、鲁迅被树为“旗帜”的情况下说的,作为证词,从法律层面上说,它的证明力不免有所降低。

周家佣人多,的确是事实,但都怪罪于信子,那就有点儿仗着中国人多又有话语权而欺负孤立的日本人(信子)的意思了。

鲁迅早在一个人独居北京绍兴会馆时,身边就有仆人。一个人的生活,会有多少杂事?无非烧个饭、扫个地、洗个衣而已。你可以说,男人嘛,哪会做这些?问题是,那时的他,那时的周家,经济远没有像八道湾时那么宽裕。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请仆人,你可以说生活需要,难道不也可以说贪图舒适、不爱劳动?

后来,周作人一家搬来了北京,鲁迅把他们先安顿在会馆附近的一个住处,又把他的那个仆人借调过来伺候他们。全家迁居八道湾后,那个仆人很自然地成了八道湾元老级佣工。周丰一后来回忆说:“因为他做惯了,用个生人总比不上用熟人,因此他照常在我家做事。”

一个仆人不够,又请一个。当然还不止他二人,还有一个话说得不清楚的老西儿(又称胖子),一个厨子、一两个车夫,当然,也走马灯似的换。

这些可都是周家人自己说的。周丰一特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家的仆人》(写于1936年10月,初刊于103期的《论语》杂志)。文章开头这样交代:“‘仆人老妈最难用。’我好像听见谁这样说过。真的,老妈难使唤,仆人更难,我现在不嫌麻烦,把我家的一笔仆人总账开了出来。”

能不能这么说,用仆人,是周家的传统,不是信子的发明。

许广平也曾有过类似的证言,她说鲁迅曾告诉她,他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他们一家人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不节约,所以钱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他就想,“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拉走的呢”。(许广平《所谓兄弟》)

鉴于许广平直系亲属的身份,她的这番回忆,作为证词,还是从法律层面说,它的证明力不免也较弱。

那么,经济问题究竟存不存在?

想一个吃喝穿戴柴米油盐的家,上有老下有小,中国人日本人联姻,成员中有人挣钱、有人不挣钱;有人挣得多花得少,有人挣得少花得多,彼此生活习惯不同,生活方式相异而发生矛盾产生经济问题,并不奇怪。

信子当家,不像鲁瑞当家那么节俭,可能。鲁迅有怨言,对信子提出过批评,也可能。信子因此对鲁迅有所不满,心存怨怼,更可能。时间一长,便就积了怨。

在鲁迅看来,他辛苦挣钱,每一个钢镚里都能挤出他的汗,而信子却大手大脚践踏他的勤和苦,毫不留情。他不能容忍。

在信子看来,你们既然让我来当家,家庭生活的一切就应该都由我安排,而不是一边叫我当家,一边又想限制我。再说了,就算我有点儿大手大脚,又怎么样,我是想让大家过得舒服些,不好么。又不是经济拮据,没有这个条件。何况我用的又不全是你鲁迅的钱,我丈夫也挣钱呀。

说不通。

生活态度不一样,消费观念不一样,怎么能说得通。说不通,就矛盾了。矛盾时间长了,深了,就彼此碍眼;碍眼时间长了,深了,就仇恨。

在兄弟失和前,鲁迅和信子似乎已不和。

当家的信子把管家的任务交给齐坤,齐管家中饱私囊,有一次悄悄把顺手牵羊来的食物从墙头递出去,被鲁迅看见了。鲁迅认为这是当家的在管理上出了问题,就向信子提意见。信子像自己被捉了赃,恼羞成怒,斥责齐坤,却不是斥责他私贪,而是怪他做事太大意,为什么不小心谨慎一点儿而被鲁迅抓了个现行。

鲁迅自己没孩子,一直很疼爱侄儿们。他被信子讨厌后,连跟侄儿游戏的资格也被剥夺了。信子明确向孩子们宣布,以后不准跟大爹玩,让他这个孤老头儿冷清死;也不准再吃他买的零食,让他自个儿吃去。

关于鲁迅和信子的矛盾,了解到的也就这些。太简单?对,只是只字片语,只是麟爪皮毛。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而且很多。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难断的便是家内部潜藏着的外人难知的种种隐秘。

即便两人因家庭经济发生矛盾,也不至于闹到兄弟几乎大打出手反目为仇的地步。关键的关键,两人对失和原因讳莫如深,更令人生疑。

外人猜猜猜,都不足以全盘采信,唯有当事人自己的如实陈述,才能作为铁证。但是,他们都不肯说。显然不可能只是经济问题。为钱吵架相殴,虽然有伤清高的知识分子的面子,但不会羞耻屈辱到难以启齿。于是,“不敬”或“调戏”的传说张牙舞爪于世人面前。

从“打架”那天,信子“多秽语”中,可见端倪。

大家都已知道,鲁迅的行为:事情发生后,不挖地三尺地问真相,不穷追猛打地讨说法,反而貌似心虚地走得匆匆。真的是心痛到无话可说,气愤到懒得理论的地步吗?他是谁?鲁迅!他从来不是一个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委屈求全的人。难道他在面对家务事时遵循的是另一番处事原则?

周作人呢,他表面上一再声言“不辩解”,却又不时找机会话里有话地含沙射影地向外界透露一点,一点。